从钟表到电视

    魏宁

    教育信息化需要哲学吗？从积极的意义上讲，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哲学首先意味着反思，如技术哲学——一个重要的哲学分支，就一直试图对技术及其应用进行系统的反思。面对历史上每一次出现的新技术，技术哲学家们始终都保持着天然的警觉。

    这样的反思给了我们看待技术的一种全新视角，让我们在为每一种新技术喝彩的同时，也能对这种技术的局限性有所了解，对过度使用它们带来的负面效应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们先来看一种习以为常的技术工具——钟表。当提起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时，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蒸汽机。但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却一语惊人：“工业时代的核心技术是钟表，而不是蒸汽机。”更准确地说，工业时代的核心技术是那种日渐精确化的钟表——从16世纪只能每15分钟计时到19世纪出现秒针，钟表作为时间机器塑造了工业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

    在钟表出现以前，时间单纯由自然规律支配，如农民的生活节奏完全取决于农作物的种植周期。而钟表则把时间切分为更加精细化的单元，这造就了现代生活的快节奏、高精度。同时，它也在提醒我们，如果过分强调這一面，有可能本末倒置——本应是生活决定时间，结果却变成了时间决定生活。

    今天的信息技术工具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更为精确的钟表的角色，它同样决定着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方式，如疫情期间的每日打卡学习。打卡本应是学习结果的自然呈现，但如果过度、强制采用，就可能变成为了打卡而学习。本应是学习结果的打卡，却异化为学习的目的，这让很多学生、家长不厌其烦，以至于教育部一再下发文件，严禁要求学生每天上网打卡。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电视，当人们为电视进入寻常百姓家欢呼的时候，犹太裔技术哲学家京特·安德斯却给我们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在电视出现之前，一个家庭的聚会中心是圆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彼此之间有充分的时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电视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一家人由团团围坐改为并排坐在沙发或椅子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虽仍然很近，但所有人都盯着电视屏幕，彼此之间反而没有了交流。安德斯认为，正是电视的出现，把人们变成了“大众隐居者”——虽然身处人群之中，却像是一个个离群索居者。

    如果安德斯生活在当代，恐怕将更加坚定自己的观点。因为，今天“手机一族”们的景象只会更加夸张，在公共场合中，在交通工具上，随处可见一排排或站或坐的人们，齐刷刷地低头盯着手机，不时用手翻动着屏幕，虽然人与人的距离很近，但每个人似乎又都“隐居”于人群之中。

    今天，在数字土著中，又有多少这样的“大众隐居者”呢？教师们又该如何面对那些由此产生的不善于表达自己观点、不会与他人合作的学生呢？让今天的数字土著们在现实世界中也有同样出色的表现，显然考验着教师们的教育智慧。

    诗人西川曾说过：“所有没有被消化掉的问题全是当代问题，不论它在什么时候被提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技术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反思，不管他们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时针对的是钟表还是电视，对今天的教育信息化而言无疑都是鲜活而且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