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媒体报道与央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
李志强 赵靖 姜雅琳 韩英霞
【摘 要】 文章选用2012—2016年度中央国有企业所有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对政府审计、媒体报道与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費行为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审计作为经济监督的重要力量，在监督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抑制该行为;当主流媒体加强对高管行为的关注并进行持续报道时，作为信息受众人群的审计人员会持续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进行监督，从而对该事件进行重点审计，即媒体报道作为调节变量，会加强政府审计对央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监督与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和企业自身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关键词】 政府审计; 在职消费; 媒体报道; 监督治理; 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 F239.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02-0127-08
一、引言
在现代企业两权分离下，管理层和股东追求的目标不同，因此管理层通过掌握公司信息的优势会损害股东的利益，从而产生了代理问题。在职消费行为作为代理问题的部分表现形式，因该行为存在隐形特点，所以在监督方面难度较大。管理层过度的在职消费行为侵犯了国有资产，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加强对国有企业管理层在职消费的监督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中央国有企业中的“高价酒”等事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成为热点，也引起了国家相关监督部门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十九大提出健全国家监督体系，纪委监察、证监会、银监会等政府监管部门在中央国有企业外部监督中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而社会上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也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发现，在国企管理层在职消费行为方面，政府审计起到监督作用，并且监督力度越大，效果越好[ 1 ];媒体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高管在职消费起到抑制作用[ 2 ]。但是两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都是就某一方面对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未将政府审计和媒体报道配合进行考虑。因此政府审计与媒体关注交互作用效果的研究很鲜见，这方面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在政府审计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监督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媒体报道的视角，以2012—2016年中央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审计与媒体报道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发现政府审计介入中央国有上市公司，对中央国有企业进行审计并公开公告，会抑制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从而间接体现政府审计对企业高管腐败的抑制作用;公众媒体对企业各方面信息的报道，尤其是有关财政收支方面的报道会更加引起政府监督部门的重视，从而促进政府审计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抑制高管在职消费行为;政府审计与媒体报道作为企业外部监督力量，会直接或间接促进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善，对于中央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会有效地抑制。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基于我国经济特征，国内学者对国有企业在职消费研究给予高度重视，并从公司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探究降低高管在职消费的机制。在企业内部方面，支付现金股利与管理层自身较强的约束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高管的在职消费[ 3 ];企业自身董事会具有监督作用，在监督公司高管行为时，能有效地抑制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 4 ]。从外部机制探究，独立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的审计会影响高管在职消费[ 5 ];上市公司中，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越高，抑制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效果越明显[ 6 ];外部的舆论监督是公民使用的基本权利，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监督，在抑制在职消费行为中起到积极作用[ 7 ]。在政府监督方面，现有文献研究表明，证券监管和税收征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因超额在职消费存在的代理成本问题[ 8 ];管制薪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管的在职消费[ 9 ];纪委的监督与治理有利于抑制在职消费[ 10 ];政府审计虽然在监督在职消费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内生性问题，政府审计在监督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方面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针对现有研究存在不足之处，本文认为：首先，政府审计这一外部监督机制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仍是个新型的研究问题。在经济监督方面，政府审计是不可替代的监督力量，研究政府审计监督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有抑制作用。其次，抑制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不仅要依靠政府审计的监督作用，且要通过引入外部媒体报道的治理机制，从而强化政府审计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治理作用。媒体报道作为调节变量，在政府审计对央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监督过程中起到加强作用。最后，进一步深化研究在审计监督力度不同的情况下，媒体报道的加入对政府审计与央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关系的影响有何不同之处。因此在提高政府审计监督能力，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的“免疫功能”时，也要积极鼓励媒体报道机制的发展，以及发展不同监督方式之间的联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代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产生了代理成本（Jensen和Mecking，1976）。企业的高管作为代理人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计算其成本，当这种活动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时，高管会进行超额的在职消费活动;当其成本大于收益时，高管会控制自身的在职消费行为。因此，要抑制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维护所有者的利益，需要对管理者进行监督以及处罚，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在管理者监督方面，现有的文献从内部和外部、微观和宏观进行研究。除此之外，还会采取其他的激励措施，将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利益趋于一致，本文从外部监督的角度进行研究。
