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史家苏米特·萨卡尔的社会史观及其对“底层研究”转向的批评

    谢进东

    提 要：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于印度史学界的“底层研究”，在80年代末发生了后现代转向。作为“底层研究”团体早期重要成员的苏米特·萨卡尔对这种转向提出了批评，并退出了该团体。萨卡尔之所以积极参与前期“底层研究”，是因为这种研究与他自己注重“自下而上”来看历史、重视不脱离语境的历史细节研究、强调具体的研究对象与社会关系之间相互诠释的社会史观相契合。相应地，萨卡尔对后期底层研究的批评，主要是由于这种研究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影响下，抛弃了对具体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必要寻求，未能将研究对象与具体语境结合起来，在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过程中走向了纯粹的文化主义，忽略了对底层反抗运动的研究。此外，萨卡尔还对后期“底层研究”因受后殖民主义影响而表现出来的“殖民主义话语”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将后现代主义与启蒙理性对立起来，坚守启蒙理性立场，反对后现代主义对“底层研究”的侵蚀。虽然萨卡尔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但是他的社会史观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关键词：萨卡尔；底层研究；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

    “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是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于印度史学界的一个以下层民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热潮。1推动这一热潮的学术团体之核心人物主要有：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大卫·哈迪曼（David Hardiman）、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贾南拉德·潘迪（Gyanendra Pandey）、沙希德·阿明（Shahid Amin）、吉安·普拉卡什（Gyan Prakash）等。2这一学术团体将其相关研究集结成《底层研究》系列论文集，自古哈编辑第1卷于198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起，至2005年出版第12卷止，持续了长达23年的时间。其中，萨卡尔撰写的《底层战斗的条件和性质——从抵制英货运动到不合作运动的孟加拉，1905-1922》（“The Conditions and Nature of Subaltern Militancy： Bengal from Swadeshi to Non-Co-operation， c. 1905-22”）和《毗扎玛普热的卡尔基-阿瓦达——20世纪早期孟加拉的一个乡村丑闻》（“The Kalki-Avatar of Bikrampur： A Village Scandal in Early-Twentieth Century Bengal”），分别收录在《底层研究》的第3和第6卷（1984、1989年）中。

    自1989年《底层研究》第6卷出版后，底层研究因逐渐受到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话语的强烈影响而发生明显的转向。以此转向为界，底层研究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由古哈担任《底层研究》前6卷主编；后期改由帕沙·查特吉、贾南拉德·潘迪、大卫·阿诺德、大卫·哈迪曼、沙希德·阿明、迪佩什·查卡拉巴提、吉安·普拉卡什等轮流担任后来各卷主编。针对这一转向，萨卡尔提出了尖锐批评，并退出了底层研究团体。对此，中国学者张旭鹏和萨卡尔的弟子苏普里娅·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都曾做过论说。张旭鹏指出：“庶民研究在1990年之后的转变……造成了研究者内部的分裂。苏米特·萨卡尔，这位庶民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就指责庶民研究从社会史转向了文化史，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距其最初的立场渐行渐远。萨卡尔因此退出了庶民研究小组。”1穆赫吉也提及：“苏米特·萨卡尔是这个团体最早的成员，但是当这个团体转向后现代主义之时，他离开了。”2萨卡尔为何对转向后的“底层研究”提出批评并脱离了底层研究团体？这一现象表现出印度史学研究怎样的动向？本文从萨卡尔所持守的社会史观与“底层研究”前、后期学术旨趣的合离，来解答这些问题。

    一、前期底层研究与萨卡尔社会史观的契合

    印度在18世纪中期以前，并不注重记录历史，此后形成的系统化印度历史叙述主要是由英国殖民者以及反抗殖民的印度民族精英书写的。无论殖民主义者还是本民族精英构成的民族主义者，在叙述印度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时，都忽略了印度社会底层在其中的作用。古哈曾指出了印度史学中的这种精英主义偏见：“印度民族主义史学长期被精英主义所主宰，包括殖民主义的精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精英主义”；“这两种形式的精英主义，都同样具有这样一种偏见，即把印度民族形成以及在此过程中渗透着的意识——民族主义——的发展，完全或主要归结为精英主义者的成就。在殖民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的史学中，这些成就被认为是英国殖民统治者、管理者，及其政策、制度和文化的产物；在民族主义者和新民族主义者的史学著作中，这些成就被认为是印度的精英人物，及其制度、活动和思想的产物。”3古哈的言论恰好表明，印度底层研究的兴起，就是旨在反对和解构这类精英主义的印度史叙述，发现“底层”的存在、声音及其在近代印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解构的性质，从“底层”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看出。古哈对“底层”做了这样的界定：“作为一个总称，它主要指南亚社会中居于从属地位的下层民众，无论它是以阶级、种姓、年龄、性别和职位的术语来表达，还是通过其他任何方式来表达。”4

