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对台湾广播的功能演进

     马阳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台湾广播一方面坚持政治导向,另一方面又适应不同的时代要求,表现出应时性功能突出、多功能并举的特征。对台湾广播既是两岸关系的见证者,更是海峡历史的记录者。本文从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发展变化、媒介环境和受众需求日趋多元的背景下对台湾广播的功能演进,论述对台湾广播的时代进化,认为对台湾广播已经从舆论宣传工具演变为推进两岸沟通交流的融合剂和加速器,成为增进中华民族大家庭认同的桥梁、促进国家统一的助推器。

    【关键词】对台湾广播 功能演进 角色转变

    【中图分类号】G221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旗舰的对台湾广播,突破了台湾海峡的地理阻隔与意识形态的人为封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唯一能够进入台湾岛内的传媒。随着台海局势的起落及媒体格局的迭代,对台湾广播也处在不断调整中,逐渐从单一的政治宣传工具变为兼具政策宣传、信息中转、情感交流与认同建构等多种功能的传播媒体,并在两岸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空中桥梁作用。

    一、宣传扩音器:军事对峙中的宣传动员(1949~1977年)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海峡两岸形成了分离对峙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大陆对台湾广播陆续开办。

    194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办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台率先开始对台湾广播,史称“大陆对台湾广播的第一声”。其他地方电台如福州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转播此节目。1950年4月1日,与“上海电台一台”一套班子的华东人民广播电台继续对台湾广播,并在普通话之外加入台湾“乡音”(即闽南话)进行播音。随着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福建成为对台湾广播的前沿阵地,福建人民广播电台于1950年8月1日开办《对台湾广播》,该节目依据“立足本省,报道全国,面向台、澎、金、马广播的编辑方针”筹办。1954年7月16日,中央宣传部、中组部发出《关于组织对台湾广播编辑部的几项具体办法的通知》,不仅为统一规划对台湾广播设立了专门的主管机构,更是从全国抽调二十多位经验丰富的对台湾广播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成立了专门的对台湾广播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简称台播部),当年8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以普通话、闽南话开播。

    受国际时局影响,此时的对台湾广播仍是政治“交锋”中的宣传工具,其功能主要围绕中央政府对台湾工作的部署展开。这一时期的对台湾广播以“宣传党的主张与大陆对台政策、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人民建设成就与生活情况”为主要内容,政策性极强。在节目设置上,则以包含国内外要闻、介绍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新闻节目为主。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开办之初,“政治性节目占整个播音时间的56%,文艺节目占43%”,节目内容涉及新闻、大陆建设成就、赴台人员家信。开播之初的主要节目有《新闻》《伟大祖国》《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广播》《国际生活》等。这些节目中的许多稿件由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提供,如李济深《欢呼建国十周年》、傅作义《欢呼我国水利建设的伟大成就》、蔡廷锴《我国体育运动高歌猛进的十年》等。文化名人如潘光旦、费孝通也曾参与对台湾广播的录音,以期“唤起台湾知识分子的思乡之情”。周恩来总理常常为对台湾广播审阅稿件,正是在组织《对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广播》节目的稿件时,周总理提出了对台湾广播的基本态度:“晓以大义,明以利害,动以感情,待以诚意。”

    同时,对台湾广播还与对内广播同步,常转播彰显国家意志的宣传性内容,如1960年5月转播《首都各界人民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大会》的实況等。播音风格上,对台湾广播选择铿锵有力、严肃认真的语调展示中央政府的态度。为了贴合台湾民众的收听心理,对台湾广播还启用一些了解台湾情况的台湾本土籍人士(如周新、蔡子民、李玲虹等)承担对台湾广播工作的要职;闽南语和客家话播音成为对台湾广播的“标配”。

    为应对台海危机加剧的现实情况,同时配合中央的对台军事行动,1953年3月,南京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厦门对敌有线广播站”创建,并开始对金门岛、马祖岛、大担岛、二担岛进行有线广播;1958年夏,炮轰金门行动开始时,解放军在前线炮台上建立了4个面向大小金门、马祖岛的有线广播站,并使用高音喇叭对敌方“喊话”;小嶝岛上的驻岛部队则利用高音喇叭定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解放军生活》节目。囿于有线广播传输功率的局限,此时组建无线电台已成必然。1958年,我军唯一的专业广播电台——海峡之声广播电台(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建立。随着炮击金门行动开始,海峡之声通过无线电波开始了面向国民党军队的广播活动,其呼语为“对国民党军官兵广播”,“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的《告金门蒋军官兵书》是其播出的第一篇稿件”。

