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提升策略
王晶晶 邢祥
【摘要】新闻舆论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能够以思想共识凝聚行动力量，用正确舆论引领前进方向，营造有利于全社会和谐稳定的舆论环境。以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对防疫期间我国新闻舆论工作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策略，并为以后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策略、舆论引导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中国打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威胁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让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面临重大挑战。疫情防控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其中多次涉及新闻舆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关系着党的工作大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充当突出角色。自疫情防控以来，我国新闻舆论工作者全力应对，加大宣传舆论工作力度，全国各家主流媒体进行持续报道，及时发布信息，准确报道疫情，积极回应公众关切，以“战”代练，“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2]，不断探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的提升策略。
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的基本策略
一个国家和社会要稳定，首先要保持舆论的稳定;一个政党要引导好人民的思想，首先要引导好社会舆论。[3]我国新闻舆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期间主动承担责任，在信息传递、澄清谬误、凝聚共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争夺舆论引导主动权，形成同频共振效应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争夺舆论引导主动权，及时发声、准确发声，这不仅关系着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更关系着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在疫情防控期间，新闻舆论工作者作为信息的主要传播者，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及时进行信息发布，同时抚慰民心、动员社会，了解民意诉求，回应民众关切，与民间舆论场形成同频共振，提升了新闻舆论引导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积极主动发声，合力引导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群众更多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对坚定全社会信心、战胜疫情至为关键。”[4]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新闻舆论工作者主动承担责任，多方联动发声。新闻舆论工作者作为“逆行”队伍中的一员，深入防疫抗疫前线，“全力以赴，尽锐出战”，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从专业媒体到自媒体，以“247”的工作模式不间断向国内外受众传递最新消息，努力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的传播制高点。比如，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在疫情防控期间，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准确传递中央声音，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1+1》栏目自1月20日起持续报道疫情，央视新闻频道自1月26日起推出《战疫情特别报道》。人民日报官微、凤凰网等多家媒体对每日疫情实时动态进行通报，运用数据可视化介绍各地疫情数据。
除此之外，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许多自媒体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它们用各种形式关注疫情，为受众呈现出较为优质的内容，如抖音短视频平台与央视等主流媒体和多省市网信办进行合作，推出大量短视频。在1月21日，丁香园就在微信、微博、移动应用上线疫情地图“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实时动态”链接，截至2月18日已获22.39亿人次的浏览量。
2.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把握报道“第二落点”
新闻舆论工作者不仅是事件的记录者，更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者。在舆论引导工作中，不仅要争夺信息“第一落点”，还要深入开展调研，运用纵深思维把新闻做透[5]，把握报道的“第二落点”。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排斥矛盾、回避问题。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比如，“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市卫健委主任被免职、湖北红十字会被问责等事件中，就是新闻舆论工作者积极发挥舆论监督职责的体现。
另外，《财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多家杂志发挥自身媒体优势，针对疫情进行专题报道。以《财新周刊》为例，在疫情暴发之初，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性存疑时，《财新周刊》就发出“病毒传染性非常高”的警示，同时《财新周刊》是第一家采访李文亮医生的媒体，就李文亮医生刊发多篇报道，如《新冠肺炎“吹哨人”李文亮：真相最重要》《在武汉拍摄最难忘的三个画面》等。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报道突出人文情怀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疫情防控期间，新闻舆论工作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尊重灾难事实的基础上，同样突出人文情怀，除了报道防疫抗疫动态外，还注重生活服务和情绪引导，采取“共情共鸣”的手段，为新闻舆论工作带来温度，在稳民心、暖人心方面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比如，疫情防控初期有些患者在社交平台发布入院求助信息，2月4日《人民日报》为求助者提供快速通道，切实为有需求的公众解决实际问题。《人民日报》还在客户端推出《紧急寻人！这些车次、航班内有新冠肺炎患者》等报道，让公众及时了解做好防范。由《人民日报》、腾讯新闻、腾讯手机管家等联合推出的“新冠肺炎防疫大全”，涵盖“疫情实时追踪”、医疗、同程查询、社会保障查询、辟谣、口罩预约、远程办公等一站式疫情内容，帮助公众及时了解所需信息。同时，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出现的焦虑等负面情绪，新闻舆论工作者给予关注，积极报道正能量，用温暖人心的报道调整民众情绪。
