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

    王蕊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而深邃的思想体系,但是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和民族优势,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互相之间的交往。正是这些文化的滋养,使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的执政理念只有深深植根在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沃土上,才能开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绚丽之花。今天,“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关键词】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8-0047-02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一个民族的文化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总有一些生活习惯、社会风俗、思想观念会潜移默化沉淀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形成一个民族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格和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文化的基因。

    一、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而深邃的思想体系,在历史的长河中,她虽然接受了现代文明的冲击和西方文化的洗礼,但是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和民族优势,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觀念和互相之间的交往,体现在国家发展、社会治理、人们生活的各个层次和方面,正如基辛格所说:“当代中国,无论书籍还是会话中,依然包含着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汲取的养分”。正是这些文化的滋养,使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

    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构建起始于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和一些史书、宗教的文集,《诗经》《论语》《孟子》《道德经》等等,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比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与人为善、天人合一,仁者爱人、自强不息等,都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真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其中汲取营养,找到心灵归宿。而古代先贤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知行统一的实践理性、矛盾易变的辩证思维、仁义礼智的伦理诉求、和谐共生的处事原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这些宝贵的哲学思想,经过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冲刷,已经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为了我们整个民族不变的基因,同时也成为了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精神食粮。正如习近平所说:“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持,是我们能够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我们的文明之所以能够绵远流长、影响广泛,其不同于其他国家之处在于,只有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古老文明不曾间断过的国家。在五千年的中华史上,中华民族不是没有被外族人统治的经历,其统治的时间有长有短,究其原因,凡是能够接受汉民族文化并被其融合的,统治时间就稍长一些,凡是不能接受汉民族文化的统治时间就非常短,或者说是否能够被汉民族强大文化所同化,成为了衡量一个朝代优劣的标准。比如辽(契丹)、西夏(党项)、金(女真)、元(蒙古)、清(满族),特别是东西晋之后的五胡十六国,匈奴、羯、鲜卑、羌这些北疆和西域的少数民族迁入中原,都没能长久。反观世界历史,很多国家,很多民族被外族征服之后,就再也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其原因就是当胜利者把自己的文化植根在这片土地之后,失败者理所当然的接受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理念,慢慢被同化,也就无力抵抗,慢慢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而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了一股凝聚国家的力量,让我们的民族能够顺利延续下去的力量,正是我们五千年来的悠久文明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概率。

    二、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是它自身的真理性,一方面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契合。

    每当历史进入转折点,人们总是习惯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审视和反思。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对救国救民道路的上下求索,但都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始终没能找到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正确力量。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深深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成为了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真理之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但使马克思主义迸发出原有的生机和活力,也使这个古老的民族焕发出新的光彩。正如毛泽东曾在《论新阶段》中指出的那样——“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马克思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化传统的契合”。现代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曾经这样说:“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应该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这不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之所以我们党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因为他更适合中国情况,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精髓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例如,马克思主义宣扬无神论,而中国传统哲学崇尚“天命”,即,通过自己的德行和修养改变现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比如,马克思主义包含实践论,而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君子“知行合一”,求知的途径、方法和验证知识的标准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再比如,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是“辩证法”,而老子提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催生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内在的矛盾,哪怕是彼此对立的事物,依旧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的变化,这是世界万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连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中国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具有共同之点”,而黑格尔哲学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描述很多地方与孔子在《礼记》中对大同社会的表述有相似之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人迅速接受并且合理运用,使之成为指引革命胜利和发展建设的有力武器,最终走出一条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的执政理念只有深深植根在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沃土上,才能开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绚丽之花。今天,“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一)儒家的“天下为家”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一词的涵义出自儒家的《礼记·礼运》,儒家的小康思想不是片面的小康,而是详细的阐述了小康社会的构成、核心理念和政治理想。这是小康社会的应有之意。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到2020年我们在总量和速度上完成了目标,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严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上真正实现了目标。” 我们今天所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建成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可见,今天的小康,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审美意蕴,成为了所有中国人共同的人生理想。

    (二)道家的“三生万物”和全面深化改革。“改革”一词最早出现在赵武灵王时期,距今大概1400多年前,当时赵武灵王要求自己的部队在行军作战时穿着短衣短裤,因为服饰酷似胡人,而胡人的衣服多是动物皮革制成的,所以有“改革”之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中国人一直认为改革就是穷则思变之后的突破和创新。今天我们党提出来的改革,也是我们黨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创新和理论反思。而事实证明,我们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掩盖矛盾,不回避矛盾,敢于担当,有能力解决一切困难。

    (三)法家的“国之权衡”和全面依法治国。据记载,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法的雏形,商鞅在《商君书·定分》里对法进行这样的描述:“法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并称法为“国之权衡”。依法治国从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历史证明只有选择一种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法制体系,运用创新思维,博采众长,才能真正实现对人民意志的体现。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必然会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实现法治昌明,国泰民安。

    第四,诸子百家的“忠恕之道”和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历来非常重视自我修养的力量,诸子百家都提出过通过不断的自身修养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在中国古代哲学里“忠”,就是尽力为人谋;“恕”,就是推己及人,这些思想观点被一代代传承下来,逐渐演变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君子自省”“以苦为乐”“强本节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宝贵精神财富。从严治党,就是君子修身的宝贵思想的延续。忠恕之道,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正是这些文化的滋养,使中国人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今天,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代的执政理念只有深深植根在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沃土上,才能开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绚丽之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2]张艳涛.“四个全面”的哲学方法论基础[EB/OL].新 华网,2015-03-15.

    [3][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M].朱光潜,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1996.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