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视域下数字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建构与开发
张文馨 李姗姗 张睿 任世晴
摘要：从社会记忆视角看，数字红色文化遗产与传统红色文化遗产同等重要，均为传承和保护红色文化基因的重要承载体。为此，在继承传统红色文化遗产管理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设计符合数字红色文化遗产特性的“人、物、事、魂”四维资源描述框架，提出包括元数据设计、多元采集、多维分类、云存储、深度开发的基本建构流程，并从复合型基因库、深度关联与挖掘、体验式宣传与利用、智能复原与保护等方面提出数字红色文化遗产开发的思路与路径。
关键词：数字遗产 红色文化 社会记忆 建构开发
传统红色文化遗产籍借数字技术而衍生出的二次、三次、四次新型红色文化遗产，统称为数字红色文化遗产。作为红色革命精神在新时期的传承与体现，数字红色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极高的保存价值和意义。学界已充分认识到数字红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薛文萍、周昊等针对传统红色档案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应运用数字人文理念和技术对红色档案资源进行全方位收集和立体化开发[1]；文蓉辉探究以数字媒体技术传承红色文化[2]；杨明珠提出应积极搭建数字化的红色文化资源共享平台，推进红色旅游的数字化建设[3]；徐峰探究了数字时代红色文学经典传播的困境与对策[4]；刘满平探究数字环境下陕西红色文化文献资源的收集及开发[5]；郭嘉欣探究构建基于多源异构数据挖掘的“红色记忆”知识图谱，以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6]。本文拟在现有不同视角观点的基础上，尝试从描述框架、基本流程入手，更系统、多维地分析数字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建构与开发路径，为红色记忆和红色基因的传承提供新思路。
一、数字红色文化遗产的多维资源描述框架
较之于一般数字遗产，数字红色文化遗产因其鲜明的思想影响力、特有的历史地位、复杂的构成元素等，在建构过程中需要遵循固本拓新的原则，即一方面恪守红色革命精神的实质内涵，另一方面注重数字时代红色文化传播的最佳途径与方式。为此，针对数字红色文化遗产基于不同描述对象而产生的多维、立体性特点，可以借助元数据、网页跳转等技术，从“人、物、事、魂”四个维度对其进行资源描述，见图1。
（一）以“人”为核
“人”即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志士、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以及红色文化的记录者、研究者等相关人物。“人”作为红色文化遗产的制作者、参与者、传递者，在数字红色文化遗产的多维描述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核心地位，是链接“物”与“事”的重要桥梁，是梳理人物“关系谱”的重要基础。同时，以“人”为核描述数字红色文化遗产可以为用户提供更精准、有效的检索方式。
（二）以“物”为基
“物”是指数字红色文化遗产中包含的革命旧址、遗址等，以及革命者使用过的器物、工具、资料、文件等。“物”是“人”和“事”关联起来的重要载体和基础，并且具有较大的伸缩性，可以指数字纪念馆、数字博物馆等数字红色文化遗产生成的重要源头，也可以指“人”所使用过的器物、信件等的数字化，从而为数字红色文化遗产的资源描述提供多元联结点。
（三）以“事”为线
“事”指数字红色文化遗产中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通常以数字图像或影像的形式呈现。“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也可以按照时间脉络、地理空间或特定主题组合起来，因此也具有极强的线索性，故而可以在数字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描述中起到骨架的作用。
（四）以“魂”为本
“魂”是指红色革命精神，如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数字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描述的根本目的是抓取和传承红色革命精神。鉴于“魂”的“非物质”特性，需要通过“人”“物”“事”三个维度描述的有机关联投射和呈现，如以“事”中的人物关系描述“人”，以“人”的生平或地理位置为脉络描述“事”，以“事”的发生地或“人”的居住地为脉络描述“物”，三者环环相扣在“魂”这个维度实现深度关联。
二、数字红色文化遗产的基本建构流程
數字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因生成目的、制作技术、应用场景等的不同，而呈现出类型多样、来源复杂、格式不一、传播路径多元等特性。为此，在上述多维资源描述框架的基础上，融合传统收集理念与主动建构思维，设计数字红色文化遗产的规范化建构流程，可以更好地凸显其“魂”的核心内涵与精神，见图2。
（一）元数据设计
以数字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建构的“魂”为指导，设计便于红色遗产开发利用和长久保存的元数据标准。首先，具体分析“人”“物”“事”三方面数据元的构成要素，抽离出相应的概念，制订概念模型，覆盖所有需要描述的数字对象。其次，参考与数字文化资源相适应的ISAD标准，借用其元数据集中通用部分，并设计专门针对数字红色文化遗产的特色元素，提出元素属性要求，初步确定需要复用的元素和元素修饰词[7]。最后，确定元数据表达与描述信息的基本规则和语法，形成完整的数字红色文化遗产元数据标准。
（二）多元化采集
一方面，对于传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数字化制作，如对革命旧址、遗迹、器物等进行拍摄、录制、解说，对图书、文件、手稿、老照片、胶带等进行数字化扫描、著录、说明。另一方面，通过编写手动采集、网络爬虫等方式，从红色文献数据库、红色影视资源库、红色虚拟展示产品、数字红色文化终端、开放数据集、百科等数据源中获取数字形态的红色文化遗产。同时，注意线上与线下红色文化遗产的映合。
（三）多维分类与整理
基于前文的四维资源描述框架，以主题分类法为主，对复杂多样的数字红色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分类与整理。首先，根据目前存在的资源，红色文化遗产可以分为红色旧址、红色物品、红色文献、红色精神、红色文艺、红色人物、红色事件七个大项，对各大项的特征进行明确定义，再对大项进行二次分类、三次分类出子项。以红色文献为例，红色文献是指以信息状态对革命时代事件发展、人物、精神的记录，其载体多样的特征明显，所以从载体的角度再将红色文献分为图书报刊、纸质文稿、影像资料、音频资料、电子文档五个子项，具体见图3。
