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本土埃及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袁指挥
提 要：埃及的本土埃及学，经历了一个酝酿、开拓、发展、繁荣的发展历程。接受欧洲近代文化的知识分子，努力传播埃及学的知识，为本土埃及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本土埃及学发轫于欧洲列强斗争的夹缝中，形成了以卡马尔为代表的第一代埃及学家、以哈桑为代表的第二代埃及学家，这两代埃及学家是本土埃及学的开拓者。在1922年埃及独立、图坦卡蒙法老陵寝发现的刺激下，埃及学领域也出现了反殖民主义的声音，从而极大促进了本土埃及学的发展，本土埃及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逐步形成了第三代本土埃及学家群体，他们的成就得到了西方埃及学界的认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本土埃及学进入繁荣期，第四代本土埃及学家在考古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研究领域日益拓宽。
关键词：埃及；本土埃及学；埃及考古
埃及学，从其诞生起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经过世界各国众多学者努力才逐步发展起来。尽管埃及学诞生在欧洲而非埃及，但是埃及的学者对埃及学的发展、繁荣也做出了重大贡献。笔者依据埃及学自身发展规律以及社会背景，将本土埃及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是本土埃及学的酝酿期，以塔哈塔维、穆巴拉克为代表，他们受到欧洲思想文化的影响，呼吁重视古埃及文明，倡导古物保护，组建古物保存机构，改变了人们对古埃及文明的负面看法，促进了埃及学的传播。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为本土埃及学的开拓期，以古代语言学校培养出第一代埃及学家卡马尔与纳吉布为标志，本土埃及学正式发轫。但是，在垄断埃及古物部门的法国人的阻挠下，本土埃及学发展缓慢，这种状况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期逐渐得到改观，卡马尔与纳吉布进入古物部门工作，进行一些考古发掘，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与此同时，卡马尔开办埃及学培训班，培养出了以萨利姆·哈桑为代表的第二代埃及学家。第二代埃及学家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研究范围也较宽广。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50、60年代，在埃及独立与图坦卡蒙陵寝的发现的刺激下，民族主义者要求在埃及学领域实现民族化，这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学的发展。开罗大学设置了埃及学系，培养出一批埃及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中的很多人被送出国深造，成为第三代本土埃及学家的骨干力量。本土埃及学的实力发展迅速，出现了享誉世界的埃及学家，成为埃及学研究殿堂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第四阶段，20世纪50、60年代至今，努比亚的抢救性发掘的契机使得国外埃及学研究机构、考古队伍重新进入埃及，但是埃及古物部门对埃及考古资源的占有优势，以哈瓦斯为代表的第四代学家在考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本土埃及学的研究领域也日益拓宽。
学界对于埃及本土埃及学的研究是近年来才开始的。里德的专著《谁的法老？》、论文《本土埃及学：一个专业的非殖民地化？》，以及科拉的《冲突的古物》，从反殖民主义的语境出发，论述本土埃及学在西方列强的竞争夹缝中艰难的发展历程。1伍德的论文《现代埃及民族主义中对法老历史的使用》，论述近代埃及的法老民族主义者，如何利用法老历史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文中对埃及本土埃及学发展有所提及。2我国学者金寿福的《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论述了以卡马尔为代表的早期本土埃及学家在欧洲列强的夹缝中艰难起步。3
