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影响因素及策略研究
印建兵 俞林
【摘 要】基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因素展开调研，运用因子探索分析法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因素总结为城市保障因子、职业发展因子、城市关系因子和城市情感因子4个主要因子，以此为框架的指标体系包括学历、拥有的职业技能数量＼等级或在职经验等对市民转化影响度的16个指标，基于现实的实证分析得出与4个主要因子相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决策的主要因素及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影响因素；政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自从十八大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越来越加快。《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到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左右。由于中国走了一条由农民到农民工，再到市民的阶段性过程的“特殊路径”，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不同于西方国家，必然要经历一定的阶段性、选择性与渐进性。[1]而这种阶段性、选择性与渐进性已经事实上迁移到第二代农民工身上即“新生代农民工”。根据2016年政府网有关数据显示②，我国农民工2亿多尚未解决户籍上市民转化问题，其中在城市间的流动人口中多为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要求甚为迫切，已经不再只是要求身份农转非的改变，还要在其权利保护、市民待遇、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习惯、组织关系等多方面实现转化。[2]
一、文献综述、研究概念
（一）农民工市民化与市民转化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界定，黄祖辉（1989）认为农民工通过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最终由农村户籍人口逐步转化为城市市民的过程。马用浩等认为农民工身份改变只是国家和政府相关技术层面上的市民化，而真正市民化则是经济、社会、心理、家庭等融入城市的过程。[3]邓大松等将市民划分为内外两方面。[4]“内在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取得了与本地市民一样的相关权益，并且在自我认同上将自己定义为“市民”，具有归属感。而“外在市民化”只是农民工农民身份的改变，不再与户籍有关联。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问题的研究，陈建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目前农民工群体中的主体，并成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锻造者，但是并未实现从“锻造者”到“享有者”的身份转变。[5]周密通过演化博弈的方法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表现为农民工市民转化抉择方与政府市民化供给方双方博弈选择的过程。[6]在多数文献中虽然市民化与市民转化未做严格区分，但是二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分的，农民工市民化与市民转化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存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其内容是根据我国市民化进程的阶段性，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学习、生活等逐渐被城市所容纳并且自觉自我塑造为市民的过程，其内涵远不止于“农转非”的转变，而其形式则是具有市民象征的身份的实现，即获得某一城市户籍或永久居住权的城市居民。
（二）农民工市民转化影响因素
崔宁利用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類别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一定水平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产生重要影响，收入水平是决定其定居城市的关键因素。[7]张洪霞通过调查797位新生代农民工，采用Logistic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市民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等变量对市民转化的实现影响显著。[8]姚植夫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解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意愿的影响因素。[9]汤荧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实现市民转化取决于约束因素，通过调查和实证研究，提出农民工约束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基本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等几个方面。[10]文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转化意愿；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意愿有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转化能力与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及制度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密切相关。
基于对农民工市民化与市民转化的理解，市民转化是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市民化所具备的条件的成熟博弈双方（假设为“政府、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比较、选择、协调实现农民身份转化为市民身份的一种决策。由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影响因素应该是影响市民转化决策所存在的种种复杂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所具备的外在的成熟条件，诸如城市教育或培训环境、市民化政策、所熟悉的群体、职业机遇等。同时，也可能存在于其自身存在的内在的成熟条件，诸如学历或受教育的程度、打工时间、对市民生活的向往、自身发展预期等。本研究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影响的指标选择采取了文献研究、专家访谈、预调查等方式综合形成。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影响因素探索