4.谣言频现引恐慌，辟谣报道努力弥合信息“真空”
由于信息环境的模糊性，权威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失情况，这就会导致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在疫情防控期间，尤其是防控初期，社交媒体等平台出现大量相关谣言。这些谣言在社交媒体上呈现碎片化的传播特点，使得辟謠变得异常困难。在谣言形成阶段，其传播往往是链状和树状传播，消解难度相对较低，只要能够及时通过政府权威发布和媒体跟进报道，就可以消除还没有形成气候的种种谣言。[6]在疫情防控阶段，新闻舆论工作者刊发了一定量的“辟谣报道”，及时对移动互联网中出现的谣言进行舆论引导。如环球网刊发的《关于疫情 这些都是谣言！》用集纳的方式将近期谣言进行集中汇总，腾讯新闻推出的“较真查证平台”让公众在平台上进行搜索和查看近期谣言。除此之外，丁香园、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等也都发布了各种辟谣信息。
（二）践行“四全”理念，打造疫情防控舆论矩阵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生态和舆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舆论引导任务比以往更加复杂。尤其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闻舆论工作必须“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7]。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四全媒体”这一新概念，明确指出媒体融合发展的方向目标。
1.利用渠道优势，打造融媒体矩阵
在疫情防控期间，新闻舆论工作积极践行“四全”理念，继续引入现代媒体技术，利用多渠道优势打造疫情防控舆论矩阵，逐步实现新闻媒体的“在线生产”转型，实现疫情报道的“在线化、数据化、智能化”。如自2020年1月27日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推出24小时不间断直播特别节目《共同战“疫”》，采取“1+N”网络直播模式，分别在微博、微信、客户端等网络平台进行直播，通过“权威发布”“战‘疫快报”“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向武汉集结”“权威连线”等板块，对全国各地抗疫期间的基本情况进行直播与报道，实时发布最新政策与信息。[8]央视频App在疫情防控期间，依托5G技术引入“慢直播”概念，对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和武汉多个城市标志性区域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陪伴式慢直播，打造了《慢直播|与疫情赛跑的中国速度》《云守望：见证此刻期待春暖花开》等“现象级”作品。新华网利用新华睿思大数据分析平台，推出《抗击疫情·睿思这么看》等16期系列大数据新闻，展现全国战“疫”全景。封面新闻在疫情期间依托“智媒云3.0系统”上线包括实时疫情地图、同程查询工具、AI视频生产、防护用品企业在线查询等8个云服务产品。
2.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力，打通舆论引导“最后一公里”
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还积极发力，突出自身优势特色，整合优势资源，积极发挥基层宣传主阵地的作用，打通疫情防控宣传和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新闻舆论工作的全覆盖。比如，漳州市龙文区融媒体中心推出《硬核大喇叭！都在家呆着！别出去瞎逛了》等一系列原创短视频，成为当地疫情防控宣传的有力平台。河南省项城市融媒体中心把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应用到疫情防控中，建设了“项城市疫情防控大数据管理系统”，准确掌握村民健康信息。
（三）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有效影响国际舆论
新冠肺炎疫情自暴发以来，在国际社会备受瞩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次疫情发生后，我们怎么应对、应对效果如何，国际社会高度关注”[9]。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新闻舆论工作者注重对外传播，能够在国际舆论场积极发声，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并坚决回应出现的各种错误行径和不实言论，有效影响国际舆论，为疫情防控营造了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1.主动发声，讲好中国抗“疫”故事
疫情发生后，我国新闻舆论工作者积极传播我国全力抗击疫情的措施与进展，持续为海外受众提供大量来自中国抗疫一线的优质媒体报道。如1月30日起，《湖北日报》客户端开通湖北权威发布外文版，用英、法等多语种进行湖北疫情每日一报，向世界介绍疫情防控情况;新华社推出9个外文语种大型融媒体专题《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时全程发布疫情动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语频道在央视推出《外国人镜头下：神速建造的武汉火神山医院》，让国际舆论场感叹“中国效率”;中国外文局与湖北省新闻办合作，将湖北广播电视台短片《武汉莫慌，我们等你！》译制成12个语种通过58个账号发布，覆盖受众千万人次;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编辑出版《武汉封城——坚守与逆行》《2020：中国战“疫”日志》两部中英文抗疫纪实作品电子书，登上多个国内线上数字出版平台，并在Kindle平台向全球读者推出英文版[10]等。多形式的对外舆论引导策略取得一定成效，将中国抗“疫”故事讲好，将情与理结合，向国际舆论场阐释了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2.坚决表明立场，抨击错误言论