一、本土埃及学的酝酿
自中世纪以来，改信伊斯兰教的埃及人，对古埃及文明并不感兴趣。而学者们通常将阿拉伯兴起之前的埃及历史，视为异教徒多神崇拜的羞耻历史，这样就使得埃及人对埃及古迹古物、古埃及历史漠不关心。但是，到了19世纪，这种状况逐渐改观。
1822年，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标志着科学埃及学的诞生。西方世界解读埃及文明的努力，使得“埃及人对古代埃及的兴趣逐渐浓厚了起来”，他们开始少量收藏古埃及文物。4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古埃及文明产生了兴趣，留学法国的里法阿·塔哈塔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法国留学期间（1826—1831年），塔哈塔维起初受到了埃及留学团的负责人、《埃及记述》的编者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的一些影响，进而受教于东方学家西尔韦斯特·德萨西以及其他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的学者，对古埃及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在欧洲引起的激烈论争，给塔哈塔维留下深刻印象。他写作的《巴黎游记》描述了法国保存古物的机构（可能是卢浮宫），并提及该机构收藏的木乃伊、丹德拉黄道图，介绍了欧洲人对金字塔的看法。受法国保存古物机构的启发，他认为埃及人应保存古代文物，特别指出穆罕默德将方尖碑送给法国是不妥当的，埃及人应该“将祖先留下的装饰物和作品保存好”。5
1835年，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采纳了商博良在1830年所提出的建议，颁布了文物保护条例，规定“政府占有的或将来挖掘、探查所得古物都要存放在开罗的特定地方”，强调“将来所有古物禁止运往海外”。6当年，埃及成立古物局，任命一名政府官员为古物监察官。1836年，阿里任命塔哈塔维建设古物收藏馆，塔哈塔维将收集到的文物收藏在位于开罗艾斯贝基亚区的一座建筑中，后来这些文物由于安全原因又被存放在萨拉丁城堡。7但是，阿里的诏令如同一纸空文，西方挖掘者继续将文物运出埃及，而塔哈塔维创建的博物馆，藏品寥寥无几，惨淡经营，正如一位西方观察者所言：“许多年过去了，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博物馆，只是开罗的一个空空的走廊而已，因为我不会将那里存放的半打毫无价值的石头视为核心藏品。”8在这种情势下，博物馆于1855年被迫解散。一部分藏品被阿巴斯赠送给了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而赛义德将剩余部分赠送给了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安。1
塔哈塔维不仅倡导并实践文物保护，还通过著书立说来传播埃及学。1838年，塔哈塔维及其学生翻译了法国的古代及史著作《远古入门》。在参照马里埃特以及其他法国学者的著作的基础上，在1868—1869年用阿拉伯语写作了《论埃及的故事》，介绍了从古埃及到阿拉伯征服埃及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以法老历史而不是“世界的创造”或“穆斯林征服埃及”作为叙述的开端，在古埃及部分采用了曼涅托的王朝体系框架，并着重指出了金字塔、方尖碑和斯芬克斯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他说：“埃及与各民族的祖先竞争……在文明方面、法律领域以及民法审判方面，没有一个民族能超越埃及，各个民族无不受益于埃及的科学。每个国家或王国都在寻求埃及的光芒，”“在法老时代，埃及是世界民族之母。”2有学者认为，塔哈塔维的《论埃及的故事》不仅标志着埃及历史著作的转折点，而且也标志着埃及民族意识的觉醒。3
另外一位积极传播埃及学的人是阿里·穆巴拉克。他编撰的著名的《地理志》中，参考了古典学者的记载、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的著作以及当时欧洲埃及学家的著作，对古埃及各种纪念物进行了介绍，还对金字塔的功用以及建造者的身份进行翔实的分析，呼吁埃及人应该了解自己的历史。他说：“对我们祖国的无知不适合我们，漠视我们祖先的遗迹同样不适合我们。”4他的著作《埃及尼罗河管理的最好蓝图》认为古埃及文明是最伟大的文明，他从耕地面积、人口、灌溉技术等角度入手，指出古代埃及所取得的成就是衡量当代埃及进步与否的标准。5此外，他的小说《阿拉丁》劝说人们要关注古埃及文明。小说的主人公阿拉丁对科普特、伊斯兰埃及有着渊博学识，但他在欧洲游历时却不能回答英国东方学者关于古埃及的问题。6小说显然是对当时埃及人的古埃及知识缺乏的反映，显示了穆巴拉克对古埃及文明的关怀。