    具体而言，印度的底层研究在解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式的精英主义史学时，注重探寻现代印度历史编纂中被遮蔽在“经济主义假设”背后的“底层自主性”。对此，萨卡尔曾评论道：“古哈在底层研究早期的相关论文中，把这项新倡议的初衷定位为纠正此类假设和偏见。由此，古哈和其他研究者指出，殖民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在对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中，对经济压力和领导者的上层动员二者的结合做了过度解释。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在殖民主义史学中被描绘得善于巧妙处理各种关系，在民族主义史学中被描述成是富有理想和魅力的。相应地，关于农民和劳工运动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经济状况和左翼组织、思想体系方面。而新趋向的底层研究，将试图探寻被忽略的普通或下层民众在行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自主性问题。”1

    在萨卡尔看来，底层研究对“底层自主性”的寻求，是在以汤普森（E. P. Thompson）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观激发下产生的。他指出，汤普森在1976至1977年间访问印度时，在印度历史学会所做的一系列演讲，不仅激励了印度的社会史教学与研究，而且构成底层研究兴起的直接推动力。2这种推动力可以从古哈关于“底层”一词的运用中看出。古哈经常使用“底层”一词的方式，与汤普森在其关于18世纪英国的著作中运用“平民”（plebeian）这一术语的方式一样。3

    萨卡尔认为，汤普森的社会史运用“平民”这一概念，是对以“阶级”为核心、以经济简约主义（economic reductionism）为特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突破，特别是当将之运用于考察前资本主义社会时更是这样。在萨卡尔看来，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仍然处在前资本主义状况下，那时阶级形成尚未完成。所以，用“底层”概念来考察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历史，有助于避免掉进经济简约论的陷阱，同时又能保留对统治和剥削关系的必要强调。4而且，“底层”概念“能够被用于准确地描述统治与从属的基本权力关系——这些关系都是跨领域，涉及种姓、性别以及阶级之间差别的。”5

    萨卡尔将社会史理解为一种方法上的创新，而并不只是研究对象取向的变化。他指出：把下层阶层的抵抗当作“社会的”而把精英阶层的活动限定为“政治的”这种方法，不仅是无益的，也是不合逻辑的。社会史不可能有一个单独的从“经济的”或“政治的”分离开的领域。6社会史的独特之处，在于运用综合的视角体现出总体史的研究旨趣，而这种“综合”的、“总体”的社会史方法，受到了人类学的直接影响，是“通过与人类学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而发展起来的”；“人类学家用‘文化来指代‘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它是通过田野工作揭示出来的连锁机构（interlocking institutions）、习俗、价值观念和神话的综合体……总体合成的视角比传统的历史书写达到了更接近真实历史的整体效果。”7人类学特别注重对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文化符号和结构关系进行研究。萨卡尔意识到，受人类学影响的社会史，倾向于将传统上被视为无意识的、无意义的行为和信仰，作为有效的人类经验来进行分析。同时他也注意到，这样一种社会史研究方式，应避免使对某个局部的研究脱离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过程，否则就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新的古文物研究性的描绘。萨卡尔对将某一局部的研究与政治、经济关系和结构结合起来考察的社会史研究取径满怀信心，认为这种研究有助于揭示“看似孤立存在的那些最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实际上是受更大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也有助于让历史更加贴近其作者或读者，加深今人的批判性意识。1