（一）研究设计
1.研究指标体系确定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法，问卷是基于变量测量量表或测量指标体系表构成，测量指标体系主要以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研究、专家访谈等为基础构造而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影响因素相关的指标题项都采用Likert五级量表的形式对相关变量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进行测量。[11]测量指标体系是构造调查问卷的基础，形成经过三个阶段：一是文献查阅。通过文献查阅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二是专家访谈。与相关专家访谈后，对各位专家的看法进行编码分析，选出所需结论。第三阶段是小范围的预调研以及小范围的专家群体抽样。在对原始测量量表各项指标进行适切性分析的基础上，对问卷中不利于被调查人员理解的问题进行通俗化和中性化处理，对部分意义相近、表述重复的问题采取合并等措施。同时，选取相关部门或行业的代表性专家群体进行问卷咨询调查，比较分析所需结论。根据专家组的意见，“户籍获得难易性”未列为前置变量。尽管不同城市在控制户籍方面有松紧程度，但是城市间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却有比较和选择的权利。实践证明，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的是市民化内涵，而非市民化形式，即使目前有些中小城镇针对农民工推行完全市民转化政策，其效果并未达到预期效应。[12]在本研究中，市民转化特指“身份转化”，仅指户籍变化，由此“户籍”只是市民身份象征而已，应看作为“市民转化”的一种决策结果。最终，量表由学历高低、拥有的职业技能数量＼等级或在职经验等对市民转化影响的16个指标构成（表1），再通过因子探索分析法进一步归纳这些指标间的内在联系。
2.研究样本描述
调查组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江苏省13市开展了广泛的正式调查，发放问卷750份，最后回收问卷681份，其中有效问卷64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5.00%。从年龄分布上看，调查人群中16—20周岁占22.66%，21—25岁占28.52%，26—30岁占27.93%，31—36岁占20.89%。从学历分布上看，小学学历占3.32%，初中学历占35.43%，高中学历（含中职）占46.17%，大专（含高职）以上学历占15.08%。从婚姻状况上看，已婚占71.51%，未婚占28.49%。被调查人员均月收入2 613.51元。从事职业所在行业主要分布在制造、建筑、仓储、物流、电子、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物业、家政服务等行业，而在IT、金融、进出口贸易、教育、政府等领域分布相对较少。
3.研究方法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影响因素存在纵横交错的互动关系，指标之间难免会出现彼此干扰的影响，对于这样的多变量问题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指标间的关联度，选出能占总信息量最大比重的主要成分来反映整体情况。利用SPSS21.0软件将数据进行反复的因子探索，最终获得少数不相关且信息不重叠的四个公共因子（主要因子），进一步研究多数具有复杂关系的原始指标数据。课题组根据专业知识和指标独特含义对公共因子的特征进行命名和解释。研究过程中把所有的样本数据表示为Xij（i=1，2…13；j=1，2…16），其中i表示样本数量，共13个省或地级市，j表示指标（变量）数量，共16个指标。按照分析程序，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和标准化处理。由于所用变量值均为正值，无需做正向化处理，仅需做无量纲化处理或标准化处理即可。
（二）影响因子数据分析
1.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
在因子探索前，利用SPSS21.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相关统计检验，验样后得出的KMO检验值为0.805，根据统计学标准（Kaise），在0.8<kmo<0.9这个范围内可做因子探索。根据bartlett相关性检验所得出的相伴概率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可知，所采集的数据适合因子探索。
2.主因子及载荷矩阵
利用主成分分析原理将各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在第5个因子后的Eigenvalue小于1，而且连接密度很大，因此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选取前4个因子作为公共因子。以方差极大化为准则进行因子正交旋转得到方差极大化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后其总体因子的方差累积贡献率仍然是81.383%，说明前四个主要因子的总体方差累积贡献率能代表所选择的16个变量的总体信息。根据常规做法，只要累积贡献率达到80%，一般认为所选取的主要因子能够较好地反映所有变量的总体信息。为了便于主要因子对实际问题的解释和分析，通过载荷矩阵方差最大化旋转而得到的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更能清晰地反映各个指标所承载的负荷。
表2所示，第一公共因子在学历教育（X1）、拥有的职业技能数量＼等级或在职经验（X2）、岗位、待遇提升机会（X16）和自身发展预期（X9）等指标方面有较大的负荷。这些指标既描述了有关人力资本的状态，也描述了岗位、待遇提升机会以及比较成熟的职业发展规划。由于人力资本与职业发展关系最为密切，可将这些关联指标归纳为职业发展因子。第二公共因子在土地处置方式（X11），城市住房优惠（X12），提供各种社保（X13），子女上学政策（X14）和劳动权益保障（X15）等指标方面有较大的负荷，这些指标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基本保障性条件的担忧。不能确定在所在城市能否获得与其他市民一样的基本保障，可将这些关联指标归纳为城市保障因子。第三公共因子在对市民生活的向往（X7），喜欢所在的城市（X8）和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X10）等指标方面有较大的负荷。这些指标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心理依赖状态，即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他们的情感状态，可将这些关联指标归纳为城市定居及市民转化情感因子。第四公共因子在在城打工时间（X3），周围同学或亲戚实现市民化的人数（X4），自身交往的对象层次（X5）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数量、层次（X6）等指标方面有较大的负荷，这些指标描述了随着打工时间延长除了原有的社会关系还积累了新的社会关系，可将这些关联指标归纳为城市关系因子。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决策分析
