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新增长极

    毋庸置疑，在近20年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抑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都式微了，与似乎已成为显学的社会史研究相比，更是如此。不过，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式微，并不是瓜熟蒂落般地在过度研究后再也没有什么新的研究领域或问题造成的，也不是因为诸如社会史等研究的兴起挤占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空间，而是诸多学者对过去政治史的研究方法、理论，甚至是研究内容感觉失去了兴趣。其实，传统中国政治史的研究既没有在自身学术发展的理路上达到已然完善的程度，更没有因近百年来中国现实政治已然完善而没有了现实关怀的刺激。因此，学术界对传统政治史的研究不是过了，而是不及。在转变研究范式、方法的前提下，传统政治史的研究不仅是大有可为的，甚至是原来研究中的一些旧命题也可能有新的突破。

    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对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恐怕白描而缺乏反思式的研究，永远不是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出路，也永远不可能改变目前传统政治史研究的窘境，甚至会让过去曾经辉煌的政治史研究永远暗淡下去，进而失去其固有的对现实政治建设的关照作用。

    历史学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新概念的提出，以及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抽象而概括出某种理论或范式。这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习惯。而在中国传统政治史固有的研究范式内，又不容易产生改变现状的方式方法。这是近十多年来传统政治史研究不能向前推进的根本原因。

    其实，只要将一个问题向前推演一下，就可能找到突破口。政治史的研究是对过去发生的政治的研究，那么，方兴未艾的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范式、抑或核心概念，就可以用来进行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只不过，要注意政治学与历史学在研究相同议题时有其适应性的问题。这既是不同学科交叉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学科交叉研究中进行学术借鉴时初始条件必须相近的必然要求。

    政治是社会共同体内各社会团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其基本内容包涵公共权力的结构设置及其运作关系。政治学和政治史对政治的关注与研究尽管存在着部分的内容重叠，但两者的研究取向，应该说是存有较大差异的。政治史在解读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时，并不是简单地要发现这些已成为过去的它们是什么，而且要追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文化因素、社会思想与观念，甚至是社会心理，让这些内容存留了下来并成为我们不断追问与探究的对象。因为那些内容同为社会共同体的“人”而非时代因素影响政治的“文化”，是同质的，是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有过多变化的。

    很显然，政治史和政治学研究的交集就是政治文化。只不过政治文化的研究对政治学来说，是自觉的、已然的，而对政治史的研究来说，则是衍生的、未然的。政治文化的研究在政治学界，历经争议与完善，已然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了。它和历史学中的政治史研究有着天然的关联。政治文化本身是“一系列态度、信念和情感，它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与含义，并且提供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深层预设与规则”。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政治史研究中对政治过程的研究、以及以制度为表现的政治秩序静态或动态的考察、以社会共同体参与政治活动的系统行为等，都是已往政治史常见的论题，而将对这些内容可能产生深层次影响的“态度、信念和情感”纳入政治史的研究视阈，除了给政治史研究增添了新鲜感之外，其话题语境的适应性以及理论的要求与历史学的严谨并不存在必然的对抗。用政治文化的视阈来研究传统政治史，在内容上，固有研究空间维度的增加是必然的，新学术问题的产生以及由此衍射出来的对旧问题从新视角进行的解读，都有可能形成。在理论上，政治文化的理论维度无疑会扩大传统政治史的解释力度与深度，并进而加深对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此外，政治文化内涵在历史学科内还有其特别的含义——让传统政治史的解释具有历史哲学的高度。所有的这些意味着将政治文化引入政治史的研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会让传统政治史的研究出现一个新的增长极。

    不过，将政治文化引入传统政治史的研究，可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挑战之一是可能面临来自以政治学为背景的政治文化研究者的质疑和来自坚守传统政治史研究者的抵制。质疑是因为政治文化范畴固有的适应性一定和历史学的相关研究存在着学科上的理论、对象、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质疑政治文化的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可能不适应于对政治史的解释。抵制也是出于传统政治史学者对传统研究命题与新方法的适应性方面的怀疑。实质是切切实实地因来自学科交叉带来的固有的隔阂。

    挑战之二是与怀疑论相对，在引入相关学科的理论进行研究时走向另一个极端，将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范式等奉为臬圭，甚而全盘照搬。将政治文化概念引入中国政治史研究，很难不将其固有的概念内涵和价值取向及研究范畴作为我们的参考，甚至认同它对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基本指标，这就可能会导致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发展与西方政治文化的各种术语进行简单类比、套用，这种可能的倾向，应当防范。

    挑战之三是如何把握在将政治文化引入传统政治史研究时的概念、理论的适应性。其中，对初始条件相对一致性的考量特别重要。初始条件相对一致是比较研究和学科交叉中借用其他学科理论时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尽管历史研究不可能做到历史现象考察时初始条件的绝对相同，但相对一致则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政治文化是从政治行为中抽象出来的理性思考，它对后继的政治行为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无论是理性思考，还是对后继政治行为选择的影响，它都具有鲜明的理性特征。但它同时包含认知、心态、情感、观念、意识和信仰等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因素，这些很显然已超出了理性的范畴。这并不意味我们对政治文化不能用理性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但关注这些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初始条件却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关注初始条件差异并不是绝对的，否则就会陷入不可知论，比较研究和学科交叉也就无从着手了。

    以政治参与为例。政治参与是比较政治学中以政治文化的视阈研究民主政治体制下下层民众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行为。政治学者对政治参与的考察有几个关键的内核，关注对象是下层民众，考察的是下层民众为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策而采取的行为，它是政治行为而非情感与态度等，该论题最重要的适应性是与近现代以来的民主政治相关的。它的相关研究还涉及政治参与的方式有哪些、政治参与的合法性问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很显然，该核心概念的提出与讨论的范畴，除了是讨论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民众的政治行为外，其他的内容都可能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体制下存在。目前对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研究，也有不少学者涉及政治学者所论及的这些议题。但是，政治学者的批评也接踵而至，他们批评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古代的确有一些政治参与性现象，但它不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前提，因而借用概念和理论没有其存在的基本前提。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说法可能并没有错，这也是学科隔阂产生的必然结果。但是，尽管在中国古代不可能存在着民主政治体制，但在专制政体下，不同层次的官员试图影响皇帝或行政机构决策的事是非常普遍的，就其程度与范围来说，越是接近皇帝或帝国决策层核心的人会越少，越是远离皇权或决策层核心的人会越多，他们政治参与的方式和程度都会有着巨大的差别。特别是科层体制与县级以下的准科层的政治制度设计与存在，使得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我们考察政治参考，就不可能像西方学术界那样，将政治参与的考察对象限定在下层民众。也就是说，我们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政治参与限定在科层内而不是准科层，其前提可能和政治学的民主政治体制有着天壤之别，但影响决策的政治参与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考察政治参与的形式与内容，合法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都是客观的。相反，在州县以下的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所谓政治参与可能表现为中国式的农民起义，尽管中国式的农民起义在客观上有着影响政府决策的成分，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政治参与。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和西方民主政治下，有政治参与性质的政治现象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所在。

    如此说来，对政治学和中国传统政治史的研究，研究政治参与，除了一个是民主体制一个是专制政治的区别外，政治参与的其他内容和条件都是存在的，应遵循的原则也是一致的。目前以政治参与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史，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对中国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开拓，无疑也是成功的。这其中，除了面临着来自政治学者或部分保守的政治史研究者的质疑外，它已经充分证明了政治参与的视角是中国传统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新增长极。

    其实，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其他命题，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王剑（1967年—），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收稿日期：2013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