除了塔哈塔维和穆巴拉克外，一些学者开始身体力行进行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曾经与塔哈塔维一起筹建博物馆的约瑟夫·海卡克雅受到西方人的影响，逐渐对埃及古物产生了兴趣。他为英国人发掘了赫利奥坡里斯、孟菲斯，在埃及考古史上率先应用地层学的方法进行挖掘。1863年，他根据尼罗河洪水数据、圣经和曼涅托的记载，出版了《论西里迪克建筑的年代》。7埃及天文学家马哈茂德·法拉基，挖掘了古代亚历山大城，复原了古代亚历山大城的地形。8他在埃及研究院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并用法语将自己的成果发表出来。9
二、本土埃及学的开拓
随着法国埃及学家奥古斯特·马里埃特主持埃及古物局和布拉格博物馆，法国在埃及古物部门的势力达到了顶峰。而在欧洲，继商博良之后，德国人在埃及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普鲁士的埃及学势力的上升，普鲁士寻求在埃及古物部门占有一席之地，而这是法国不愿意看到的。对于埃及而言，列强的争斗客观上为本土埃及学的起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1869年，普鲁士的海因里希·布鲁格什在埃及教育部长穆巴拉克的支持下，开办“古代语言学校”，为埃及培养本土埃及学家。但是，在法国的阻挠下，语言学校在开办了5年之后被迫关闭。由于马里埃特的阻挠，语言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中的大多数未能进入古物局和博物馆工作，而是转行进入政府部门。1但是，毕业生艾哈迈德·卡马尔、艾哈迈德·纳吉布坚持埃及学研究，这成为本土埃及学的宝贵火种。加斯顿·马斯帕洛接任古物部部长后，开始放松对埃及人进入古物机构的控制。在埃及首相里亚德的帮助下，1881年卡马尔担任了布拉格博物馆的专译文秘，与布鲁格什一起清理了戴尔·巴哈里的秘密墓室。1891年，卡马尔升任助理馆员。21892年，纳吉布出任行省古迹巡查长。31904年，卡马尔因其在埃及学方面的成就入选埃及研究院，之后参加了古物局组织的上埃及、三角洲地区的一系列小型考古发掘，撰写了这些地区遗址的发掘报告。4
卡马尔与纳吉布用阿拉伯文进行创作，以此来传播埃及学。他们先后出版了11本阿拉伯语的古埃及书籍，其中2本论述象形文字，7本为历史书。1916年，卡马尔单独编撰了《埃及语阿拉伯语大词典》16卷。卡马尔在埃及报纸上写作文章，论证了古埃及语与闪米特语，尤其是阿拉伯语言的亲缘关系。5另一方面，为了取得西方同行的认可，他们开始用法语进行写作。卡马尔在《埃及古物局年鉴》上发表论文39篇，6参加马斯帕洛组织的开罗博物馆馆藏目录的编撰工作，编写了《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的石碑》与《供桌》。此外，卡马尔参加编撰了埃及古物部年鉴29个条目，纳吉布参编4个条目。71907年，卡马尔出版了专著《古埃及人的宇宙观》。权威的《埃及考古学杂志》将卡马尔称为“是在国民中第一个对他们国家古物产生兴趣和热情的人”。8
卡马尔为培养本土埃及学人才积极努力，他的呼吁得到了教育部长穆巴拉克的回应。穆巴拉克要求古物局负责人马斯帕洛支持卡马尔举办埃及学培训班。在1882—1886年，卡马尔在布拉格博物馆开办埃及学班，培养埃及学学生，最初为5名学生，后来增加到15名学生。最初的5名学生毕业后出任古物局的古物检查员。在卡马尔和穆巴拉克的努力下，古埃及历史进入了学校的课堂。1906—1908年卡马尔在高级中学俱乐部创立了演讲论坛，1908—1909年间卡马尔在新成立“埃及大学”，讲授“古代埃及和古代近东史”。1910年，卡马尔说服教育部长赛义德·扎格卢勒，在高等师范学院（Dar al-‘Ulum）开设了埃及学课程，1912年第一届7名学生毕业。但是，由于马斯帕洛认为所培养的学生质量太低，不能胜任古物局的工作，这些毕业生纷纷转行，只有萨利姆·哈桑、马哈茂德·哈姆扎、萨米·贾卜拉继续从事埃及学研究。1914年高等师范学院的埃及学课程停办，毕业生多数进入中学从事教学工作。91921年，卡马尔向埃及苏丹福阿德建议为开罗博物馆选拨和培训3名助理馆员，而民族主义者塔哈·侯赛因建议从高校中选拔毕业生出国留学。最终，选拔了萨利姆·哈桑、萨米·贾卜拉、马哈茂德·哈姆扎三人前往巴黎和利物浦学习，1928年学成归来进入古物部工作。1这样，经过卡马尔的努力，终于培养出埃及的第二代埃及学家。