通过因子探索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决策的主要因素分为职业发展因子、城市保障因子、城市情感因子和城市关系因子，这四个主要因子分别从不同层面形成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架构。可将城市保障因子和职业发展因子看作为外在驱动因素（物质保障条件），将城市关系因子和城市情感因子看作为内在驱动因素（情感依赖条件）。图1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驱动因子之间的联系。
（一）外在驱动因子：城市保障和职业发展
1.注重职业发展甚于城市保障
我国中小城镇已逐步放开户籍管制，逐步完善土地处置方式，城市住房优惠，各种社保，子女上学和劳动权益等方面的政策体系。尽管城市保障因子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决策的基础性条件，但调查数据显示，并没有职业发展因子反映强烈。这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征有密切关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较高，追求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更强烈。他们不满足于工作现状，不停地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所以这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间的职业流动更频繁，大多数持“趁年轻、闯天下”的态度，对追求自身素质、职业能力、职业发展的要求较高。由此，在城市保障与职业发展作为市民转化物质保障条件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会更加注重自身的職业发展前景。
2.城市保障差异明显，职业发展阻力重重
在全国大力推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的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的限制的大好形势下，户籍获得似乎变得越来越容易，但是与户籍相关联的城市保障性利益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调查数据显示，若条件许可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选择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定居，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小城镇即使实行完全市民化政策，效果未必达到预期的原因。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要获得城市的保障性利益，又与自身的职业现状、发展存在密切关联，职业发展因子无论对市民转化前在城市立足还是对未来发展均产生重要影响。市民转化之前，青年农民工为在城市生存须具备一定的知识素质，教育的多寡则决定着他们一开始生存的质量，尤其是以职业技能为核心的职业素质。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所受过中等以上正规教育的比重超过60%，而接受过就业岗位的技能再教育（不包括入职时的单位培训）的比例却不足15%。而对于既缺乏学历又缺乏职业技能、职业经验的农民工，由于生存或家庭的压力，他们宁愿选择加班、超时工作多挣钱，也不愿意接受技能培训及其它职业教育，更不用说参与文体活动、学历进修等高层次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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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在驱动因子：城市关系和城市情感
1.城市情感伴随城市关系积累
城市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前、后均有重要的影响。在城同学、亲戚市民化人数、城镇能求助的人数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初入陌生城市的依赖，而交往对象层次、参加社会活动的数量、层次则反映出其市民化的社会资本积累。调查情况反馈，青年农民工刚进入城市，无论身份、地位还是待遇，与城市资深市民存在较大的落差，此时被城市边缘化的感觉是客观存在的。生存压力驱动着他们努力扩大社交网络，初始的社交网络还主要以“血缘、地缘、业缘”为主。这种“随机性”的移民网络虽然能降低他们迁移成本或风险，但是不能帮助其融入城市社会（Massey D.S.，1994）。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情感是随着城市关系积累而与日俱增的。实证结果显示，城市情感因子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的成熟状态。向往市民生活、喜欢所在的城市、市民友好态度等指标一般是针对初入某城市的青年农民工而言的。因为初入者更关注生存状况，以“客居”的眼光观察城市生存环境，而对所在城市市民的崇拜、在所在城市具有归属感等对市民转化决策则具有更加深刻的影响。
2.社会关系不稳定导致“心理孤岛”现象
假设按照在城打工时间5年为界将新生代农民工划分为“新人”和“旧人”。新人的年龄一般在30岁以下，在城打工时间一般不超过5年，比旧人在城市之间流动更加频繁，职业缺乏稳定性。这一群体的社会关系没有旧人复杂且缺乏稳定性，对所在城市很难产生情感依赖。尽管新人对城市生活比较向往，但是他们对城市尚处于比较“陌生”的认识，难以找到让他们心里踏实的落脚点，或者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形成在城市生活的“心理孤岛”现象。[13]而旧人在所在城市具有比较成熟稳定的社会关系，逐步熟悉并接受城市文化，对城市能理性地评判而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依赖。调查情况反馈，超过半数以上的30岁以上的农民工逐渐在城市中稳定居住，研究也发现他们中尽管也有城乡或城际间流动，但是职业流动目的较清晰，盲目性流动较少，如利用新型城镇化条件返乡创业、利用已有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苏锡常地区流动开拓职业空间等。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增加积累城市关系，是产生对城市情感依赖不可或缺的条件。