政府审计作为政府监管部门，是国家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免疫系统”，不仅对政府和社会宏观层面有影响，而且会对微观层面的企业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审计在中央国有企业监督治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监督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担任着外部监督的职责，十九大提出审计监督要实现全覆盖，体现了政府审计监督地位的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政府审计在经济监督中是不可替代的，对中央国有企业的政府审计，已进入了以经济责任审计为重点的阶段并全面发展。审计机关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是国企以及领导干部，并对审计结果出具审计报告，这些都是政府审计的职责，中央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在职消费行为作为经济行为也在审计监督范围之内。在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主要对中央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运转情况，财务、业务以及风险管理情况，内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高管的职务消费情况进行监督。政府审计因其自身较高的独立性、权威性和较强的专业性，能够及时并且准确查出中央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自身出现损害国家资金资产、谋取自身不当利益的行为，即能及时发现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现象，从而起到震慑作用。2003年我国开始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审计结果的公告能够对外传递相关中央国有企业公司的运行情况、违法乱纪情况以及其他的负面消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在了解该情况后会对该公司做出惩罚，当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负面影响很大时，投资者可能会“用脚投票”，导致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高层管理者被降职或者降薪甚至罢免其任职。受到超额在职消费丑闻的影响，高管个人的声誉在该行业中也会受损，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前途。因此审计机关实施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在职消费行为。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审计的实施会对该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起到抑制作用，即政府审计与中央國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负相关。
外部治理机制中，媒体报道在改进公司治理过程中，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进行治理[ 11 ]。信息不对称会带来很多问题，作为一种信息中介，媒体报道可以有效地降低这些问题[ 12 ]。基于媒体的治理理论，媒体报道所产生的声誉机制和市场压力会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产生影响。通常来讲，声誉倍受企业高管的重视，声誉会带来很多影响，媒体可以以声誉作为切入点，通过声誉机制影响高管行为。当媒体报道高管的消息时，高管以及所在公司的声誉会受到影响，不仅波及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和收益，而且会威胁到高管自身的利益和政治晋升之路。当该公司更加吸引外界的关注度时，公司的曝光率也会增加，高管和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压力将会更大，在此压力下高管的任何行为都会变得谨慎。因此媒体报道所产生的声誉机制和市场压力将会迫使企业高管和公司及时采取各种措施改正错误行为。
根据媒体的设置议程理论，新闻媒体通过其信息中介特性、传播功能为审计机关提供更多的有效信息。政府审计人员作为信息的受众人群之一，会加强对企业高管行为的重视。由于我国当前市场化程度较低，在特殊的市场环境下，完全通过市场上的媒体报道治理手段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作用较为有限，需要通过政府审计这一种行政治理方式的配合才能更好地进行有效监督，而媒体的传播可以加大政府审计的影响力[ 13 ]。政府审计人员作为媒体信息的接受者，会由于媒体报道的相关信息而进行深入调查，进而会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进行审计。当中央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被媒体报道时，政府审计作为监督部门之一会加强对相关企业的审计，从而影响该公司的审计意见。对于被审计的中央国有企业，政府审计会将该企业的审计结果公告发布在审计署的公告网页上。对于出现严重违法违纪的企业，外部媒体会持续地进行关注，并及时将问题报道出来。因此，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不再具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自身被降职或者其他惩罚的风险会大大增加，为了避免被政府审计等监管部门的调查和维护自身的声誉形象，高管会减少在职消费行为。所以，外部的监督力量会促使公司内部的治理进行改善，制约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的发生。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媒体报道作为调节变量，报道的增加会加强政府审计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筛选
本文以公司属性是中央国有企业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删除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政府审计的中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通过以下方式确定：首先，“实际控制人名称”为2012—2016年审计署发布的“中央企业集团年度财务收支审计”审计结果公告的中央企业集团作为被审计样本;其次，根据Wind数据库公司属性搜索出中央国有企业;最后，将两者匹配获得255家中央国有企业（研究期间，因审计署网站公告的滞后性只能查找到2016年之前的数据）。
（二）变量设计
1.关于在职消费的衡量