第二代埃及学家中，佼佼者当属萨利姆·哈桑。1928年哈桑进入开罗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31年出任埃及学教授，这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埃及人。1935年，哈桑在赫尔曼·云克的指导下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埃及学博士学位。在埃及大学任教期间，他积极发展埃及学学科，为开罗大学设立埃及学学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28年哈桑在云克指导下在吉萨进行学习型发掘。不久，他获得了在孟菲斯—萨卡拉地区的发掘特许权，率领开罗大学考古队进行考古发掘（1929—1939年），在大金字塔周围，发现了至少200座坟墓以及成千上万件文物，还有哈夫拉儿子的坟墓以及哈夫拉随葬船坑；在大斯芬克斯地区，他挖掘了阿蒙霍特普二世庙宇，发现了阿蒙霍特普二世在宗教仪式上进行跑步的运动铭文；2在萨卡拉，他发掘了第五王朝的河谷庙以及乌那斯金字塔过道。320世纪50、60年代，他担任努比亚抢救性考古发掘的顾问。哈桑以其在埃及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成为国际知名学者，用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出版了53部（篇）著述，4国际科学院在哈桑去世以后对他的贡献予以追认。克特·威克斯将哈桑列入“提升人们对埃及的了解以及有助于提升考古研究品质”的15位考古学家的队伍中。5
卡马尔的另外两个学生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马哈茂德·哈姆扎发掘了甘提尔、奥马里遗址，6将其成果发表在《埃及古物局年鉴》上。此外，他还写作了有关埃及语法、埃及地名、埃及古物等著作。萨米·贾卜拉在戴尔·塔萨、图拉进行过发掘，对中埃及的图那·加巴尔的希腊罗马时代墓地进行了长达20年的发掘（1931—1952年），在1957年还挖掘过达赫舒尔。7贾卜拉用阿拉伯语、法语、英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图那加巴尔的研究成果，包括挖掘报告、出土的阿拉米亚书信、绘画与壁画、遗址的托特崇拜、动物崇拜等物证。
除了卡马尔所培养的埃及学家外，还有一些人对埃及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哈基姆·阿布—塞尔夫、苏卜希·约瑟夫·阿里夫在上埃及、中埃及进行发掘，阿里夫在《埃及古物局年鉴》上发表了4篇论文。8奥马尔·图桑1905年发掘三角洲的阿布基尔，1933年对阿布基尔进行水下发掘。9解剖学家艾哈迈德·马哈茂德·巴达维曾参加沃尔特·布莱恩·埃默里的努比亚发掘（1929—1934年），研究了萨卡拉、达赫舒尔发现的人类遗骨，参与了对西沙漠绿洲、法尤姆、西三角洲的探查。10
埃及地理学家穆斯塔法·阿米尔挖掘了马阿底史前遗址（1930—1935年）、赫里奥坡里斯（1950年）、瓦迪·迪格拉（1950—1953年）。11
三、本土埃及学的发展
随着1922年埃及的独立，尤其是图坦卡蒙陵寝的发现，民族主义者要求在埃及学领域实现非殖民地化，这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学在埃及的发展。1923年，埃及政府在埃及高等师范学院再次设立了埃及学学校，并且任命卡马尔出任负责人，同年卡马尔去世。面对如此变故，极度缺乏埃及学人才的埃及，只好聘请外国人出任埃及学教授。从1924年起，俄国人弗拉基米尔·格列尼谢夫出任埃及学教授，从此，“在诸如格列尼谢夫与纽伯里这样的权威的教导下，年轻的埃及人开始起步”。1
1925年，埃及学学校转入国立的埃及大学，升级为埃及学系。埃及大学的埃及学系成为培养第三代埃及学家的摇篮。
1928年第一届埃及学学生毕业，优秀的毕业生被送到欧洲深造学习，归国后进入开罗大学、博物馆和古物部工作。从1928年到1933年间，毕业生中有一些人到西方攻读博士学位。其中，有3人在德国获得了埃及学博士学位，另有3人留学欧洲攻读博士学位，但因二战爆发而中断学业回国。后来，还有8人在开罗大学获得了埃及学博士学位。2这些人成为第三代本土埃及学家的骨干力量，出现了享誉世界的埃及学家拉比卜·哈巴什、艾哈迈德·法库里、科普特学家帕霍尔·拉比卜。尽管“他们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国际承认和赞许”，但是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埃及的考古学家的人数可能仍然较少”。3
