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祝辞》与郑子阳之难新探
提 要：由于《史记》对郑子阳之难的记载存在疏漏，不少学者将《韩非子·说疑》中的太宰欣误认为《史记》中的“郑子阳”或子阳之党，进而对子阳的身份、子阳之难的内容和性质做出了一些误判。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为了解子阳之难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综合分析《系年》与传世文献的相关材料，可以得知太宰欣与子阳并非一人，他们分属罕氏和驷氏家族，彼此为政敌关系。子阳之难是由罕氏的太宰欣攫取郑国政权而引发的内乱，实质上是罕氏与驷氏间、郑君与罕氏间的权力之争。
关键词：清华简；郑国；子阳之难；太宰欣
春秋时期及战国初年，在各诸侯国的政坛上，大夫专权的事例屡见不鲜，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三桓专鲁等。子阳之难就是战国初期郑国由大夫专权而引发的一场内乱。由于《史记》对郑子阳之难的记载存在疏漏，不少学者因此对《韩非子·说疑》所载的“太宰欣取郑”作出误解：认为太宰欣即是《史记》所载的“郑子阳”或子阳之党，进而对子阳的身份、子阳之难的内容和性质做出了一些误判。上述误解、误判，事关对战国初年郑国政局发生动乱原因的认识，不可不分辨清楚。近年来公布的清华简《系年》，1为我们了解子阳之难的真相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本文拟以清华简《系年》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子阳之难作一新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太宰欣非子阳或子阳之党
《韩非子·说疑》中有“太宰欣取郑”的记载。2《史记》中有“郑君（郑繻公）杀其相子阳”、“子阳之党共弑繻公骀”的记载。3以往学界多以太宰欣与子阳为一人，或为同党、同官、同族。如童书业先生认为：
《韩非子·说疑》：“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疑子阳为罕氏之后，世掌郑政，亦几于有国。所谓“太宰欣取郑”，太宰欣疑亦罕氏之后，或即“郑子阳”，或为子阳之党。“太宰”似为执政之官通称，非实职。昭元年传晋赵孟称郑子皮为“冢宰”，“冢宰”即“太宰”。1
杨宽先生认为，太宰欣可能是子阳之党的领袖。2牛鸿恩先生认为，“太宰欣弑君取郑已无从详考，但与郑君被弑必定有关。‘太宰是相、执政的统称。”3
清华简《系年》相关记载很明确，言之凿凿：太宰欣与子阳既非一人，也非同党。《系年》第二十三章云：“郎庄平君率师侵郑，郑皇子、子马、子池、子封子率师以交楚人，楚人涉氾，将与之战，郑师逃入于蔑。楚师围之于蔑，尽逾郑师与其四将军，以归于郢。郑太宰欣亦起祸于郑，郑子阳用灭，无后于郑。明岁，楚人归郑之四将军与其万民于郑。”4由这段材料可知，太宰欣是在郑国对楚国战争失利的情况下，于国内发动政变，除去了子阳一族。可见，太宰欣与子阳不是同一人，且互为敌对的关系。
太宰欣为太宰，子阳为相，太宰与相并非同一职官。《左传》隐公十一年：“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正义》曰：“昭四年传称季孙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则鲁之三卿无太宰。”《左传》成公十五年：“向带为太宰，鱼府为少宰。”《正义》曰：“六卿之外，或少司寇、二宰等亦是卿官，犹鲁三卿外别有公孙婴齐、臧孙许，但非如六卿等世掌国政也。”楚国的太宰，见于《左传》有太宰子商、太宰伯州犁、太宰薳启疆、太宰犯等。5曾侯乙简、包山楚简、上博楚简中也载有太宰一职。刘信芳先生说：“惟楚官既以令尹为重，则周、楚之‘太宰不是同一层次的职官。”6郑国也有太宰之官。《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使良霄、太宰石如楚，告将服于晋。”顾栋高曰：“石为良霄之介，则太宰之官非郑所重矣。”7鲁、宋、楚、郑等国的太宰，均非执政之相。
冢宰与太宰，具有不同的内涵。《左传》昭公元年：“赵孟曰：‘武请于冢宰矣。”杜注：“冢宰，子皮。”顾栋高曰：“此或以为执政之美称，犹南遗称季孙为冢卿，士会称蒍敖为宰，非郑独设冢宰之官。”因此，郑国的太宰并非冢宰，其官职低于执政的相。
考之史籍，子阳与太宰欣亦非同族。子阳应为驷氏后裔。《史记·六国年表》：“（郑繻公）二十五年，郑杀其相驷子阳。”《汉书·古今人物表》：“郑相驷子阳。”子阳既称“驷子阳”，则其为驷氏无疑。梁玉绳曰：“子阳，郑相，乃驷氏之后。”8其说至确。
