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担当精神的四种表现及现实启示

    周伟东

    【摘 要】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历史进程中,王震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其强烈的担当精神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为民族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担当精神具体表现有四: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敢挑重担、一往无前;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善始善终、一以贯之。王震的担当精神启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做到甘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

    【关键词】王震;担当精神;表现;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8-0010-03

    敢于担当是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都具有鲜明的担当精神,1955年上将、原国家副主席王震是其典型代表。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王震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忠于党和人民,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勇挑重担,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其强烈的担当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扬。王震的担当精神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身先士卒、一马当先

    从实践层面看,王震的担当精神主要表现为身先士卒、一马当先。

    王震打仗的显著特点是敢于带头冲锋。1935年4月的陈家河之战中,身为红六军团政委的王震亲临51团阵地视察,发现团长负重伤,立即叫人将其送下山治疗,亲自指挥作战。王震骑马挥刀冲锋在前,突然右肩中弹,流血不止,但他继续指挥战斗,战士们受到鼓舞,奋力冲杀,迅速占领敌人阵地,取得陈家河之战的胜利。多年的战争经历使王震养成了亲临一线指挥作战的习惯。他自己总结说“对重要的作战方向,必须亲临第一线,这样才能正确地指挥。冲锋在前,也是鼓舞士气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一支部队打起仗来,全都嗷嗷叫,不怕死,就先胜了三分。”[1](P. 281)

    由于王震敢于冲锋,他的戎马生涯中曾有7次负伤,其中6次是当了军级干部以后负的伤。在王震的带领下, 359旅也非常勇猛,1955年授衔的将帅里面有9位独臂将军,出身该旅的有3位,分别是晏福生中将、左齐少将、彭清云少将。[2](P. 133-248)

    王震不但在战争中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在建设中也是亲临现场指挥、发挥模范作用。1954年8月,时任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奉命抢修黎湛铁路。为了加强工程领导,王震把铁道兵总部机关搬到了铁路工地上。他亲自带队勘察施工现场,亲临现场指挥协调,力求在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通过努力,仅仅10个月就建成了一条高质量的模范铁路。

    二、敢挑重担、一往无前

    从思想层面看,王震的担当精神突出地表现为敢挑重担、一往无前。每到关键时候,王震总能勇挑重担,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

    1940年前后,由于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陕甘宁边区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1939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3](P. 759)。1939年10月,王震到达绥德不久就发动359旅开展生产运动。1940年12月,按照朱德的指示,王震率359旅开赴南泥湾开展大规模垦荒。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因为民族战争和土匪抢劫,沃野变成了荒山。部队在这种地方开荒,两手空空搞生产,困难重重举步艰。但是,359旅不畏艰难。没有房住,他们搭帐篷、挖窑洞住,没有粮食就到100多里外去挑,没有菜吃,就挖野菜打野兽充饥,没有劳动工具就到远方去捡废铁、甚至到山西前线去撬铁轨来自己打鐵制造工具。当时有人做了一首诗表现垦荒生活:“窑洞草房好军营,茅草床铺软腾腾;三尺厚雪绫罗被,茂密梢林好屯军。”[4](P. 120)

    在垦荒过程中,王震自己带头参加劳动,经常上山开荒、下田种地,鼓舞了全旅积极生产,在边区生产竞赛中名列前茅,毛泽东称该旅为“生产模范”,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光辉的旗帜。经过三年奋斗,昔日的荒山野岭变成了陕北江南。

    三、刚正不阿、一身正气

    从道德层面看,王震的担当精神表现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王震敢于和一切错误倾向作斗争。

    王震的刚正不阿最早表现在抵制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斗争中。土地革命中,肃清反革命是必要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肃反被严重扩大化了,错杀了不少好人。1932年,时任中共酃县县委书记的张平化被怀疑是AB团分子,湘赣省委派王震去处决张平化,改组酃县县委。王震到酃县后,没有简单执行省委命令,而是先做广泛调查。得知张平化出身佃农,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参加了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回乡打游击并加入共产党,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把酃县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成为湘赣边区一个巩固的小苏区。而省委怀疑他的根据是牵强附会的,例如红军烧毁酃县祠庙时,张平化说毁掉文物太可惜了,红军高喊“烧尽土豪的屋,杀尽土豪的头”的口号时,张平化说这是错误的,红军杀掉袁文才和王佐时,张平化表示同情。王震看到酃县根据地的发展情况,认定张平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干部,所以没有处决他,而是仅作降职处理。1986年,张平化得知此事后还深有感慨的说“由于王胡子刀下留人,使我张平化多活了55年,我将永生不忘。”[4](P. 148)