    初创时期的对台湾广播,以中央广播机构、各级军事组织和地理位置上靠近台海的地方广播电台为创办主体。在复杂多变的台海局势和国际关系中,对台湾广播在中央对台工作部署的指导下,配合国家意志,以政治宣传为主要职能,在台海两岸你来我往的舆论交锋中,始终作为“信息交战”而非“信息交流”的主体存在,并且服从于现实政策和两岸关系波动,建构了以“斗争对抗”为核心的话语场域。

    二、情感交流站:海峡两岸隔绝中的情感交流中枢(1978~1986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大陆对台工作方针产生了历史性转变: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明确提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以和谈方式洽谈台湾问题”。1981年11月,全国对台宣传座谈会强调了为两岸同胞和解、发展“三通”服务的宣传方针;1982年胡耀邦同志在厦门视察时则提出对台宣传要“以团结为目的,宣传中友好且礼貌”的态度,以“为武力解放台湾服务”转向“为两岸开放互通交流服务”。与大陆情况相反,20世纪50至80年代,正是台湾岛内实行岛禁、报禁时期,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在获取信息、增强联系、满足思乡之情的多重诉求之下,台湾民众只得“偷听”大陆对台湾广播。基于现实环境的变化,这一时期大陆对台宣传工作也展现了全新的努力方向——对台湾广播变为“情感交流工具”,由“宣传动员”转入“为同胞拉近情感而服务”。“借同根同源的乡情感化并拉近心理距离,建设服务型广播”成为这一时期对台湾广播的工作方向。

    “亲爱的台湾同胞,你们好,我是徐曼,今天我给诸位主持《空中之友》节目,我将向诸位奉献上我真诚而热烈的友谊,奉献上我这颗真挚的朋友之心……”1981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播部主办、以“为台胞解忧分惑、服务交流”为目的的《空中之友》节目开播。节目中,主持人徐曼以亲切自然、朋友式的交流形式,既向台胞介绍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也热情帮助听众寻亲问友、排忧解惑。区别于过去对台湾广播播音的高亢激昂、严肃威正,《空中之友》以主持人为中心,温和平实地向台湾民众传递着大陆群众想说的“心里话”。因此,《空中之友》不仅成为新中国播音史上第一档以主持人身份主办的节目,更成为这一时期对台湾广播转型的先锋。《空中之友》节目的独特性,使其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节目仅播出二十多天,编辑部便收到了“由国外辗转邮来的台湾本岛听众的来信”,还有礼物、信息资料和台北打来的电话。一些台湾听众甚至在《空中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失联已久的家人,还有人在听到祖国和故土的召唤后经东南亚、日本回到祖国大陆。

    《空中之友》的成功,催生了一大批情感交流类、信息服务类节目,这些节目逐渐成为两岸同胞的“情感交流站”。具体而言,这些节目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满足台湾同胞了解故土情况、弥补思乡之情的乡情节目、方言节目。尽管使用闽南语、客家话进行对台湾广播已成传统,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台湾广播中,鉴于方言的情感纽带作用,各地纷纷增加此类面向台湾民众的方言节目,以贴近台湾听众的收听心理和语言习惯,增强对台湾广播的对象性和贴近性。第二,帮助两岸同胞寻找故乡亲人的亲友信箱类节目。这类节目持续为台湾听众提供着贴心的情感指导和周全的服务指南。第三,对台湾广播中的文娱内容的增加。区别于初创时期对台湾广播“硬宣传”属性,此时的对台湾广播逐步增加了满足受众兴趣的文化、科技、旅游、艺术类节目内容,可听性提高。甚至随着对台湾广播影响力的扩大,这些文娱休闲节目渐渐落地,为两岸的线下科教文娱交流提供了基础,如1985年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和海峡之声联合主办的“全国音乐广播工作年会”先后在福州、厦门举办;1986年海峡之声与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厦门广播电视服务公司合作发行的《闽台方言歌曲集》在国内发行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台湾广播在“两岸同根同源的亲情联系”中得到大发展,真正开始了由官方话语向民间话语让渡、由宣传指令向情感内化的转型。这一转变,也收获了良好的反馈效果:数据显示,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家对台湾广播,就在20世纪80年代的10年中收到岛内听众来信1万多封,大陆各地及海外来信近10万封;岛内媒体转载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播出的各类稿件数百篇,特别是评论两岸重大事件的言论性稿件,在岛内颇受关注。1986年在江苏开播的“金陵之声”建台一年,收到听众来信、来稿2.1万件、10多个国家的听众来信50多封。一位回大陆定居的台湾报界人士表示“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在台湾拥有很多听众”,他称赞福建台的《对台湾广播》节目“为两岸同胞的骨肉团聚竭心尽力……深得敬重”。