虽然国际社会纷纷对我国政府和人民表达同情和支持，也有不少国家伸出援手，但是国际舆论场仍然不乏个别极端和不理性的言论。比如有些国家公开歧视和抵制华人，再如“东亚病夫”论、新“黄祸”论等。面对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抹黑、造谣生事的言行，我国新闻舆论工作者及时揭露、积极发声，展现了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大国情怀与中国精神。如丹麦《日德兰邮报》刊载侮辱中国国旗的漫画、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评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德国《明镜》周刊在封面上称新型冠状病毒为“中国制造”等，这些言论刊登后我国新闻工作者积极回应表明立场。如：《人民日报》刊发《不能以“自由”为名跌破人性底线》《不容种族歧视者胡说》等评论文章;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制作一期《观点》节目，梳理和驳斥部分国家媒体对中国发表的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论，同时CGTN多名记者和主持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抨击错误观点。这些战“疫”强音在国际舆论场为我们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
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闻舆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新闻舆论工作要做到“鼓劲帮忙而不添乱”[11]。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新闻工作者在舆论引导有效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应看到，部分媒体在疫情防控期間发布误导信息，报道失当出现“低级红”“高级黑”的事故等，从而引发次生舆情。
（一）发布误导信息放大公众焦虑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疫情防控的关键还在于防疫知识的宣传和公众焦虑等不良情绪的疏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认知与信息传播调研报告》显示，约九成公众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疫情信息，超五成公众因疫情感到“稍有紧张”[12]。在疫情防控期间，公众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受新闻舆论的影响。
但是有一些主流媒体因为在报道中对专业词汇的再表达存在失误，发布误导信息从而放大了公众的焦虑情绪。如1月31日22时46分，新华视点微博发布了一条“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报道援引有关研究部门提供的信息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获悉，该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该条消息立即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大量主流媒体转载，双黄连口服液也立马脱销，股价直接涨停。但是该消息很快引起质疑，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和专家纷纷出来辟谣，表示双黄连对病毒有“抑制作用”而非“治愈作用”或“预防作用”，普通人不必也不应该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
再如，2月3日，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可存活5天”的微博信息，引发公众对病毒在空气中传染活动的担忧，而实际上卫健委原视频显示，专家原话为“在适宜条件下，有研究表示过去的一些冠状病毒可存活5天”，并未明确指向新型冠状病毒，并且病毒存活5天需要条件满足。雷火研究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防控阶段各方情绪都体现出了什么？》显示，2月2日至4日各省份的担忧情绪都与“新冠病毒可在适合环境下生存5天”等新闻舆论呈正向的联系。实际上这些信息只要做好求证工作就很容易避免出错。在双黄连事件中，新华视点发布微博后，只有中国新闻社等少量媒体当天向上海药物所求证。
（二）报道失当导致“低级红”“高级黑”事故
在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闻媒体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积极传递正能量，但是有些新闻媒体过度渲染、赞美报道对象以期塑造“高大全”的人物或者群体，在选材和报道角度方面失当，甚至违背常识和逻辑，致使舆论引导的有效性大打折扣，造成“低级红”“高级黑”事故。
比如自疫情暴发后，诸多媒体将“老人捐款”作为正面典型进行报道，虽然媒体的职责之一就是弘扬社会正能量，但是在此类新闻报道中，媒体选取的报道对象大多是经济窘迫或者年龄较大的老人，用他们“倾家荡产式”的捐款来制造感动，引发舆论热议。在2月11日，#不要再收老人捐款了#、#不要宣传老人捐款了#等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
再如，2月11日《军事纪实》报道《怀孕九个月还坚守在战疫一线的她》和2月12日《武汉晚报》刊登报道《武汉女护士流产10天后重回一线：身体虚弱步履蹒跚》等文章，都被呼吁“停止此类讴歌”。而相较这种牺牲式的宣传，《广州日报》刊发的《一线护士被强制休假》更被认为体现真正的人文关怀。除此之外，还有《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疫流而上，何不给武汉市长暖暖心》《孩子出生不到20天，他却主动申请投入抗疫一线……》以及女护士剃光头等报道，都引起公众的质疑和批判，带来负面影响，造成舆情翻车的后果。
2019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新闻媒体报道中的“低级红”“高级黑”属于主观恶意、蓄意为之的很少，多为经验欠缺的“无心之过”和能力不足的“无能之错”。[13]但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出现“低级红”“高级黑”事故，不仅违背了新闻传播规律，也有违我党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要求。
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的提升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召开疫情防控会议，在舆论引导方面也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在2020年2月23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下一阶段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并对如何提高有效性进行了具体部署，这为疫情防控期间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方向。新闻舆论工作者在今后的舆论引导工作中必须时刻坚守自己的职责与使命，落實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机制，及时发声、准确发声，争夺舆论引导主动权，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服务发展大局，助力疫情防控，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一）落实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的机制建设
