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刍议
周良发 舒从云
[摘要]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国学界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1921年10月，梁漱溟将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著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历时半年，前后共有两次公开的思想交锋，折射出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虽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其态度是积极的、认识是宝贵的，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胡适；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03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因东西文化交流、新旧文化交替而引起的文化论战可谓屡见不鲜，李泽厚先生曾专文谈到中国现代的三次学术论战[1]。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或因未泛起太大的波澜而少为学界所道，更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事实上，胡、梁二人间的东西文化之争乃是1923年中国学界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故大有辨析梳理之必要。有鉴于此，本文拟透过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批评应答，探讨二人在东西文化上的歧见，以期能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
一、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起因
关于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的起因，需从新文化运动讲起。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中国现代史许多基本问题都要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如此，思想文化领域问题更不例外[1]。
胡适（1891—1962）比梁漱溟（1893—1988）年长两岁，蔡元培初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二人均受邀进入该校任教。因胡适与梁漱溟的人生经历、致学途程、学术旨趣、思想焦点等迥然有别，故初到北京大学时二人并未交友。1916年11月，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就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等人一起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吹响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人性解放的号角。新文化运动得到了全国广大知识青年的拥护和支持，势如破竹，锐不可挡，旋即席卷全国。年仅26岁的胡适也因此“暴得大名”，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当胡适因新文化运动而独步于思想文化界时，梁漱溟尚属默默无闻之辈。但因受东西文化问题的困扰，梁漱溟一边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概论，一边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开始构思《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作为《孔家哲学》《唯述识义》两书之引子。对于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派高举的民主与科学大旗，梁漱溟颇为赞赏。他说：“新派所倡导的总不外乎陈仲甫（陈独秀）先生所谓‘赛恩斯（科学）与‘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胡适之先生所谓‘批评的精神；这我们都赞成。”[2]（P214）因为“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2]（P216）。翻阅梁漱溟的理论著述可以发现，他曾十分娴熟地运用“理智”“本能”“直觉”等西方术语阐释东西文化问题。但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毕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必须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这个前提。然而，陈独秀、胡适等人皆是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其所领导的新文化派欲将传统文化连根拔除的态度激起了梁漱溟内心深处的卫道情结。
1920年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课外讲演中首次畅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题，并在《北京大学日刊》连载讲演记录。翌年8月，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界之邀在暑期讲演会上再次以该主题进行演讲，公开为儒家辩护。他说：“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做孔家生活的缘故。”[2]（P227）同年10月，梁漱溟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不想竟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造成了轰动。“这本书头4年中一连印刷了8次，同时也把梁漱溟抬到了全国瞩目的位置上。”“一部学术著作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读者，这还是史无前例的。”[3]（P54）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著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此外，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虽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通过其一系列著述发表了关于中国究竟该向何处去的深刻见解，标志着近代中国东西文化论战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内容
梁漱溟研究之第一人、美国学者艾恺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将自由主义者胡适、国民党领袖吴稚晖、共产党人杨明斋视为梁漱溟著作最著名的三个批评者[3]（P126）。因吴稚晖、杨明斋之论不关本文主旨，故略去不谈，这里着力呈现胡适对梁漱溟东西文化观学术批评的大体样貌，进而管窥二人在文化路向上的根本分歧。