    王震的刚正不阿还表现在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斗争上。1936年6月3日,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32军会合。当时,张国焘私自成立了一个“总政工作团”,并派人给红六军团带来了张国焘炮制的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小册子《西北问题讲座》和《干部必读》。当王震接到这两本书后,生气地把书摔在草坪上,斩钉截铁地命人马上把书烧掉。接着,张国焘又派曾传陆来拉拢红六军团反对中央。曾传陆又送来《干部必读》,要求王震尽快把书下发到连队,遭到王震的拒绝,随即命令战士烧掉曾传陆带来的小册子。1936年7月,红六军团各师干部在开会布置整编工作时,通信员给第17师送来一大捆文件,标题仍是“反对毛、周、张、博”。散会后,王震到部队了解情况,发现该“文件”,再次命令烧掉。任弼时知道后对王震说:“王胡子呀,你的胡子就是硬!”[4](P. 55)在王震与朱德、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反对下,张国焘的分裂图谋最终没有得逞。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震与“四人帮”的斗争也非常坚决。1976年,王震收到了王洪文转来的揭发王震在“右倾翻案风”中有所谓“问题”的信。王震看后随手扔到一边。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跟着我了。我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准备坐牢,准备杀头,我就是准备跟他们干到底了!”[4](P. 561)1976年4月7日,“天安门事件”(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打成这一事件的总后台,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王震得知这一消息后悲愤地说:“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大冤案,总有一天要翻过来的!”他甚至跟一些老同志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4](P. 562)不久,王震第一个向叶剑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抓捕“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说要等待时机。此后王震积极在老同志之间充当联络人,为粉碎“四人帮”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善始善终、一以贯之

    从意志层面看,王震的担当精神又表现为善始善终、一以贯之。王震素有“王胡子”的外号。据说他每接受一项任务后蓄起胡须,不完成任务誓不剃须,所以人称“王胡子”。王震办事确实善于坚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其典型事迹是一生完成了三次长征。

    第一次长征是1934年到1936年,王震等率紅六军团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8月,王震任红六军团政委,和任弼时、萧克一起率部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辟道路。他们轻装前进,迅速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10月到达黔东,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随后转战湘鄂川黔,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1月,王震和萧克率红六军团继续长征。同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宁夏将台堡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毛泽东特别表扬了红二六军团,说他们长征出发时一万人,长征后还是一万人,没有折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要总结经验,要大家向他们学习。[5](P. 77)

    第二次长征是率南下支队南下北返。1944年11月,王震奉命率南下支队到湘粤边境与东江纵队会合建立五岭根据地。这次进军要穿越几千公里的敌占区,深入敌人腹地,很可能全军覆没,但是王震毫无惧色,欣然受命。南下支队共五千人马,从延安出发,过黄河,穿河南,跨长江,转战湘鄂赣,1945年8月抵达粤北。正要与东江纵队会合时,蒋介石紧急调来15万人,欲一举歼灭南下支队。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王震等人适时向中央建议北返,得到中央批准。于是,王震所部迅速掉头北返,打乱了敌人的围堵计划,回到中原与李先念部会师。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军。王震和李先念等率领中原军成功突围,并率359旅成功突破敌人的围堵,回到陕甘宁边区。这次南下北返历时359天,行程27 000余里,转战8个省,返回了2 200多人,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第三次长征是1949年率一野第一兵团进军新疆。1949年3月,在解放战争后期,为了尽快解放西北、统一祖国、巩固边疆,王震主动请缨到新疆去。从5月到9月,王震率领第一兵团和兄弟部队一起在嘉峪关内歼灭了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的主力,解放了陕、甘、宁、青四省,扫平了进军新疆的障碍。在我大军压境的压力下,在投诚的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等人的努力下,9月25日和26日,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宣布新疆和平解放。10月10日,王震率部开赴新疆。第一兵团7万大军历时两个多月,行程3 000多公里,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