    萨卡尔所认同并倡导的这种社会史方法，即基于总体史的视角，在不脱离社会基本结构关系框架前提下，通过挖掘以前被人们忽视的历史细节，以互动的方式来解释历史话语和社会结构关系的方法，在前期底层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萨卡尔认为，沙希德·阿明有关“甘地神力”（“Gandhis miracle-working powers”）传闻的分析，2古哈的《钱德拉之死》（“Chandras Death”），3萨卡尔本人关于一个不寻常的乡村丑闻的文章，4贾南拉德·潘迪的一篇通过一个小镇的绅士纪事和一位织工的日记来探寻地方记忆的文章等，5都是对社会底层某个历史细节的研究。这些研究，都特别强调语境，注重把具体的研究对象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考察，以达到相互诠释的目的。萨卡尔以《钱德拉之死》为例指出，该文通过社会中的细节场面来探讨种姓制度、父权制、阶级和殖民统治间的一般关系，避免了纯粹宏观史学经常传达的无人情味和抽象的分析，通过对一位被强制堕胎的低种姓妇女死亡事件的研究，揭示了“社区”（community）内部的冲突和剥削关系。6

    由上可见，萨卡尔的社会史观主要包括下述内涵：社会史是在人类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体现了“总体史”之综合视角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注重“自下而上”来看历史，着重研究社会底层那些为人们所忽略的历史细节，但对这类细节的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语境。社会史是一种增强历史批判意识的方式，它通过在社会结构和关系中考察历史细节，加深人们对历史话语的认识和对社会关系的理解。

    前期底层研究的取径与萨卡尔的社会史观高度契合，但是这种契合关系由于后期底层研究发生转向而被打破。转向后的底层研究，倾向于文化史或文化批评研究，与萨卡尔的社会史观念渐行渐远。

    二、萨卡尔对底层研究后期转向的批评

    以印度社会下层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底层研究，在1989年后逐渐发生转向。萨卡尔将这一转向，称之为从社会史到文化研究的转变，认为它是伴随着多种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情绪对无论是正统的还是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替代而发生的。7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一转向还与当时印度下层民众社会变革努力的失利有关。8这一转向导致的研究对象变化可以通过一组数据表示出来：《底层研究》第1卷和第2卷共14篇文章，都是关于印度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包括农民、部落成员和偶尔提及的工人。与之相对的是，第7、8卷总共12篇文章中，只有4篇涉及底层群体。这表明，在1989年以后，底层研究逐渐背离了其最初以“底层”为中心的研究旨趣。萨卡尔认为，转向后的“底层研究”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影响下，放弃了前期研究社会底层的任务，而将研究目标集中在批判西方殖民权力知识和内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这种转向，与萨卡尔的社会史观发生了偏离，其具体含义可以归纳为4点。

    其一，后期底层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把对前期底层研究的本质主义倾向的追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结合起来。于是，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必要寻求被当作不必要的经济简约主义予以抛弃了，这使得底层研究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和社会关系。萨卡尔指出：底层研究在追求底层自主性的过程中，有把“底层”和“自主性”概念本质化的趋向，并或多或少地赋予这些概念以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普适性的意义与特质。这类天真的本质主义、目的论倾向，被后现代主义者归罪于马克思主义的残渣。1于是，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一种欧洲中心主义而受到谴责。“进一步寻求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做法被看作是不必要的经济主义论和遭受挫败的马克思主义的回响……激进的左翼社会史，崩塌成文化研究和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批评，我们也就从汤普森转移到了福柯，甚至萨义德。”2

    其二，后期底层研究因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将历史“碎片”化的基础上，以社区暴力作为研究场域，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世俗知识分子（secular intellectuals）将社区暴力与社会经济、政治语境结合起来的做法。这种分析架构脱离了具体语境，使得社区暴力成为抽象的概念。萨卡尔以贾南拉德·潘迪所写的《捍卫碎片》（“In Defence of the Fragment”）3和《关于他者的文章》（“The Prose of Otherness”）4为例，认为这些研究把社区暴力作为一个“碎片”概念，试图利用它来反对“宏大叙事”，为此而将世俗知识分子把社区骚乱和社会经济、政治语境结合起来的努力贴上经济主义的标签——因为这种研究给情绪、情感和感知问题的空间很小，而将重点放在“土地和财产”上。但是，潘迪所采用的分析架构只容纳了作为碎片的关于“暴力”和“创伤”的痛苦沉思。而这种“暴力”与“创伤”本身因为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实际上变成了抽象的一般概念和通常意义上的“暴力”。5在萨卡尔看来，“碎片”和“社区”，对于底层研究而言，都具有重要价值，但潘迪在前期所做的以一个小镇的绅士纪事和一位织工的日记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强调语境，而其在后期所做的关于社区暴力的文章则脱离了具体语境，只做关于“碎片”的孤立性思考。6