关于当时东西文化论战的概况，梁漱溟在1930年的《为胡适之先生复信所写跋序》中有过明确记载：“我与适之先生的论战只有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我于民国十年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批评到适之先生处不少；然适之先生之转回批评我，乃在十二年春发表于《努力周刊》（原文如此，本名周报）相隔一年余。其后我又取适之先生批评我者，而作答论，则已是十二年冬间，相隔大半年矣。”[4]（P198）根据现有史料和梁漱溟自述，可知胡适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战前后共有两次，且集中在半年之内。
1.第一次交锋
因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胡适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论述提出过批评，所以后者自然要作出公开的回应，这次回击是该书出版两年后的1923年。之所以沉默了两年，胡适曾戏用梁漱溟的原话来这样解释：“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你不必辩，辩也无益”[5]（P186）。1923年4月1日，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指出梁著的根本问题在于“犯了拢统的毛病”，并枚举两例以为说明。一是梁漱溟在文化定位上“拢统”。梁漱溟认为：“东方化还是要连根拔去，还是可以翻身呢？……东方化可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4]胡适认为梁漱溟的论断过于主观臆想，一种文化究竟能否成为世界文化并不是主观能断定的，而是要有深厚的客观依据的，还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所以说“这种逻辑是很可惊异的”[5]（P184）。他觉得如何界定文化原本就是很复杂的事情，决不是全凭主观臆断就能解决的。“只有研究双方文化的具体特点的问题，和用历史的精神与方法寻求双方文化接触的时代如何选择去取的问题，而不是东方化能否翻身为世界文化的问题。”[5]（P184）如是观之，胡适认为梁漱溟依据“拢统”的思维方式，只能“生出一条很拢统的‘文化哲学”[5]（P185）。二是梁漱溟在文化分类上“拢统”。在采撷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梁漱溟首创了“意欲”概念，并根据意欲表现之异形成三种人生态度，且依此人生态度将世界文化分成三大类别：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持中调和的中国文化和意欲向后的印度文化。然而在胡适看来，梁漱溟“又得一个关于三系文化的奇妙结论”，甚而认为已是拢统至极。“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极复杂，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是拢统之至。”[5]（P188）其理由无疑很充分，因为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表面上一者向前、一者向后，事实上二者皆有向前、向后的情况。基于这种解读，胡适毫不客气地认为梁漱溟“实在闭眼瞎说”[5]（P189）。
针对胡适措辞严厉的学术批判，梁漱溟初次应答没有细致道来，当日只有几句看似平和实则不满的答词：“顷奉手示，并《读书杂志》见教一文，敬诵悉。往者此书出版曾奉一册请正，未见诲答。兹承批评，敢不拜嘉？独惜限于篇幅，指示犹嫌疏略，于漱溟论文化转变处，未能剀切相诲；倘更辱评论其致误之由，而曲喻其所未达，则蒙益者，宁独一漱溟乎？至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愿复省之。”[6]（P727）
或许是因第一次回应引起梁漱溟的某种误读，胡适次日即对梁氏答词的末句“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给予了解释。他说：“‘嫌怨一语，未免言重，使人当不起。至于刻薄之教，则深中适作文之病。然亦非有意为刻薄也。适每谓吾国散文中最缺乏诙谐风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说规则话。因此，适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应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5]（P198）言下之意，何为轻薄何为刻薄？性情迥异之人自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至于梁漱溟何出此言？胡适思之再三，且复检原文，最后认定原因可能在“闭眼瞎说”处。对此，胡适作了相当细致的自我辩护。“此等处实亦关于吾二人性情上之不同。适颇近于玩世，而先生则屡自言凡事‘认真。以凡事‘认真之人，读玩世滑稽之言，宜其扦格不入者多矣。”[5]（P198）学术争鸣亦如常人掐架，情感冲动往往在所难免，真实情况是否如胡适所言，我们不得而知，但胡适之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梁漱溟的不满情绪，后者隔日复书曰：“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自知也。”[6]（P727）胡适与梁漱溟的初次论战至此告一段落。
2.第二次交锋
胡适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争并未就此黯然中歇。1923年10月，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对胡适此前的批判一条一条地予以驳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何以消停半年之久硝烟再起？据梁漱溟自述，此次论战盖因胡适的《一年半的回顾》一文对其误解甚深，而且胡适的傲慢态度着实刺痛了他，故不得不予以反驳。那究竟胡适说过什么话刺激了梁漱溟，致使后者作出用词严苛、程度激烈的驳斥？若要解开这个谜团，尚需我们重回历史场景，看看胡适到底是如何挑起事端的。
细细研读胡适所著《一年半的回顾》可以发现，胡文表达的是对当时政治时局的忧虑和关切，只在文末谈到时人赞誉其政论文章的价值时才提及梁漱溟等人。他说，“其实我们的《努力周刊》里最有价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们的政论而是我们批评梁漱溟、张君劢一班先生的文章”[5]（P397），并深信《努力周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完全靠这些关于思想革命的文章。对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作出两点解释：一是对于时人夸赞胡适的政治文章，胡氏本能地作出“自谦”的托辞；二是胡适内心深处确实对梁漱溟等人的保守主义立场不满，于是批判之言顺势而出。
然而对梁漱溟来说，胡言之意就是将其和张君劢视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革新的障碍。胡适还公开将梁漱溟划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即文化保守主义阵营，这使梁漱溟深感受到了伤害。因此，梁漱溟随后在北大演讲的开头便说：“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并不要打倒陈仲甫、胡适之而后我才得成功；陈仲甫、胡适之的成功便也是我的成功。”[6]（P738）一番自我澄清之后，梁漱溟进一步申论：“你们要领导着大家走的路难道不是我愿领大家走的么？我们意思原来是差不多的。”[6]（P739）也就是说，在梁漱溟看来，其与胡适的目标是一样的：实现中国成功转型，进而构建现代国家。
但是在文化路向上，我们必须指出，梁漱溟与胡适等人有着根本差异。关于这一点，梁漱溟是公开承认的。他说：“我们的确是根本不同。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6]（P739）循着这种思路，梁漱溟对胡适半年前的文化批判作了辩解。需要说明的是，梁漱溟的反击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主要是抗议胡适等批评者没有认真阅读他的著作，自然难以洞察其著作之本义，于是说：“大家读我的书，大概都像看北京《晨报》一样，匆匆五分钟便看完了。……这种批评叫我如何答！”[6]（P740）