学者以子阳为罕氏，主要是根据《左传》“罕氏常掌国政”，“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9认为子阳为相则必为罕氏。考之《左传》，春秋末期，七穆中除罕氏以外，驷氏尚有相当大的势力。如，驷歂于郑献公九年至郑声公五年（前505年—前496年）执政，驷弘在郑声公二十四年至郑声公三十七年（前477年—前464年）执政，10驷子阳于郑繻公时任相，说明驷氏的势力一直及于战国早期。
清华简《系年》载：“郑太宰欣亦起祸于郑，郑子阳用灭，无后于郑。”可知子阳家族先于太宰欣而灭，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关于“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的记载也表明，子阳不是罕氏后裔。太宰欣则应为罕氏之后。《韩非子·说疑》说：“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表明郑国政权最终落入太宰欣之手。综合《韩非子》、《左传》的记载可知，这个取郑的太宰欣，才是罕氏的后人。
过去之所以将太宰欣与子阳混为一人，主要是由于《韩非子》与《史记》的不同记载。《韩非子·说疑》载“太宰欣取郑”，并将太宰欣视为“臣之弑其君者”。《史记·郑世家》：“子阳之党共弑繻公骀而立幽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这很容易使人从逻辑上推断太宰欣即子阳或子阳之党，进而推断太宰欣与子阳为同官、同族。现在据清华简《系年》可知，这一推断与历史实际不符。
二、子阳为郑相，非郑君
关于子阳的身份，东汉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有子阳为郑君之说。《吕氏春秋·首时》高诱注：“子阳，郑相，或曰郑君。”《吕氏春秋·适威》高诱注：“子阳，郑君也；一曰郑相也。”1近人亦有持子阳为君说者。如：
张岱年先生认为：
子阳就是《史记·郑世家》的“哀公易”。《世家》云：“哀公八年，郑人杀哀公，而立声公弟丑，是为共公。”《皇王大纪》作“哀公锡”，“锡”、“易”、“阳”实形近而讹……所以称“子阳”者，子是称恶君之辞，《韩非子·难三》篇：“燕子哙贤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为戮。”称燕王哙为子哙，便是同例。2
周勋初先生认为：
《说疑》中记载的几起变乱事件，都指君主被杀，国家易手。就是智伯其人，韩非在许多文章中提到他时也是作为一国之主看待的。子阳身杀而国分，说明他是君主的身份。
《庄子·让王》篇：“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邪！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这里称子阳为“君”，就是把他作为郑国国君对待的。看来这符合历史事实。
《史记·郑世家》于“立幽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阳为君，是为康公。”“乙”字殊奇，郑人无此命名之习。“乙”字当是“子”字之误，金文子作 ，乙作 ，形近易误。“乙阳”当即“子阳”。3
其实，以上认定子阳为郑君的几条根据是难以成立的。
《韩非子·说疑》：“故周威公身杀，国分为二；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陈灵公身死于夏征舒氏；荆灵王死于乾谿之上；随亡于荆；吴并于越；知伯灭于晋阳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4与子阳并称的周威公、知伯，其身份实际上是臣。《史记·周本纪》：“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 5周桓公、威公、惠公称“公”。惠公封其少子于巩，仍以奉王为名。可见，周桓公、威公、惠公皆天子之臣。因此，《说疑》不足以证明子阳为郑君。
文献中，君臣并列的情形并不鲜见。《墨子·所染》：“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籍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知伯摇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1其中，范吉射、中行寅、知伯摇为卿大夫，吴夫差、中山尚、宋康为国君。诸子论事，每以类相举，人物并列，并非严格地遵循名分。