    三、信息服务台:以新闻传递与信息共享为主要职能(1987至2000年)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两岸关系逐渐缓和:1987年,台湾开放了赴大陆探亲、旅游;“汪辜会谈”“九二共识”则进一步深化了两岸关系。此背景下,对台湾广播也迎来“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期:一方面,在两岸互通经贸的大环境中,广播的信息服务与连接社会的作用日渐明显;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前后,媒介生态的扩展使对台湾广播面对来自大陆和台湾双向的媒体竞争冲击,与其他媒介类型进行注意力争夺成为当时对台湾广播的重要挑战。因此,为提升媒体竞争力,对台湾广播在紧紧贴合时代特点的同时又强调回归新闻本位意识,围绕受众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着重发挥广播媒体的信息传输、信息服务职能,借新闻报道和信息流动,以经济促进政治认同。

    功能的拓展影响内容的选择。在对台湾广播成为两岸交流、增进共识的信息服务台时,这一时期对台湾广播的内容也相应改变。

    第一,对台湾广播的新闻本位意识凸显。“对台湾广播的宗旨就在于及时把大陆的现状及其发展变化,特别是对台方针、政策传达给他们,以解困惑。”因此,坚守新闻属性,是对台湾广播发挥交流互通作用的关键法宝,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新闻竞争的有效手段。这一时期的对台湾广播中,各电台纷纷增加新闻节目比重,突出新闻主体意识,整点新闻、新闻专题、半点新闻、简讯、地方新闻等各种形式的新闻节目涌现;而在1991年和1993年的对台湾广播节目调整中,新闻要素和新闻性更渗入其他节目中,成为贯穿节目整体架构的关键。另外,新闻性的第二落脚是经济新闻报道。1987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这一时期的对台湾广播浓墨重彩地介绍祖国的发展情况,注重抓取富有时代感的新闻题材来展示改革开放后大陆的经济建设成就,以此消解台媒抹黑、污蔑报道的负面影响,重构台胞对大陆的认知。

    第二,对台湾广播注重新闻产品的深度与广度。一方面,对台湾廣播注意把握言论节目的内容深度与观点强度(如对台评论、对两岸关系的评论),以言论推进共识的建构,在关键时刻回击对大陆的攻击和抹黑报道。如1994年震惊两岸的“千岛湖事件”发生后,面对台湾岛内媒体的蓄意抹黑和台湾民众的误解,多家对台湾广播重点对事件真相和调查进程进行报道,陆续发出《千岛湖事件不应成为两岸文化交流障碍》《冷静对待船难事件,警惕有人挑起仇恨》《台湾当局抵制大陆旅游不理智》等文章,以疏解民众情绪,回击部分台媒的“阴谋论”猜测。另一方面,对台湾广播重视系列报道和专题报道,常常在重大时事热点前启动联动式、专题性报道,以拓展新闻话题的丰富性

    第三,各类服务性节目增加,为听众提供建议与指南成为对台湾广播的主要导向。这一时期对台湾广播的服务性节目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经济咨询服务。与经济报道和经贸宣传相呼应,强调为台胞介绍大陆的经济状况和投资环境。值得注意的是,福建地区的电台依托其地域接近性,重点打造了多款展现闽南地区投资环境、经贸情况的栏目;而上海地区的电台则依托上海金融中心和长三角地区,打造经贸信息的“流转中枢”。第二类是娱乐、文化类的信息服务。旨在为听众提供满足生活需要和娱乐休闲的常识类、生活类信息。第三类是台胞赴大陆寻亲问友、旅游交流的信息指南。第四类则是排忧解惑、答疑类的情感服务类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播部的《空中服务台》节目,创办之初主要为赴大陆探亲旅游的民众提供相关信息,此后逐渐发展为“为经贸咨询、投资指导、产品介绍、旅游指南、寻找亲友、医药保健等多方面提供综合信息服务”的节目。这种节目形态满足了广大台湾听众在新形势下的多方面需求。