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政策建议
（一）提升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保障能力
在新型城镇化中，首先，政府尽快出台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确立合理的土地处置方式，同时取消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福利分配制度，要逐步彻底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关系，让户口只具有标志居住地的意义。其次，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安置房、廉租房建设，逐步取消城镇对外来人口入户的强制要求，保证农民工在房价高涨时在城市中购买得起住房。再次，政府应尽快出台确保用人单位给农民工缴纳“五险一金”的政策，相关政府部门定期检查企业用人用工合同，鼓励企业培养青年农民工向高技能人才、创新创业型人才发展。最后，政府要尽快出台政策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要避免类似“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机构，确保教育资源均等化。在调查中，目前，由于三分之二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面临子女教育问题，所以该问题还没有凸显，但子女上学问题却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不可忽视的潜在因素。
（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职业能力
在新型城镇化中，首先，政府要完善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机制。政府在制定年度预算时，应将对农民工职业培训投入列入重要的项目并且逐年增加，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在初次就业时具备一定的生存技能，有业可就。其次，政府要引导整合社会资源参与对农民工的教育或培训。鼓励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牵头构建校政企培训的联动机制，通过政府投入鼓励企业利用公办、民办职业院校的教育培训资源，提高培训效率。最后，政府应制定有关政策确保农民工拥有闲暇时间参加培训或进修。市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职业素质的提升。政府要敦促教育部门尽快构建城市成人教育培训体系，尽快向流动人口开放，确保有学历继续教育需求的农民工得到满足。只有构建全方位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教育培训体系才会不断增加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自觉市民化的可能性。
（三）构建契约型或组织型社会资本，完善制度型社会资本
在新型城镇化中，一方面，政府要帮助构建契约型或组织型社会资本，改变他们主要依赖原有的“血缘、地缘、业缘”为主的社会关系型社会资本状态，[14]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要重视建立在政府参与下的工会与企业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提升农民工与企业的集体谈判能力。市（县、区）级总工会要加强对企业工会的领导与监管，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用人单位中提高参加工会的农民工比例，增强他们参与、依赖工会的意识，要以工会为纽带完善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的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保障其应有的权利或权益。另一方面，政府帮助完善制度型社会资本，规范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要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農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要逐步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等机构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要关注青年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秀分子，鼓励他们入党，增加“劳动模范”等突出贡献者的比例。
（四）改善城市居住环境，促进与城市文化的融入
首先，在中小城镇逐步实行完全市民化政策的基础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性价比”利益。其次，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居住安置问题，改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交流的居住环境。在所调查的人数中，近45%的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居住在集体宿舍或工棚里。这样的居住环境影响了当地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交流，很难改变当地市民的成见或固有的态度，是阻碍他们成为新市民的不可忽略的因素。最后，为了鼓励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以及城市文化更好地融入，应采取有效的城市文化宣传政策，消除农民工离土离乡的“客居”感觉，[15]增加打工所在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感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所在城市的归属感。
【注释】
①本文数据由无锡市社科研究课题招标项目“城镇协调发展背景下无锡地区农民工市民转化策略研究”（无锡市委宣传部：B-25）提供
②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17-04/28/content_5189509.ht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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