拉比卜·哈巴什是“20世纪成果最为丰硕并被国际承认的埃及学家”。4早在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期间，他就开始了考古工作。毕业后他在古物局任职30年，在埃及和苏丹许多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了埃勒凡塔的古王国时代地方官员的神庙复合体建筑，研究并临摹了阿斯旺地区塞亥尔岛上的古代铭文，1941—1942年挖掘泰勒·达巴遗址，首次将培尔—拉美西斯与希克索斯人首都阿发里斯建立起了联系，51939年、1943—1944年发掘布巴斯提斯，他在卡那克发现了著名的卡摩斯石碑。从古物局退休后，他出任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努比亚远征队的考古顾问。他在世界上很多机构担任学术职务，先后写作了170多部（篇）著述，6其中他的专著《埃及的方尖碑》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至今仍然是研究方尖碑的重要著述。
法库里开创了沙漠绿洲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7西方埃及学者将尼罗河谷与三角洲作为考古和研究的重点，而广阔的沙漠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仅有个别学者对西沙漠个别绿洲进行了考察。1937年，法库里将挖掘重点转移到了沙漠绿洲，先后发掘了西沙漠的巴哈里耶绿洲、锡瓦绿洲、哈加绿洲，也考察了东沙漠的胡迪干河。此外，他还在达赫舒尔墓地发现了弯曲金字塔的河谷庙以及一千多件文物，他的发掘及研究“是近年来对我们了解古王国艺术与建筑的最重要的补充之一”。8到1956年，法库里出版专著12部、论文80余篇，9鉴于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权威的《埃及考古学杂志》这样评价他：“艾哈迈德·法库里无疑是埃及学领域最受人尊重的领军人物之一。”1
埃及学家卡马尔·马拉赫，在1954年发现了胡夫太阳船。这个发现轰动了世界，被列入埃及学的十大发现之一。1954年，他率领埃及考古队发现了两排巨大的石灰石，1955年在石灰石下面发现了太阳船部件。胡夫太阳船的出土是20 世纪中叶埃及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对于研究古埃及造船、航行以及古王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2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埃及学家是穆罕默德·扎卡里亚·朱奈姆，他曾经协助萨利姆·哈桑发掘吉萨和萨卡拉。1951年，他在萨卡拉发现了法老塞凯姆凯特的未完成的金字塔，他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埃及古王国历史，尤其是金字塔建筑的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发现与马拉赫发现胡夫太阳船并列为20世纪50年代埃及最为重大的两大发现。此外，法老塞凯姆凯特这个国王在当时还不为人所知，古代的王表中也没有提及，3因此，朱奈姆的考古发掘校正了第三王朝的王表，进一步补充了学界对于古王国历史的认识。
埃及的科普特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就。最早对科普特学进行研究的是托戈·米纳，他对亚历山大附近的圣梅纳斯修道院遗址、底比斯地区的修道院遗址进行尝试性发掘。米纳在1937年出版了学位论文《阿帕·埃皮马的殉教》，1948年著有《努比亚的科普特和希腊铭文》。4杰出的科普特大家帕霍尔·拉比卜，自幼学习科普特语，1934年获得德国弗雷德里克·威廉大学的博士学位。1935年，拉比卜回到埃及后，相继担任开罗大学讲师、埃及博物馆保管员、行省博物馆主任等职务，1951—1965年间出任科普特普博物馆的负责人，将这个博物馆发展成为世界科普特学研究的中心。他还挖掘了西沙漠的阿布·默纳以及下埃及的遗址。后来，还担任纳格·哈马底文献委员会的秘书、副理事长与理事长，1956年将部分文献整理出版，1976年在开罗首届国家科普特研讨会上，提出纳格·哈马底文献中的哲学源于古埃及而非古希腊。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创造“科普特
学”一词的学者之一。著有《科普特博物馆的科普特语诺斯替纸草》、《科普特艺术》，与他人合撰
《纳格·哈马底抄本》。