    其三，后期底层研究运用后殖民主义话语批判殖民主义、指责欧洲中心主义，使得粗俗的经济简约论易于复苏，并且走向了纯粹的文化主义，这对社会史是有害的。萨卡尔指出，除了霍布斯鲍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都承认很少撰写有关大帝国的文章，因而缺乏对欧洲学术、文学与殖民主义的合谋关系的揭露。7这样一种缺席，有助于解释从汤普森到福柯、爱德华·萨义德的变化。底层研究在其后殖民转向中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使得粗俗的经济简约论因得以再次被当作正当的理论来加以运用而重新复活，并使所有“西方的”以及所有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都因其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而受到攻击。迄今为止，转向后的底层研究并没有增加什么来丰富对当代跨国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解，而是通过没完没了地引述麦考莱和至少在印度已经熟悉得令人生厌的英语教育话语来表述体现19世纪西方文化霸权的宏大叙事。从阶级和生产方式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定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已被集中关注种族和文化的研究所取代了。1底层研究的这种后殖民转向，意味着萨义德主义已经替代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转变的结果是，“现代性”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结构，成为首要的争论目标，“社会”也随之坍塌成为狭窄的知识话语。2

    其四，后期底层研究，坚持文化主义并抛弃启蒙传统，导致其忽略了对底层反抗运动的研究。萨卡尔指出：与后期底层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假设和价值观之传播，非常不利于展开关于政治斗争运动的研究，基本忽略了左翼和有组织的反种姓运动的历史。印度近年出现了一些革新运动，如保卫公民和民主权利、女权主义、生态抗议等运动，以及废除童婚的社会改革。但是，关于这些发展的有意义的理解都被后期底层研究的文化主义和对启蒙传统的抛弃所削弱了。这是因为，文化主义拒绝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公民、民主、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等观念都在将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整体而予以抛弃的语境中被去合法化了。3底层反抗运动的研究，是萨卡尔所理解的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却在文化主义影响下被忽略了。

    如此看来，在萨卡尔眼中，受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影响的后期底层研究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过程中，抛弃了对具体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必要寻求；在反对宏大叙事的过程中，未能将具体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经济、政治语境结合起来，而是只做关于“碎片”的孤立性思考；在批判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过程中，走向了纯粹的文化主义，因而又忽略了对底层反抗运动的研究。所有这些，都偏离了萨卡尔的社会史观念。正是这种偏离，使得萨卡尔对后期底层研究提出了批评，并且退出了该研究团体。

    三、萨卡尔对后期底层研究中“殖民主义话语”的批评

    对于萨卡尔而言，受到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后期底层研究，在具体研究中比前期底层研究更大程度上被殖民主义话语所左右，表现出明显的“殖民性”特征。萨卡尔就此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批评。

    首先，后期底层研究，以单一化的话语形式，将研究的所有问题都归结成为“西方殖民文化统治问题”，导致一些沿着其他方法本来可以展开的研究被边缘化，也使理论分析的框架简单化，难以发掘历史文本的丰富内涵。萨卡尔看到，后期底层研究鼓励将所有的历史现象都折叠成单一的西方殖民文化统治问题。很多沿着其他方法可以继续研究的问题，比如经济的重大进展、环境变迁、司法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因为不便采用殖民主义话语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4将所有问题都转化成“西方殖民文化统治问题”的做法，还会使研究的分析框架简单化，使得学者很难将不同种类的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也很难揭示许多历史文本多侧面的、模糊的含义。1在萨卡尔看来，这些问题基本不是由作者的能力或研究品质不足造成的，而是由这种限制性的分析框架所导致的。

