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冲突报道背景下的非主流媒体反霸权主义研究
张宇 孙保营
【摘要】关于非主流媒体包括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和社区媒体（Community media）在表达观点方面是否倾向于反霸权主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充分认识到“霸权”一词作为一种分析模式的潜力，反霸权可以被理解为资产阶级对主题、事件或政治的主流观点的另一种立场。反霸权的目的是提出批评或以其他方式制止当前的霸权主义。因此，反霸权主义通常被视为政治变革时期的前传。所以，反霸权主义是某一时期所存在的公约的反对观点。它最常出现在政治事件中，但也可以应用于媒体、历史、音乐等领域。
【关键词】战争;冲突;反霸权主义;非主流媒体;另类媒体;社区媒体
一、另类媒体和社区媒体
“另类媒体”一词是指发布一般公认的规范、政策和观点的另类形式的所有媒体平台的总称。另类媒体的主要特征表现其目的是“将新闻从演讲变成对话”，这种媒体通常来自小规模的团体或旨在广泛宣传自己的新闻的个人及其另类观点的媒体平台。[1]另类媒体的早期研究表明，该术语仅与社会运动活动家生产的媒体有关。然而，后期的研究表明，另类媒体的概念与其媒体的运作方式和功能有关。[2]
此外，对另类媒体的理解与受众如何体会或解释所讨论的媒体内容有关。这是因为受众的解释策略决定了媒体是被视为“另类”还是“主流”。因此，对媒体的定义与其说是内容或组织生产实践的问题，不如说是受众阅读和体验它的解释策略的总和。因此，对于受众而言，当媒体与主流受众的认知分歧很大时，即为另类媒体。例如，英国人可能会阅读由政府所有和受政府监管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的文章。[3]英国广播公司虽然在英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机构，但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美国），其观点可能对于主流新闻频道（例如FOX新闻）来说，便是另类媒体。因此，由于受众阅读文本所使用的解释策略不同，媒体变成了“另类”。因此，什么是霸权主义或反霸权主义都是认知问题，因为这是提供信息的媒体出版物的功能。但是，无论对另类媒体的理解如何，此类媒体显然都具有社会功能，并有可能影响主流的观念和行动。
社区媒体是结合了公民、参与性、激进主义和激进媒体活动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媒体平台。与其他形式的另類媒体类似，社区媒体的目标是避免主流媒体的商业化。因此，社区媒体倾向于避免被个人拥有，受单独的赞助或个人监督，以此来迎合特定的议程。取而代之的是，开发此类媒体的目的是运行它们并为整个社区提供信息。[4]因此，社区媒体平台是多种多样的，并结合了电视、广播、网络和印刷媒体等多种形式，但是发布的内容以及所面对的受众群体往往更狭窄。因此，就内容和资金而言，社区媒体被视为非主流媒体的一个典型案例。社区媒体的结构使其可以保持相对民主的特点，可以迎合不同需求。因此，世界各地都存在社区媒体，以促进因当地的不同需求而产生的多种另类媒体话语。
另外，另类媒体与社区媒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关联。这是因为一些替代性媒体组织，对比主流媒体组织，多数都在拼命追求高效益，而另一些则是非营利组织的媒体，也会相对重视利益。但综合性的社区媒体一直处于调查报道的最前沿，并时常提出和精英阶层完全不同的观点。社区媒体的这些要素通常会导致此类出版物支持另类思想，并强调另类媒体出版物中最经常探讨的反霸权问题。因此，另类思想在社区媒体的受众中更受欢迎，而此类出版物如果受到利益的驱使，可能会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另类思想和观点。因此，另类媒体和社区媒体通常会追求相同的目标。[5]
二、主流媒体与霸权主义
在战争和冲突的初期，媒体更倾向于忠实地表达对国家的支持[6]。这是因为，当此类事件发生时，媒体倾向于依靠官方资源获取有关战争和冲突的相关信息，而政府和记者之间的合作对双方都有利。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在旗帜周围的集会”，因此在战争和冲突期间，记者经常以爱国主义的态度支持国家对抗敌人。主流媒体对战争和冲突的报道反映了两个不同的霸权主义。其中第一个是主导媒体组织运作所在文化领域的战争意识形态模型，这是“自我”和“敌人”的霸权模型，它们从积极或消极的角度对信息进行不同的解读。另一个霸权主义是主流媒体拥有一套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程序，在报道战争和冲突时，这种观念将会变得更加明显和根深蒂固。
由于这些原因，主流媒体战争报道的主要特征倾向于包括对战争事件的事实叙述等形式的报道，这种叙述与个人或私人的苦难保持分离，并由记者和目击者来补充。[7]不仅如此，主流媒体战争的报道往往倾向于选择精英阶层作为发言人，他们的言论被认为具有公共意义，并且偏爱有关战争与冲突领域的专家（多指军事学科方面的专家）所发表的信息。因此，这些做法将战争构筑为意识形态的最为理想的形式，意味着主流媒体经常忽略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也被称为另类观点，其可能会挑战战争的合理合法性。
三、非主流媒体与反霸权主义
媒体一直以来的角色就是充当民主的“看门人”，这意味着，当其他利益相关者无法参与有关国家利益的辩论时，媒体有义务向当权者突出不同的声音和信息。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另类媒体强调第一场海湾战争的反对派观点的方式。[8]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由两家电视制作公司Deep Dish Television和Paper Tiger Television委托制作了一个长达10小时的国际发行的电视连续剧，名为“海湾危机电视项目（1990—1991）”。[9]该电视连续剧旨在回应激进的美国媒体对第一次海湾战争准备工作的报道，并提供了主流媒体所缺乏的批评性分析，证明了民众反对美国海湾战争的程度。