除此之外，其他埃及学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马哈茂德·安瓦尔·舒凯里、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贝克尔、艾哈迈德·巴达维，他们都进行了考古活动，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埃及学研究中的知名著述。5其中巴达维成功劝说文化部长对努比亚进行抢救性发掘和保护，6为埃及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做出了杰出贡献。
与此同时，本土埃及学的研究范围也在扩大，有些学者从事语言文字、建筑艺术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吉尔吉斯·马特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在20世纪40、50年代研究了牛津、巴黎、柏林和开罗所收藏的世俗体陶片，长期致力于赫尔摩坡里斯世俗语法典的研究，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著述。7此外，穆斯塔法·穆罕默德·阿米尔也挖掘了众多遗址，著有《底比斯出土的一个家庭档案》。8在建筑艺术方面，亚历山大·米哈伊尔·巴达维是研究古埃及建筑的重要学者，著有《古埃及人的建筑绘画》、《埃及建筑史》、《古埃及建筑设计》等书。9在古埃及医学研究方面，保罗·埃利亚斯·加利昂吉医生通过研读埃伯尔纸草等古埃及医学文献，对古埃及的医学和巫术进行专门研究，指出在世界上古埃及人是最早将医学从巫术中分离出来的民族，著有《古埃及的巫术与医学》、《法老埃及的外科医学》等著作。1
随着本土埃及学的成长，在博物馆、古物局以及大学埃及学讲席出任职务的埃及人多了起来。1937年，吉尔吉斯·马特成为开罗大学的讲师。1939年，萨米·贾卜拉担任埃及大学考古系的主任，这是第一个出任此职务的埃及人。2法国人控制的埃及古物局的构成人员也逐步发生了变化。随着执掌埃及古物局的法国人皮埃尔·吕西安·拉科逐渐接近退休年龄，埃及民族主义者要求埃及人出任下一任古物局局长一职。但是，由于法国不甘让出古物局，最后，萨利姆·哈桑只能出任古物局副局长。在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出任教育部长时期（1938—1942年），试图控制外国人掌握的埃及四大博物馆。1942年，马哈茂德·哈姆扎出任埃及博物馆馆长。从1952年开始，埃及政府的古物局职务和开罗大学的埃及学教学研究工作全部由埃及人承担。3
四、本土埃及学的繁荣
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随着埃及的民族独立，西方人在埃及的埃及学研究领域的势力被驱逐出去，埃及的本土埃及学发展势头喜人。很多大学都设置了培养埃及学人才的专业。开罗大学的考古学院下设埃及学部，亚历山大大学文学院的历史系下设埃及学班，明亚大学设立古代史和考古系，坦塔大学文学院的考古系下设古埃及文明专业，扎加齐格大学的古代近东研究高级研究所下设埃及文明专业。依托于这些研究机构，以阿布·贝克尔、马特、法库里等埃及学家为培养团队，培养出第四代本土埃及学家。此外，以努比亚的抢救性发掘为契机，国外的研究机构、考古机构再次进驻埃及，纳赛尔恢复了过去的五五分成制，即凡在埃及考古发掘的外国考古队，可以获得一半的发掘物。国外高水平考古队的进驻，促进了埃及本土埃及学的发展与进步。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埃及的埃及学取得重大发展，硕果累累。在考古方面仍然以吉萨地区和西沙漠为重点，并且首次组织了全部由埃及人组成的考古队对帝王谷进行了发掘。同时，也发展起了新型考古学分支学科——水下考古。这些学者积极利用现代科学为埃及学服务，运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检测、研究木乃伊。除了考古学外，埃及学家们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涉足了古埃及的建筑、法律、军事、宗教等众多领域。