    五、王震担当精神的现实启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王震冲锋在前、不怕牺牲,敢于用生命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在和平建设时期,王震勇挑重担、艰苦奋斗,以汗水浇灌民族复兴的花朵。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上,当代共产党人要担负起新的时代使命,就要像王震一样甘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

    (一)甘于担当,谋事之要

    甘于担当意味着在事前打通了思想关,对于我们谋划和成就一番事业至关重要。王震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党。自从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信仰,无论是枪林弹雨中还是和平建设中,他都对共产主义深信不疑,坚定不移。他逝世前的谈话中还提到毛泽东主张干部不要高工资,干部要参加劳动,防止官僚主义和产生新的剥削阶级、阶层。还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但绝对不能两极分化。他始终保持平民本色,坚持缩小贫富差距的共产主义原则。他一生甘于担当的秘密就在于坚持共产主义信仰。

    革命的胜利和小康社会的初步建成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实现共产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还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以王震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担负起了他们那代人的责任,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我们也应学习他的担当精神,积极工作,主动作为,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

    (二)敢于担当,干事之力

    担当意味着责任、辛劳甚至风险。要干事创业,还要不怕负责、不辞劳苦、不惧风险,做到敢于担当。大胆地干,大胆地闯,往往能够借势发力,顺利推进。敢于担当,就获得了干事的动力。

    王震一向以敢于担当著称。首先,他舍得吃苦。王震是佃农出身,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品格。1927年流亡武汉的时候,为了养活十几人的流亡队伍,王震到鹦鹉洲背木材,每背1 000斤才得一个铜板。因为工作量太大,王震累倒在码头上,被同伴抬了回去。其次,王震敢于开拓。1950年春,王震在新疆领导军垦,在新疆北部试种棉花取得成功,打破了北纬42度以上不能植棉的禁区,使新疆成为我国的产棉大区。第三,王震敢于和错误倾向作斗争。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抵制苏区肃反扩大化,还是在长征中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王震都敢于和当时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毛泽东曾说,王震身上有三个“我”,强烈的追求真理的“我”,决然的不怕牺牲的“我”,极其自尊的“我”。

    和平建设时期虽然不像战争年代那样要冒生命危险,但战争年代的担当精神不能丢。改革之初,邓小平讲过一句著名的话:“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闯出的一条新路好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且要不断地改革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新阶段。而要坚持改革创新就要敢于担当,大胆地干事创业。

    (三)善于担当,成事之基

    担当不是盲目蛮干,要注重工作方法,尊重客观规律,因时而变,量力而行。善于担当就是在科学判明形势的基础上,运用恰当的方法,圆满地完成任务。善于判明形势,运用正确的方法,就有了干好事情的基础。

    王震之所以能干成许多大事,还在于他善于担当。王震打仗勇猛,但不打无把握之仗。1948年在打宜川战役的时候,胡宗南凭借禹门口的黄河天险固守阵地,估计解放军不敢去。但王震看准了敌人的盘算,认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可以出其不意,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于是力排众议,率部在禹门口强渡黄河,和兄弟部队一道取得宜川瓦子街战役的胜利,全歼刘勘所部近3万人。王震虽然读书不多,但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在359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初、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时间之后就担任恰当的职务。王震进军新疆的时候,到处延揽人才。一大批各领域的专家的到来和各级各类人才的迅速成长,为新疆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三年时间,新疆由最落后的地区变为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先进的地区。

    总之,王震以其强烈的担当精神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尽管斯人已逝二十多年,但他的担当精神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忠诚、干净、担当,要有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王震的担当精神就是新时期党员干部提高党性修养、做到敢于担当的教科书。学习王震的担当精神,就要学习他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的先锋精神;学习他敢挑重担、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学习他刚正不阿、一身正气的正义精神;学习他善始善终、一以贯之的守恒精神,努力做到甘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

    参考文献:

    [1]王震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吴辅佐等.独臂将軍传奇[M].黄河出版社,2002.

    [3]袁永松.伟人毛泽东(上卷)[M].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7.

    [4]王震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刘华清.问鼎天下:1935-1949[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秦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