在职消费（PERK）。对于在职消费的总额衡量，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国外学者提出运用管理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和总经营费用率即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同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来衡量，或者对已有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最终选择最为合适的管理费用来衡量。国内学者采用管理费用与资产总额之比作为衡量标准。吕长江等[ 14 ]选择3个指标来衡量，不同于其他学者采用管理费用率和总营业费用率，增加了财务费用率作为其中一个衡量标准。权小峰等[ 15 ]的方法是预期的在职消费通过模型的推算得出，因变量的预测值为预期在职消费额，实际在职消费额与预期在职消费额之间的差额为超额在职消费。将管理费用中的八项明细费用于在职消费的核算，这是陈冬华（2010）所采用的办法。本文通过查阅2012—2016年上市央企的年报数据，收集整理了各年度管理费用中的八项明细费用以及营业收入，并且将两者之比作为在职消费的衡量标准。在本文稳健性检验中，以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比作为替代变量。
2.媒体报道的衡量
关于媒体报道数据的衡量，本文通过Wind数据库上市公司深度数据，搜索上市公司代码，手工搜集、整理每一家中央国有上市公司每一年的公司新闻媒体报道数量的自然对数，在稳健性检验中以其数量作为替代变量。
3.政府审计的衡量
关于政府审计，将政府审计作为虚拟变量，政府审计介入中央国有企业年度及以后年度赋值为1，未被审的赋值为0。
4.主要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权小峰，2010;褚剑，2016;薛健等，2017），在模型中加入了公司业绩（ROA）、公司成长性（GROWTH）、财务杠杆（LEV）、大股东持股（TOP1）、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EP）、两职合一（DUAL）、高管货币薪酬（COMP）、高管持股（MSHARE）等控制变量。
具体变量及定义如表1。
（三）研究模型
依据现有文献和理论基础，构建模型（1）和模型（2）检验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
模型（1）用于检验假设1，目的是检验政府审计与中央国有企业在职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2）用于检验假设2，研究在考虑媒体报道这一调节变量时，政府审计与中央国有企业在职消费行为关系发生的变化，进行检验时，主要关注政府审计与媒体报道交互项的系数与显著性。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中，样本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程度的最大值是0.028，平均值是0.005，中值是0.003，表明我国中央国有企业内存在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在解释变量中，被政府审计的中央国有企业约占39.1%，说明政府审计对中央国有企业的审计力度较高。从媒体报道来看，其平均值为5.634，中值是5.670，说明媒体对中央国有企业的关注度较高，但最大值为8.473，最小值为3.135，说明不同行业的中央国有企业，媒体的关注度存在较大差异。在控制变量中，财务杠杆作为其中的一个控制变量，自身的平均比率达到54.0%，说明在中央国有企业中，较高的负债是客观存在的。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这个变量可以看出，该变量的平均值是0.412，中值是0.417，说明股权集中度在中央国有企业中是一个较高的水平。独立董事比例的平均值是0.374，中值是0.333，中央国有企业独立董事的比例达到了公司法规定的1/3比例。对于两职合一，平均值是0.056，说明中央国有企业普遍不存在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一个职位的现状。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基本与现有研究一致，不再赘述。
（二）变量之间相关性分析
表3给出的是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从表3结果可以看出，在政府審计与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这两个变量中，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审计的执行可以有效地抑制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与假设1相符。在媒体报道与央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变量中，两者也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显著性水平是1%，说明央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也会被媒体报道所监督与抑制。从政府审计和媒体报道与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关系可以初步验证两者作为外部监督力量能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有治理效果，但是控制变量的加入是否会影响显著性，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验。
此外，财务指标中的资产负债率与在职消费行为也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增大负债率可以降低在职消费程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在职消费行为是负相关关系，并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为了降低在职消费行为的程度，企业可以提高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对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由此可见，独立董事并没有有效地发挥其自身的监督职能，没有达到权利制衡的目的，没有有效地遏制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高管的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在1%水平上显著，并存在负相关关系，公司为了调动高层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薪酬激励，从而降低高管在职消费的程度。
（三）Hausman检验
本文所构建的两个模型均为面板数据，样本所在的期间为2012—2016年，为了判断所构建的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通过Stata12软件对各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表如4所示。根据表4检验结果，本文的两个模型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四）主要回归结果分析
1.政府审计与央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
表5给出模型回归检验的结果。在表5中，政府审计的回归系数是-0.0016，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经过政府审计的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其在职消费会有所降低，两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审计人员有效地推进审计工作，对中央国有企业的财政收支加强审计，并对审计结果进行公告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环境下，政府审计作为监督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不可替代的经济监督被充分地实施，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1。