《庄子·让王》载列子及其妻均称子阳为“君”，亦不能证明子阳为郑君。《仪礼·丧服传》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春秋时期，卿大夫可称为“君”。如鲁大夫季氏的家臣称季氏为“君”。2晋史墨称赵简子为“君”，也称范氏、中行氏为“君”。3战国时期，门客、舍人可称封君为“君”。《史记·平原君列传》中毛遂对楚王说：“吾君在前，叱者何也？”4这个“君”就是平原君。《庄子·让王》称子阳为“君”，很可能是指其为封君。杨宽先生认为：“驷子阳当为郑相，且为别封之君。”5陈奇猷先生认为：“子阳所主为附庸小国，亦相郑君，如齐之田婴、田文，既封于薛为附庸，亦相齐君之比。”6其说近是。但严格地讲，子阳应是郑国的一个封君。
张岱年先生以子阳为“哀公易”，周勋初先生以子阳为郑康公乙阳。清华简《系年》证明这两种推测都是错误的。《系年》载子阳被杀于郑繻公骀年间，故子阳既不是繻公之前的“哀公易”，也不是繻公之后的康公乙阳。
在传世文献的记载中，除《吕氏春秋》高诱注两说并存外，其他文献都以子阳为相。《淮南子·氾论篇》：“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7“舍人”是贵族、官僚的私臣，子阳有舍人折弓者，则子阳必不为郑君。《庄子·让王》疏：“子阳，郑相也。”8《史记·六国年表》：“郑杀其相驷子阳。”9《史记·郑世家》：“郑君杀其相子阳。”清华简《系年》载郑繻公时子阳被灭，证明文献中子阳为相的记载是可信的。
三、子阳非由“法义”亡
关于子阳的死因， 有子阳由“法义”而亡的说法。杨宽先生认为：
这次郑国发生“子阳身杀，国分为三”的事件，据韩非说，其原因是郑国的贵族公孙申“思小利而忘法义，进则揜蔽贤良，以阴暗其主，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说疑篇》）。显然，公孙申等贵族反对“法义”，也反对“贤良”，而子阳正是讲究“法义”的“贤良”领袖人物……因为子阳极严厉地执行法令，“折弓者”犯了死罪，公孙申便趁机煽动“折弓者”趁疯狗扰乱的当儿把子阳杀死了。他的被杀，是出于贵族的谋害。10
周勋初先生也认为：
子阳好严，折弓者死，“于罪刑无所赦”，当是一个严厉推行法治的君主。“人家有猘狗者诛之”，看来他想纠正一下统治阶级内部过度的骄奢淫逸之风，因而禁止游猎、蓄养猘狗。这项法令涉及的问题虽小，但却触动了许多贵族的利益，结果各种触犯法令的人乘机作乱，把子阳杀掉了。
谋杀子阳的首犯，应当就是公孙申了。公孙是郑公室的家属，正是子阳的“家人”。或许此人有“折弓”的过失，因而作乱。这人确是“思小利而忘法义”、“破国杀众不难为”的歹徒。11
杨宽和周勋初先生以子阳为“讲究‘法义的贤良领袖”、“一个严厉推行法治的君主”。 子阳由于厉行法治，触犯了贵族的利益，于是遭到以公孙申为首的贵族的谋害。细推之，此说并不符合《韩非子》的原意。《韩非子·说疑》载：
若夫周滑之、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荆芋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干、吴王孙頟、晋阳成泄、齐竖刁、易牙，此十二人之为臣也，1皆思小利而忘法义、进则掩蔽贤良以阴暗其主，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皆辅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说于主，虽破国杀众，不难为也。有臣如此，虽当圣王尚恐夺之，而况昏乱之君，其能无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杀，国分为二；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陈灵公身死于夏征舒氏；荆灵王死于乾谿之上；随亡于荆；吴并于越；知伯灭于晋阳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谄谀之臣，唯圣王知之，而乱主近之，故至身死国亡。2
其实，《韩非子·说疑》是说，周滑之、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荆芋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干、吴王孙頟、晋阳成泄、齐竖刁、易牙等，都是“思小利而忘法义、进则掩蔽贤良以阴暗其主，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皆辅其君，共其欲”的“谄谀之臣”。周威公宠用周滑之而“国分为二”；郑子阳宠用王孙申（公孙申）3而“国分为三”；陈灵公宠用公孙宁、仪行父而被夏征舒弑杀；楚灵王宠用芋尹申亥而死于乾谿之上；随侯宠用少师而被楚国所灭；吴王夫差宠用王孙頟而为越所灭；知伯瑶宠用成泄而被灭于晋阳之下；齐桓公宠用竖刁、易牙而身死七日不收。周威公、郑子阳、陈灵公、楚灵王、随侯、吴王夫差、知伯瑶、齐桓公宠用“谄谀之臣”，导致“身死国亡”，被《韩非子》称为“乱主”，子阳又怎会是一个“讲究‘法义的贤良领袖”、“严厉推行法治的君主”呢？而公孙申是子阳所用的“谄谀之臣”，又怎会是谋害子阳的元凶呢？