在从吉萨到达赫舒尔的金字塔分布区，埃及的考古队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吉萨地区，考古队在1980年发现了哈夫拉金字塔港口，1993年又发现了胡夫金字塔的港口。41985年，埃及古物委员会与《美国地理》杂志联合组建考古队，采用氨塞装置来探测胡夫的第二个太阳船。5哈瓦斯率领的团队，1990年在吉萨地区的大狮身人面像的东南，发现了第四王朝时期的金字塔建筑者的墓地。6这些坟墓出土的劳动者的尸体上出现了曾经受到长时间的扭伤和重压的痕迹。7这个发现以及此前金字塔建筑者居住地的发现，可以彻底解决关于金字塔建筑者的身份问题。1991年，哈瓦斯领导的考古队在胡夫金字塔东南25米处，发现了一些以前未知的附属（或称卫星）金字塔，增加了人们对金字塔建筑群的认识。11999年，哈瓦斯重新发掘位于狮身人面像和哈夫拉金字塔之间的岩石层内的奥西里斯衣冠冢，最终探明了此竖井坟墓为三层结构，其中第三层的结构状如埃及语中“房子、住所”的符号，这与吉萨的古埃及语名称“奥西里斯之家”相合。2这个发现对于了解奥西里斯崇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了解吉萨金字塔具有重要意义。1992年、2002年两次利用机器人对胡夫金字塔的王后墓室的通道进行探测，后一次探测全程通过媒体向世界直播。3在萨卡拉地区，2008年，埃及考古队重新发现了200多年前普鲁士埃及学家列普休斯在萨卡拉发现的编号为29号的“无头金字塔”，哈瓦斯将其确定为第五王朝门考胡尔的金字塔。同年，在萨卡拉发现了第六王朝帕辟法老母亲赛西西特王后的金字塔。
在西沙漠，埃及的考古成就非凡。1996年，在巴哈里耶绿洲意外发现了罗马时期的木乃伊墓地（镀金木乃伊谷）。1999年开始全面发掘，当年就清理出木乃伊160多具，考古学家估计这个墓地共有1万
多具木乃伊。4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木乃伊属于公元1、2世纪，他们大多数是罗马化的埃及人。”5这里还发现了第二十六王朝时期巴哈里耶总督家族的陵墓，西沙漠考古的开拓者法库里曾苦苦寻觅此墓而未能如愿。6这些新发现对于研究后埃及时代的历史以及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埃及与耶鲁大学联合考古队，在哈里杰绿洲的乌姆马瓦基尔地区，发现了最早追溯到第二中间期的古城，埃及最高古物委员会主席哈瓦斯在声明中说，这座古城位于埃及与苏丹达尔富尔之间的商道上，居民可能是行政和服务人员。7这座城市的发现，对于研究埃及与非洲经济往来具有重要意义。
在帝王谷，埃及的本土埃及学也开始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从2007年开始，以哈瓦斯为首的埃及考古队，开始考察帝王谷，这是首次全部由埃及人组成的考古队对帝王谷进行考古挖掘。他们重新发掘了卡特曾经发现的陵墓建筑工人的窝棚区，发现了记载工人食物的铭文以及休闲娱乐的美女招贴画，这个发现对研究古代埃及工人的生活有所帮助。在帝王谷的西谷进行的发掘工作，发现了四处石头地基。这次考古发现了一个名叫瓦瑞特的王后的名字，其头衔为“神之妻”。还发现图特摩斯三世与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并列的王名，这可能会修正学界对两位法老关系的某些看法。2008年7月的“守护埃及网”对哈瓦斯采访、当年10月的哈瓦斯的博客以及当年12月哈瓦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讲中，宣布发现了两个新陵墓的入口，8哈瓦斯这两个陵墓称为KV64、KV65。2009年2月，哈瓦斯在博客中论述了寻找KV64的经过。同年9月表示将在10月进行考古挖掘。9在水下考古与研究方面，埃及最高古物委员会与巴黎的欧洲水下考古研究所合作取得成效，为了推进水下考古，1996年埃及最高古物委员会下设水下考古部。埃及目前的水下考古主要有：亚历山大海底考古、绿洲水下考古与尼罗河水下考古。在亚历山大城，联合考古队从1992年起对亚历山大海底遗迹进行水下考古，1将地图绘制与水下打捞结合起来，采用了核磁力仪、声纳定位仪、侧扫声纳定位仪、GPS全球定位仪等先进设备，先后在亚历山大东部港湾、卡特巴堡等海底进行探查，2
1996—1997年发现托勒密王朝晚期的王宫，1999年发现了亚历山大灯塔遗迹，2000年发现了古代埃及的曼瓦提斯城和赫拉克里昂城，共发现了20000多件文物，并在2000—2003年绘制了古代亚历山大城地图。绿洲水下考古方面，2008年联合考古队对锡瓦绿洲进行水下考古，32010年开始对法尤姆绿洲的加龙湖进行水下考古，希望确定湖底玄武岩石的位置，以揭开金字塔石块来源之谜。在尼罗河水下考古方面，2008年联合考古队首先在象岛附近进行水下考古，发现了克努姆神庙的一些遗物，计划在2009年在靠近阿拜多斯的地区进行水下探查。4
木乃伊研究是埃及近年来研究的重点之一，主要是采用最新科学技术，对木乃伊进行检测，破解古埃及历史上的一些悬案。在人类木乃伊方面，哈瓦斯领导的埃及木乃伊工程在2004年启动。2005年用CT扫描图坦卡蒙木乃伊，确定了图坦卡蒙死亡年龄为19岁。2008年，通过DNA检测图坦卡蒙坟墓中未成年孩子木乃伊，确定其为图坦卡蒙未出生就夭折的双胞胎女儿。2010年包括图坦卡蒙在内的11具木乃伊进行DNA检测和电脑断层扫描，初步确认KV55中的木乃伊为埃赫那吞，KV35的年老女子木乃伊确认为泰伊，而图坦卡蒙是埃赫那吞与KV35中年轻女子木乃伊的儿子，而泰伊为这个年轻女子的母亲。特别重要的是，学者认定图坦卡蒙死于疟疾及并发症而非头部创伤。5