    为了贴近听众需求、强化对台湾广播的效果,对台湾广播不局限于单一的声音传播,还整合了“线上线下”多种传播手段,并策划诸多能够调动受众积极性的品牌活动。这些活动以周期性的文娱竞赛、文化交流活动为主,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播部在1988年至1997年间连续主办的“海峡情”征文比赛;海峡之声面向台胞举办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演唱会”和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年而举办的“忆烽火岁月,话祖国统一”征文等活动。在竞争激烈的媒介环境中,这些由对台湾广播单位策划的线下活动,不仅为增强产品吸引力、加强用户黏性、辅助广播宣传落地而发挥作用,更为开展两岸文化交流提供助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媒介视角来看,是信息社会初具雏形、受众主体地位渐趋上升的转型时期。从政治环境来看,是两岸关系破冰和缓时期;从经济视角来看,则是经济市场扩大并反哺信息流通与信息服务的时期。身处此三维空间的对台湾广播,呈现出对新闻本位、信息服务、受众需求等多维价值的追求。

    四、认同建构者:以信息流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新时期(2001年至今)

    进入21世纪后,受岛内“台独”势力抬头的影响,台海关系的不稳定性骤增。与此同时,两岸历史性“大三通”实现,《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政策实行,因此这一时期的台海关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更重要的是,新时期对台湾广播的主体受众已经转变为成长于民进党“去中国化”教育环境、对“一个中国”认同感趋淡的台湾中青年群体;他们既怀有对祖国大陆的向往,又缺乏对两岸关系的完整认知。此背景下,发展担负“共识凝聚、认同建构、舆论引导与斗争”重任的对台宣传十分重要。

    新时期社情民意的变化促使对台宣传工作方针转变。2003年至2005年,对台湾广播改革中多次强调要做到“人岛人心”;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涉台工作部分指出“要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福祉,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对台湾广播由重视信息在空间的传递和发布,演化为重视信息在时间上对社会共识、集体价值的维系,利用海量信息资源和多元媒介手段加速信息流通,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维系社会共识,成为对台湾广播的主要目的。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对台湾广播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多元内容的关注。对台湾广播的内容,因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侧重而丰富,发展至今,对台湾广播已包含“新闻资讯、新闻评论、信息服务、娱乐休闲、文化、政经、旅游”等多方面内容,但是,面对海量的信息资源,这一时期的对台湾广播,既强调多样又突出重点。

    首先,增加大批从中华文化、两岸亲缘、情感共振、心灵交流入手的节目。“认同建构”是这一时期对台湾广播的主要任务,而文化则是两岸认同建构的重要纽带。在此目标下,对台湾广播一方面加强中华传统文化、中华历史文明的宣传,拉近两岸同胞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以文化、亲情、旅游、生活服务类信息,带动两岸民众直接交流,拉近台湾听众与祖国人民的距离。此外,方言广播、地域类节目仍是广播“入岛人心”的重要形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东南沿海重点区域的地方广电纷纷开发多样的闽南语、客家话节目,以原乡情怀、乡土文化唤起台湾同胞的故土之情。重大灾害、突发事故面前,对台湾广播亦从两岸民众血缘亲情出发,积极传递中央政府对台湾同胞的慰问,以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

    其次,争取新闻的时效性,挖掘新闻的深度和广度,打造节目品牌,增强传播力。面对日益增多的竞争对手,步入新世纪的对台湾广播,一方面致力于利用多种新媒介手段接近新闻现场,开发出多样态的综合性、新闻专题性节目,尤其是在重大时政事件、节日、会议中,多源挖掘、多元呈现。另一方面打造平台的专业性、权威性,力求在重要盥情中掌握话语权,以观点建构认同。自2005年以后,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一直致力于呈现深度的国内外热点新闻,打造具有“独家新闻纵深视角”的时事评论节目,开办了新闻评论性、评论专题节目,常邀请两岸专家阔谈两岸关系、两岸时政。