《吕氏春秋·适威》：“子阳极而好严。”高诱注：“好严猛，于罪刑无所赦。”《淮南子·缪称训》：“子阳以猛劫。”高诱注：“尚刑而劫死。” 《淮南子·氾论篇》：“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 《韩非子·说疑》说他宠用“思小利而忘法义”的公孙申，《庄子·让王》疏：“子阳不好贤士，远游之客讥刺子阳。”4可见，子阳是一个苛酷残暴、滥施刑罚、宠幸奸佞、排斥贤良的执政者，而非讲究“法义”、任用贤良的法治派。
《吕氏春秋·首时》：“郑子阳之难，猘狗溃之。”高诱注：“（子阳）好行言猛，人家有猘狗者诛之。人畏诛，国人皆逐猘狗也。”陈奇猷先生曰：“《淮南子·氾论》：‘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适威篇》云：‘子阳好严，有过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应猘狗而杀子阳。高氏彼注，两处皆言因国人有逐猘狗之扰杀子阳。此注亦误。”5可见，高诱所谓的“人家有猘狗者诛之”实际上是一个误释。子阳并未制定过禁止贵族游猎、蓄养猘狗的法令。
四、子阳、繻公皆为太宰欣所害
《史记》所载的子阳之难，主要内容是子阳与郑繻公之间的斗争。《史记·六国年表》：“楚悼王四年败郑师，围郑。郑人杀子阳。”《六国年表》：“（郑繻公）二十五年，郑杀其相驷子阳。”《史记·楚世家》：“（悼王）四年，楚伐周（按：为“郑”之误），郑杀子阳。”《史记·郑世家》：“（郑繻公）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二十七年，子阳之党共弑繻公骀而立幽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
《史记》对子阳之难的记载有重大的失误，漏载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太宰欣。据清华简《系年》与《韩非子·说疑》，子阳被杀、郑繻公遭弑，其实都与太宰欣有关。
《系年》云：“郑太宰欣亦起祸于郑，郑子阳用灭，无后于郑。”“用”字表明，子阳被灭与“太宰欣亦起祸于郑”有着因果联系。上引《吕氏春秋·首时》、《吕氏春秋·适威》、《淮南子·氾论篇》材料表明，子阳是在国人为猘狗惊吓的混乱中被其舍人杀害。然而，此事的幕后主使应是太宰欣，故《系年》才会有“郑太宰欣亦起祸于郑，郑子阳用灭”的说法。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门客、舍人大约早已有被太宰欣收买者，太宰欣遂假手子阳舍人之折弓者，除掉了子阳。
《韩非子·说疑》载：“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 《说疑》又载：“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
谋上，不难为也。”太宰欣既被视为“臣之弑其君者”，则谋害郑繻公的真正元凶必为太宰欣。
《史记》载郑繻公杀子阳，子阳之党杀繻公。对照清华简《系年》与《韩非子》所说，则可判断《史记》记载有误。实际上，子阳与郑繻公应皆为太宰欣所害。
理清了子阳之难中的人物关系及子阳、繻公的死因，我们可以对子阳之难的内容和性质作如下的判断：子阳之难不是子阳与郑繻公君相间的斗争，也不是子阳与郑繻公“两君”间的斗争，更不是郑国法治派与守旧派间的斗争，而是由太宰欣攫取郑国政权而引发的一场内乱。子阳之难的真正主角是罕氏家族的太宰欣。太宰欣首先利用子阳刚毅好罚的弱点，借子阳舍人之手除掉了政敌——驷氏家族的子阳。接着太宰欣又谋害了郑繻公，扶立傀儡国君郑康公，从而专断了郑国的政权，这就是《韩非子》所谓的“太宰欣取郑”。因此，郑子阳之难，实质上是罕氏与驷氏间、郑君与罕氏间的权力之争。经过激烈的斗争，罕氏虽然攫取了国政，但郑国却在内乱中“国分为三”，郑国还未来得及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后的三晋和齐国那样，建立起新型的集权制国家，即为韩国所灭。
[作者马卫东（1972年—），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吉林，长春，130024；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收稿日期：2013年12月4日]
（责任编辑：谢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