虽说不易作答，但梁漱溟还是按照胡适当初批判的思路进行了辩驳。一是关于胡适所谓“可惊异的”逻辑，梁漱溟认为东方化必于“连根拔去”与“翻身成为世界文化”二者居其一。“连根拔去”是指东西文化并非处于对峙平衡的局面，而是西方文化已经渗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翻身成为世界文化”则是梁漱溟基于“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得出的结论，认为西方文化之后必是东方文化的时代。在他看来，这些都是“铁案如山，根据确凿，声光震烁耳目；适之先生不是瞎子，难道看不见么？”梁漱溟进而追问胡适：“居然以‘这全凭主观的文化轮回说诬人，是何用意？”[6]（P744-745）二是针对胡适所谓“拢统”的文化公式，梁漱溟认为自己得出三种文化乃源于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胡适自鸣得意的异议（如“中国人生活哲学中的‘安分知足在西方文化中亦不鲜见”等）在梁漱溟看来十分可笑，梁漱溟并援引胡适恩师杜威的文化观进行了反驳：“夫我之所谓‘向前改造局面，亦犹夫杜威之所谓‘征服自然也；我之所谓‘持中调和‘随遇而安亦犹夫杜威之所谓‘与自然融洽优游自得也。”[6]（P748）即使将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分成三系，梁书原文也再三声明“本来不妥”，故认为胡适的批评“更无聊之极”。三是关于胡适批评的思路和方法，梁漱溟认为存在逻辑上的错误。梁漱溟指出，自己的文化分类是基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对此胡适不仅一字未驳，只顾说着客观原因的论调，还说不出所以然来。“这譬如我指出某人非甲，更证明其是乙；而胡先生既不驳我非甲的话，亦不驳我非乙的话，却只顾说‘这不过是甲‘这无非是甲，又说不出所以然的缘故来！”[6]（P752）我们不能否认梁漱溟的反驳存在若干偏执之处，但是公允地说，他的指责也是有道理的。比如，胡适以不能找出一个普遍原则为由而不去考虑文化态度存在的问题，以至于梁漱溟对此颇感失望，故曰：“呜呼！先生休矣！这种文章作他干什么？”[6]（P752）
胡适的批评固然存在一定问题，但不能因此说梁漱溟的著作没有矛盾或混乱之处。由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系由演讲稿汇编而成，故前后重复、矛盾和费解之处并不乏见。但梁书的诸多问题被大多数批评家忽略了，对此艾恺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梁漱溟巧妙地使用了含糊其辞的手法，成功地掩盖了大部分矛盾。”[3]（P94）这种闪烁其辞的方法蒙蔽了很多批评者的眼睛，胡适由于行文匆匆也没有寻出书中的根本问题。还需指出，不是所有的批评者皆如胡适这般挑剔，相反有些人则毫无保留地予以赞扬，并成为梁漱溟的虔诚信徒，协助其开展乡村建设运动。
三、对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思考
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虽各有偏颇之处，然而并非意气浮乏之争，其中亦有诸多真知灼见。从表面上看，胡、梁之间的东西文化之争是围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展开的，其实质却折射出当时中国的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固然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胡适少年时代即赴美留学，多年浸润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深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弊，所以在回国途中便“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3]（P363），致力于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主旨的“中国文艺复兴”事业，希冀完成把旧中国从蒙昧萧索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艰巨使命。在这种思维框架下，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道擎起新文化的大旗，以西方的新思想、新伦理、新观念替换传统的旧思想、旧伦理、旧观念。
作为一名保守主义者，梁漱溟没有留学经历，早年笃信佛学，后来回归儒家并重新肯定中国自身文明传统。在他看来，儒家学说不仅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尤其是柏格森、倭伊铿的生命哲学若合符节，而且通过吸纳西方文化能生出现代民主政治所需的伦理道理，即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再创造，可找出其现代转换的出路。从某种程度上说，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与探索仍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范式之内。
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疑虑始终是国人萦绕于心难以抉择的心结。与1920年代的思想文化领域纷繁驳杂的情状相比，当代中国思想界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表象之下，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西化思潮的博弈仍可谓暗潮汹涌。前者指责当代中国西化过度，担心被文化帝国主义所同化。在他们看来，目前我国学术思想大多囿于西学西语的模式之下，一谈现代文化，仍唯西学西语马首是瞻。盖因一味追慕欧美，思想文化构建过于倚重现代资源，并据此考量中国传统，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激烈而外在的评判。殊不知离开传统的现代化，犹如沙上之塔，缺乏牢固的理论根基。后者认为当前中国西化不足，靠批判文化民族主义以自娱自乐。他们认为，西学依然是中国学术原创未来的决定性因素，“它构成了确保我们的未来能够走向正确学术道路的前提条件。即使是中学、即便是传统，也需依靠走在我们前头的西学来激活它与当代语境的回应性，来灌注生命力”[7]。换句话说，国人还要对西方文化保持更加虚心、更有耐心的学习态度。由此看来，在如何对待东西文化的问题上，中国思想文化界一如既往地歧见纷呈，至今没有成功解决，或许这原本就不是一个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
中共十八大作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决策，意味着今后很长时间内建设文化强国将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启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应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至于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的关系，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无法回避的课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虽已曲终人散，然其仍为今人审视中西文化提供了若干经验启示。就此而言，重温百年前的东西文化之争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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