（四）云存储与保管
为促进数字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可以建立区域性的数字红色文化遗产資源云。各类红色遗产保管机构以凸显红色革命精神之“魂”为宗旨，按照彰显特色、互惠互利、相互帮扶为原则，制定合作愿景与框架，定期采集和上传相关数字红色资源。通过构建“红色记忆”知识图谱的形式，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组织程度，重组分布于各地的碎片化红色资源，以便为公众提供检索服务[8]。
（五）深度开发与利用
数字技术为红色文化遗产开发提供无限可能。1.借助数字人文技术，从“人、物、事、魂”四个视角深度分析和构建数字红色文化遗产间的关联，并进行更细粒度的标引与描述；2.通过多维的分类与整合，建立各类红色文化遗产专题数据库，提供更为精准的个性化服务，如延安大学图书馆红色数据库便将《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制作成电子文献全文数据库，为教学科研人员查阅相关史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9]；3.建立用户与红色文化研究者的链接渠道，为特定用户提供特色服务或咨询建议；4.通过构建红色图谱对多源异构的红色文化资源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组织水平，实现智能化服务[10]；5.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多样化呈现红色文化，如实景演绎数字化、网络传播数字化、展馆设计数字化等[11]。
三、数字红色文化遗产的复合开发路径
基于上述多维化、层次化的描述框架以及标准化、体系化的建构流程，借助数字人文技术、5G+人工智能、5G+VR、人工智能NLP技术等，可以为数字红色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开辟更多路径。
（一）打造复合型数字红色记忆基因库
通过相关数字人文技术的构建与链接，将不同时期的红色记忆串联起来，构建多方印证补充的最终构建复合多元的红色记忆基因库。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不忘初心红色文化教育元素数字化平台、红色文献数据库平台、红色文化旅游数字平台等，利用MCMS模块化技术搭建内容开放平台，通过不同主题的数字化平台整合不同类型的数字红色资源，并提供给公众进行检索利用，便于人们进行查看和学习，推动构建社会数字红色记忆，不断提升民族凝聚力与自信。
（二）深度挖掘和展现数字红色文化遗产
数字红色遗产类型多、来源广，对其充分进行数据组织和挖掘，将人工智能NLP技术与红色元素相融合，形成红色图谱，清晰展现人物关系，最后通过5G+AR/ VR/MR等前沿科技，将红色内容可视化。如赣南红色旅游区为促进红色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运用5G、AR/VR/ MR、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开发出一张融合了赣南红色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人物、历史事件，并实现红色元素可视化的“红色初心地图”，目前已采集了众多红色元素，其中人物2192人，事件1398件，旧址458处，图集4442张，景点840个[12]。
（三）体验式宣传和利用红色文化遗产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倡导创新革命文物传播方式。从早期的“扫码听讲解”，到如今利用数字模拟技术、数字动画技术、数字游戏技术等文本、老照片、旧物、遗址等进行立体式、情景式、动态化展示，极大增强红色遗产的宣传与利用效果。如延安革命纪念馆借助数字技术对直罗镇战役、延安城墙、延安新市场等进行了场景复原和模拟体验。此外，还可以研发5G+VR的红色遗产智能自主体验终端，放置于公共文化机构、主要街区、居民社区、主要景点等，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不受时空限制的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或者采集和录制所有红色景区的街景地图、720°全景视频等，辅助红色文化旅游。
（四）智能化复原和传承红色文化遗产
通过VR和CG技术再现红色历史与故事，可以复原红色遗产与红色记忆，实现实景演绎数字化，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公众的兴趣，还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红色革命文化的长期传承，使后人可以身临其境感受革命历史事件的氛围，多维立体地感受红色文化的熏陶。如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全CG数字技术再现了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城、1938年11月延安城遭受日军狂轰滥炸的场景等，录制成巨幕影片《记忆延安城》，为用户带来强烈的视听冲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风险评估模型的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等级保护体系研究”（编号：18CTQ038）和西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S202010697203）的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薛文萍，周昊等.数字人文视角下的红色档案资源建设——以沂蒙红嫂档案为例[J].山西档案，2020（2）：85-91.
[2]文蓉辉.传承红色文化的数字媒体技术研究[D].江西农业大学，2019.
[3][11]杨明珠.红色文化如何搭“数字中国”快车[J].人民论坛，2019（10）：130-131.
[4]徐峰.数字时代红色文学经典的传播困境及对策探析[D].湖北民族学院，2017.
[5][9]刘满平.数字环境下陕西红色文献资源的收集和利用[J].兰台世界，2014（2）：34-35.
[6][8][10]郭嘉欣.基于多源异构数据挖掘的“红色记忆”知识图谱构建[J].知识管理论坛，2020，5（1）：59-68.
[7]牛力，焦恬雪.“城市记忆工程”背景下的数字资源元数据标准研究述评[J].档案学研究，2016（6）：96-102.
[12]中国江西网.打造红色文旅的“王牌之路”[EB/ OL].（2020-07-09）[2021-06-01].https：//baijiahao.baidu. com/s？id=1671723240455539143&wfr=spider&for=pc.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