    最后,针对此时期台湾岛内产业增长乏力,台湾基层民众更关注求职、就业等实用性信息的情况,对台湾广播重点增加台湾青年尤为关注的文娱类信息和服务信息,希冀贴近年轻人的收听旨趣,以服务促认同,来吸引台湾年轻一代受众。

    第二,对媒介融合和广播生态重构的关注。21世纪以来,媒介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技术驱动的媒体融合极大消解了传统广播的影响力。为了应对媒介环境的新变化,对台湾广播在新时期做出了适应时代的改变。

    重视技术推进、强调技术升级,推动传播力升级。多家对台湾广播参与到媒体融合的浪潮中,通过打造“跨媒介、融媒体”的新广播形态,扩大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交往,实现原创信息的持续流动。2010年开始,对台湾广播真正注意到新媒体的威力,开始了初期简单的媒介融合,如建设电台或节目的官方网站、制作电子杂志等。2013年对台湾广播发力,开始依托传统广播的内容权威性打造融媒体产品,海峡之声电台正是在这一年全面铺开全媒体综合平台建设。2015年,对台湾广播融入时代大潮,大力打造“两微一端”。可以说,对台湾广播跟随媒介发展、适应时代潮流而渐进出新,一步步从广播发展至台网共建、“两微一端”并存、网络广播建设、对台湾广播客户端建设开发等。当下,对台湾广播正集纳资源、打通渠道,致力建构“以广播为核心、容纳不同新媒介形态”的全媒体传播生态。近年来在传播中发挥出色作用的原创短视频、手机直播、网络综艺脱口秀等新传播形式,也正在被纳入对台湾广播的全媒体传播系统之中。

    对台湾广播借力新型社交媒体,不仅创造了有助于两岸同胞观点碰撞和情感交流的社交环境,还利用新型传播手段增强传播内容的吸引力。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海峡飞虹网络广播,在重大、热点专题中使用网络视频报道,加深对台报道的深度、全面性和专业性;海峡之声网站的评论性、解析性文章常被台湾岛内媒体和传播机构转载;“你好,台湾”网站则设立《两岸统一论坛》,供两岸同胞碰撞观点与情感交流。此外,一些对台湾播出的节目还联合新媒体策划线下活动,真人秀、脱口秀等兼具娱乐性与平民性的文娱休闲活动相继开展。多元传播渠道的开拓,也确保了对台湾广播进一步入岛落地。对台湾广播表现出的对媒介融合和广播生态重构的关注,促进了对台宣传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迭代升级。

    第三,对传播效果与受众反馈的关注。面对传播观念的升级与媒介竞争的压力,新时期的对台湾广播已经完成由注重“单向宣传”到突出“受众本位”的转变。21世纪的对台湾广播,一方面注重结合线下多种形式开展入岛宣传,具体可感地去接触其目标受众;另一方面十分注重开展受众调查,“对台湾广播收听问卷调查”“台湾听众联谊会”“对台湾广播机构情况的调研”等关乎受众和广播传播情况的调查研究活动层出不穷。

    目前,对台湾广播的改革与发展仍在持续进行中,全新的融媒体环境、快速迭代的媒介技术为对台湾广播的传播力升级给予了更多可能。

    五、结语

    对台湾广播是两岸关系的见证者,更是海峡历史的记录者。正如国台办副主任叶克冬所说:“对台湾广播见证着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沧桑巨变,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续稳步向前推进,也为对台宣传与对台湾广播的开拓奋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新中国70年也是对台湾广播发展的70年。对台湾广播诞生初期是一项针对特殊主體、肩负特别政治任务的社会宣传工作。70年的发展中,它始终围绕并紧密配合中央对台工作与政策开展,以引导台湾同胞“认同一个中国、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识”为根本目标。但同时,70年的风雨之途中,对台湾广播也由社会环境和对台政策塑造为包含“政治宣传、情感维系、信息服务、认同建构”多项功能、混合“传播与宣传、引导与交流”多重属性。

    未来的对台湾广播,既要涵纳新媒介、新技术的传播优势,也要立足于两岸关系和中央对台工作方针发展中。应时、应势而变是其扩充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不二法宝,但谋求两岸关系稳步向前、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则是其始终如一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