2.政府审计、媒体报道与央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
政府审计在在职消费上起到监督作用，媒体报道作为调节变量的加入，会加强政府审计对央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为了分析媒体报道作为调节变量其调节效应的影响，本文通过模型（2）进行检验。表6中政府审计与媒体报道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中，两者分别起到有效的监督与抑制作用。政府审计与媒体报道两个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0.0008，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为负数，表现为AUIDT的边际效应随着MEDIA的增加而增加，即媒体报道作为调节变量，其数量增加，也就是对中央国有企业的关注度增加，会加强政府审计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随着对中央国有企业年度财政收支审计不断加强，审计结果及时公告，媒体也会加强对公告内容的关注度，媒体报道的力度相应增强。说明政府审计在监督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之时，外部媒体报道的加入会对审计公告中发现高管在职消费行为持续深入地报道，对审计公告公开的信息进行广泛地传播，从而进一步加强政府审计对在职消费行为的震慑作用。媒体报道作为社会上的舆论监督，加强政府审计的经济监督作用，从而对央企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进行抑制，假设（2）得到实证检验。在控制变量中，公司业绩的系数是-0.0124，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公司业绩的提升，高管会降低自身的在职消费行为，业绩效益好说明高层管理者积极地工作，从而自身的在职消费降低。董事会的规模系数是-0.0029，在1%的水平上显著，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董事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作用，会抑制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本文中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显著性水平与现有的研究基本一致。
3.进一步研究
进一步研究中，本文考虑到政府审计监督力度的大小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对全样本进行分组检验。政府审计对央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监督作用离不开自身监督力度的大小，政府审计的监督力度越大时，对央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监督管理更加重视，因此外界媒体对此的关注度也会增加。在不同审计监督力度的情况下，媒体的调节作用会有所不同，本文预测在政府审计监督力度较大的情况下，媒体报道所产生的调节作用越显著。借鉴现有文献，利用中央国有企业方圆100公里以内的特派办数量来衡量审计监督力度，以审计监督力度的大小分为两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在央企与特派办审计距离较近的样本中，AUDIT×MEDIA的系数是-0.0009，并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与高管在职消费仍呈现负向关系。表明当中央国有企业附近特派办数量较多时，审计的监督力度就越强，媒体报道作为调节变量所产生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在审计监督力度较强的情况下，政府审计与媒体报道对于央企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会越强，对公司的治理效应也会越好，从而减少代理问题，促进内部治理的改善。
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采用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衡量，将媒体报道数量作为媒体报道的衡量标准，通过再次检验，发现与回归结果一致，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2012—2016年中央国有企业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分析样本，分析了政府审计、媒体报道与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会受到外界监督的影响，即政府审计与媒体报道在规范约束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通过研究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政府审计公告中央国有企业的审计报告有助于抑制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2）媒体报道的舆论监督作用会加强政府审计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媒体对高管行为的关注越高，报道的次数越多，政府审计越会发挥自身的“免疫系统”功能，加强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监督作用。政府审计与媒体报道作为两种不同的监督机制，两者的结合会促进中央国有企业改善自身的内部治理。（3）政府审计监督力度的大小也会影响媒体报道调节作用，审计监督力度越强，媒体对事件的关注度会越高，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对央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本研究的政策建议有以下方面：第一，审计机关作为行政治理机制，也是国家监督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加强对中央国有企业财政收支的审计，同时更加完善审计公告制度，及时公开公告中央国有企业的财政收支状况。审计机关作为“免疫系统”，自身的监督功能应该被充分地执行，不再止于事后的监督，也需要加强对审计项目的事前与事中监督，对监督情况进行密切关注与反馈，并做出相应改善，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并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第二，媒体报道作为市场治理机制中重要的监督方式，有着与其他监督方式不同的特点，媒体报道对高管及企业产生的舆论压力会促使高管和企业及时纠正错误行为，应大力支持主流媒体的发展，为媒体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和法律环境，从而建立和完善外部监督机制，调动媒体监督的积极性，使媒体充分发挥自身对事件持续监督的作用。第三，政府审计的监督和媒体报道的监督都不是万能的，为了更好地治理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需要双管齐下，发展多种监督方式，形成协同治理机制。审计机关对审计结果进行及时公告，在持续的监督过程中对被审计单位进行信息搜索，监督该高管和企业的后续发展。
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只是研究外部治理机制，没有结合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来考察对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只是以中央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局部问题，未将地方国有企业纳入样本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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