舆论引导工作是一门系统科学，必须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保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宣传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科学化。[14]落实舆论引导机制建设极为重要，尤其是建立健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机制，让再发生此类事件时无需党和政府再在新闻舆论引导方面做出特殊安排和部署，让新闻舆论工作者可以依章办事。当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机制应当包括法律保障机制、舆情搜集研判机制、舆论引导主体联动机制等。
第一，建立法律保障机制。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为我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在新闻舆论工作中，一定要做到依法引导，一切都要以法律为准绳，牢固树立新闻舆论工作的法治观念。
第二，建立舆情搜集研判机制。舆情搜集研判机制主要是准确判断当前舆论场对事件的认知和态度，可以依次进行议程设置，以期达到不同舆论场同频共振的效果。同时，对搜集的舆情信息（公众态度、党和政府部门态度、以前类似事件传播的经验和教训等）进行研判，为后续舆论引导工作提供有效策略。
第三，建立舆论引导主体联动机制。虽然新闻舆论引导主体隶属各个媒体或党政职能部门，但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新闻舆论引导工作不是单纯依靠某单一主体就能完成的，应当协调配合，多方联动。在主体联动中，要权责“清晰”，分工合理。
除此之外，还应包括沟通对话机制、政策解读机制、群众工作机制等。只有机制完善，才能确保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有章可循。
（二）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视意识形态治理效果
意识形态治理是新闻舆论引导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总体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在2020年2月23日的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及了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根基，关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疫情防控期间，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多重风险，就外部环境而言，一些西方国家有针对性地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愈加注重意识形态渗透的修辞语言问题、修辞传播问题、修辞效果问题，不断增强意识形态渗透的实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15]。就内部引导而言，我国新闻舆论工作者在意识形态治理方面存在引导不足、引导失衡等“悖反”现象，如“低级红”“高级黑”事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身就具有强破坏性，对政府执政能力和舆论引导工作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如果意识形态阵地再失守就会造成疫情防控更加被动的局面。因此，我们在疫情防控期间，必须坚持底线原则，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特别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止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离心离德”的局面。
疫情防控期间，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理论供给不足、隐性舆论易被忽视、非主流方式呈现、缺乏清晰的传播话语等各种风险点。因此，要注重引导方式，确保意识形态治理效果。
首先，注重理论供给的体系化和完备化。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闻舆论工作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定盘星”，以创新话语传播体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吸引力，以有效实现话语沟通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以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话语权的影响力。
其次，要立体引导避免整齐划一。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闻舆论工作中，要注重立体引导，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6]。
再次，要多方联动，构建“可沟通”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模式。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讲好新闻舆论工作中涉及的主要内容，打造易于国内外舆论场所理解和接受的理念、范畴和表述，探索适合形势发展的话语表达方式，是对新闻舆论工作者引导能力的考验，也是确保我国新闻舆论引导工作有效性的核心问题。
（本文为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党报党刊话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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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晶为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传播学硕士;邢祥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博士后）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