另外，新闻博客和公民新闻工作者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另类视角。促使这一情况发生的原因在于，由于对“爱国主义”的错误理解导致了美国主流媒体对美国政府政策的批评之声逐步减弱乃至消失。美国政府通过主流媒体的协助，进行了一次复杂的宣传运动，使其发动战争的决定变得合理化。[10]布什政府对于这种说法表示强烈赞同，并断言伊拉克及其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是对美国的“9·11”袭击的罪魁祸首。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场宣传运动的成功取决于合规的主流媒体们，进行了不加批评地重复了几乎每一个国家政府关于萨达姆·侯赛因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欺诈性主张。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在促进和证明伊拉克战争合理性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1]
与此同时，主流媒体开始将博客等另类媒体视为一种另类途径，通过这种途径，通过主流媒体和报纸渠道，将和伊拉克战争有关的问题报道出来，以分享更多不同的见解。因此，对当代新闻独立性的担忧导致主流记者将另类媒体所发布的新闻视为对伊拉克战争提出看法的一种方式。而另类媒体是表达对主流观点或战争产生的替代性观点和担忧的一种方式。发表有关伊拉克战争的其他媒体观点的博客说明了一种后现代新闻业形式，该形式挑战了精英阶层对信息控制并质疑了主流新闻的合法性。[12]这些博客的特点是，它们并没有提出伊拉克战争的宏大叙事，而是收集了一些小故事，然后由主流媒体复制转发。
关于反霸权主义的话语，最典型的便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和期间发生的话语，比通常设想的要复杂得多。例如，另类媒体通常不会直接面对霸权主义话语，而是经常在两个主要叙事之间占据重要位置。[13]此外，随着另类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另类媒体对冲突的描述往往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伊拉克战争中，另类媒体话语存在几个关键性的例子。这些例子来自于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博主萨拉姆·帕克斯（Salam Pax），他表达了伊拉克人民不愿被美国“解放”，对美国士兵发动的战争的批评，并发布了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图片。这样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关于战争的另类媒体话语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从过去的小故事到后来的渠道畅通后所收集到的更为直接真实的案例，这在整个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14]
社区媒体的反霸权主义在战争和冲突描述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媒体也已成为报道与种族冲突反霸权的重要要素。社区媒体的主要功能便是呈现与时事有关的社区话语，并且可以纠正主流媒体关于少数民族及其在战争冲突中的作用的错误用法。[15]例如，2005年，总部位于悉尼的悉尼联合穆斯林妇女协会（UMWA）挑战了主流媒体对“圣战”一词的使用，协会当时就指出：圣战一词被滥用了，主流媒体喜欢将圣战等同于战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但对于穆斯林来说，圣战意味着一场斗争，这在许多层面上都可能是一场斗争，可能是心理或多种方面的斗争，主流媒体使用它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因此，社区媒体论坛可以为少数群体提供纠正主流媒體话语中存在的错误的机会。
此外，社区媒体可以用来挑战所谓的激进报道，此类报道倾向于将某一种文化定性为犯罪、威胁和野蛮，并使这一文化群体，例如阿拉伯的穆斯林和难民社区受到不必要的审查，并使他们受到偏见和种族主义的影响。[16]但是，主流媒体也会对战争持有反霸权主义等相关观点。而这种观点确实成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主流媒体的叙述方式，当时主流媒体关注伊拉克战争受害者的困境或强调了欧洲和美国基层对战争和冲突的反对。伊拉克战争时期，英国主流媒体就曾倡议：“与反越战的抗议活动不同，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反战抗议活动在政治和社会上是一个多元化的联盟，媒体在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在某些战争和冲突情况下，主流媒体确实承认其他不同的观点，但这些报道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具有突破性的反霸权主义。[17]
四、结论
在战争和冲突的背景下，另类媒体和社区媒体倾向于以反霸权主义的方式发表意见。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报道战争和冲突的例子表明，另类媒体倾向于对这些冲突表现出反霸权主义的主张，但官方媒体经常无视主流媒体经常无视任何反对此类战争和冲突的意见，而是反映战争中的政府或官方的立场。另外，社区媒体也可以用来反映少数群体的意见，例如，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通过社区媒体来反映由于冲突和战争他们所遭到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18]另一方面，主流媒体也可以像伊拉克战争期间那样纳入不同的观点，尽管与非主流媒体相比，这些立场呼声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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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系2019级硕士生;孙保营为郑州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校：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