埃及木乃伊工程另外一项成就是认定了女法老哈特舍普苏特的木乃伊。2007年，通过电脑断层扫描，从四具木乃伊中初步确定了女王哈特舍普苏特木乃伊。6在动物木乃伊上，萨利姆·伊克拉姆领导的团队对开罗博物馆动物木乃伊进行X光扫描，以便确认动物的身份，编撰开罗博物馆动物木乃伊目录，实现研究古埃及宗教、木乃伊制作技术、古埃及的畜牧业、古埃及的兽医学、古埃及的灭绝动物等科学目标。直到2003年，该工程已经完成了两个阶段的任务。7
另外，考古队在上埃及其他地区，也有令人惊讶的新发现。1981年在上埃及的埃赫米姆城东北角发现了希腊罗马时代的部分神庙区。1991年在希腊罗马时代神庙旁边、现代墓地下发现了刻有拉美西斯二世名字的雕像底座以及古墙，这其实是拉美西斯二世时代的神庙一部分。2003年在吉萨高原古物总检查员曼苏尔·布雷克领导下开始发掘这个神庙。8考古学家认为，这个神庙好像要比卢克索神庙更大，可能是迄今所知道的古代埃及最大的神庙。发现频道将这个发现列入“埃及的十大重大发现”之一。
除了这些重大工程与成就外，一些埃及学家也进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艾哈迈德·马哈茂德·穆萨在1964年挖掘了萨卡拉的克努霍特普和尼安克克努的坟墓，1977年发现了描述古埃及士兵100公里长跑的铭文，由此在埃及出现了100公里法老马拉松赛跑项目。赛义德·陶菲克·艾哈迈德参与了1966—1972年的埃赫那吞神庙工程，写作了一系列研究阿马尔那时代的论文，1984年主持开罗大学考古系在萨卡拉的发掘。1贾巴拉·阿里·贾巴拉先后在最高古物委员会、开罗博物馆、开罗大学工作过，2005年获得了“社会科学国家奖”。贾巴拉参加了开罗大学在吉萨墓地考古发掘，主持开罗大学在孟菲斯的考古发掘。
埃及的埃及学者继续拓宽研究领域，涉足了古埃及的建筑、法律、军事、宗教领域。穆罕默德·谢哈塔·阿达姆写作了《埃及建筑史》。2伊布拉姆·哈拉里为法律专业出身，后对古埃及法律感兴趣，创建了“古埃及法律研究国际协会”，发表了至少8篇有关古埃及法律的文章，著有《埃及古王国司法程序研究》。3艾哈迈德·卡德里·马哈茂德·埃尔米参与努比亚抢救性发掘以及保护，4发表若干论文，出版了学位论文《新王国的军官与官员》，使用阿拉伯语写作了2卷本的《帝国时代的军事组织》。
五、结 语
埃及的本土埃及学的发展，与埃及的政治、文化气候密不可分。阿里王朝的近代化改革，欧洲文明对埃及产生了重要影响，埃及学从欧洲传入埃及。接受过欧洲教育的塔哈塔维、穆巴拉克的活
动，改变了埃及人对古埃及文明的看法，为埃及学在埃及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普鲁士与法国在埃及的争夺，为本土埃及学家的培养提供了契机，同样因为这种争夺使得卡马尔、纳吉布等人很难进入法国人垄断的古物部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埃及民族主义者提出了民族解放的诉求，为了激发埃及人民的士气，他们极力推崇古埃及的辉煌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代埃及学家获得了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促进了埃及学的发展。1922年埃及独立与图坦卡蒙陵寝的发现，极大地刺激了埃及人民族情绪，促使埃及学获得长足发展。随着1952年埃及独立，外国的考古队停止了在埃及的工
作，第三代埃及学家独立进行考古发掘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尽管阿斯旺大坝的修建的契机使得外国的考古机构、考古队再次进入埃及，但是埃及古物部门牢固掌握着埃及的考古资源，在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中，埃及的本土埃及学占有主导地位。在吉萨、西沙漠取得突出成就，同时积极发展新型考古分支学科，利用现代科技为埃及学服务。目前，埃及的本土埃及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利于埃及古物部门对埃及考古资源占有优势的基础上，因此，重大考古发现都是由埃及人做出的。尽管本土埃及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落后于欧美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