    其次，后期底层研究，以一种新的东方主义二元论方式，导致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而且使得民族主义者为消除“殖民差异”而参与了西方的殖民主义方案，最后落入殖民主义的圈套。萨卡尔以查特吉为例进行论说。他指出，查特吉用于精英和底层不同领域的专门术语将统治与自治分离，因而无法展开结构性的内在批判。如果将统治视为不可抗拒的，自治也就成为了一种虚幻。后期底层研究已经在“衍生话语”、本土“社区”、“碎片”三个核心语词之间迷失。2帕沙·查特吉的《民族及其碎片》（“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即是后期底层研究的一个缩影，它以一种新的东方主义的西方—东方、物质—精神二元论话语，消解了殖民地自治或代理机构的主体性批评。后期底层研究以其表述的这种二分状态告诉人们，民族主义者保持或创造着一个他们自己的关于文学、艺术、教育、家庭生活，以及宗教的自治世界，同时又在物质层面从属于西方。于是，民族主义者试图消除“殖民差异”的努力，就实际上被吸引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西方殖民主义方案之中，所有挑战殖民统治的努力，都成为从属性的标记。3

    受后殖民主义影响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殖民主义话语”，确实给印度后期底层研究带来了严重后果。许多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在践行“殖民话语分析”的底层研究中，将甘地这样的标志性人物、殖民地时期的精英民族主义者再次变成历史书写的中心，而早期底层研究的主旨之一正是从片面强调这类精英主义事项的研究传统中摆脱出来。萨卡尔因而做出判断：后期底层研究走进了一个死胡同。4以社会史研究形态出现的底层研究，初衷就带有反殖民主义的目的，但却最终为“殖民主义话语”所控制，根本原因是后期底层研究缺乏对殖民主义的深入批评。所以萨卡尔主张：坚持反殖民主义目的的印度社会史，不应回避或拖延“对局部构造的内部矛盾做辩证研究”。5

    底层研究所以“走进了死胡同”，与其最初的方法论缺陷也有一定关联。帕蒂（Biswamoy Pati）就曾指出：底层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方法论问题，即过分强调民众的自主性，忽视阶级—结构之内的矛盾和相互作用。萨卡尔承认他自己也曾使用“精英”和“底层”的二元论划分法。6而且，体现“底层自主性”的历史文本材料并不充足。用吉安·普拉卡什的话说，就是印度农民并没有留下可供后人恢复他们声音的原始资料和历史文献。7贾南拉德·潘迪也说过：“印度殖民地的历史一般是按照英国官方记载写成的，原因很简单：非官方的资料来源很少，也不容易得到。”8维那·达斯（Veena Das）亦曾指出，关于庶民反抗的资料，都是统治者记录下来并被其利用过了。9底层研究的这种先天缺陷，不仅造成了“底层自主性”寻求的困难，也为后现代主义理论侵入底层研究创造了条件。

    结 语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史学界的底层研究，最初旨在通过强调语境、注重“整体”的视角、“自下而上”来看历史的社会史观念与方法，去寻求和恢复底层的“自主性”，重建带有“底层”声音的印度近代史。不过，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影响下，底层研究的这种社会史取径，逐渐被批评西方殖民“权力知识”和“文化霸权”的文化研究所取代。社会史遭遇了文化史的冲击，研究对象也从社会“底层”转到了精英“文化”和霸权“话语”。

    萨卡尔与后期底层研究在研究立场和价值取向方面有根本的差异。萨卡尔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一种严守启蒙理性传统的姿态，来恢复和寻求“底层的自主性”，因而对后期底层研究运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工具将“从属性”作为基本话语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批判。萨卡尔是一位启蒙理性的卫护者，他的社会史研究植根于这一理性传统。他认为在现今的印度，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或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都是危险的。理由是：欧洲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世纪之交对启蒙理性的偏离；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潮流，会弱化知识分子对极端主义思想的抵抗。1稍具理论自觉和反省意识的人都会明白，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危险的，但严守启蒙理性而不加省思，同样不可取。启蒙理性蕴含的西欧中心主义、单线进步发展观和历史目的论等倾向，都应该得到深刻反省。萨卡尔将启蒙理性与后现代主义严格对立起来，未能看到后现代主义在反思启蒙理性中提出的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班纳吉（Prathama Banerjee）曾评论道：萨卡尔只是扼要地表述及用讽刺性手法描述后现代主义，而没有完成对后现代主义的透彻分析。2

    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具有理论反思的特质，它会给囿于现代性思维的历史研究者带来许多“洞见”，但同时，它确实也隐含着不易察觉的“不见”。当下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虽然没有像印度底层研究那样遭受精英文化和霸权话语的冲击，但也还是需要提防伴随后现代主义而来的解构“整体”、“碎片化”和泛“文化主义”的困扰。对此，印度底层研究的后期转向及其境遇已提供了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