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性研究
李彦虎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与发展，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作为一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不仅属于意识形态同时也属于文化形态。它继承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汲取了两千多年来人类历史中思想文化领域最具珍贵的东西，显示出很大的包容性和共通性。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通过交流、交融和交合，提升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融为一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相融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遇之前，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就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打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不仅因为它是人类先进文明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型特征为两者的融合创造了前提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历史背景
（一）19世纪末20世纪之交中国传统文化遇到的新挑战
19世纪末20世纪之交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战，而这种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来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新一轮“欧化”浪潮的冲击。第一次现代化大浪潮，出现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的欧洲。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开始进入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第二阶段。工业化和现代化走出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传播，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第二，来自中国近代第一次真正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我国与西方国家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所以中国必须敞开胸怀，首先能够接纳并吸收西方的先进的技术、文化与思想，让自己真正强大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一直以来，中国始终追逐着现代化的脚步不断前行，这一目标与追求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变革发展的基本目标和价值诉求。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再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文化理念，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一步一步从物质与制度层面转变到观念文化创新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启蒙思想家的智慧，通过倡导新文化，传统文化已失去引领中国文化前进的作用，这就需要援引其他思想资源。西方进化论的引进与广泛流传，为我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打开了新的理论视域，使他们跳出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通过认识社会现实对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理性批判。虽然是一种外来的冲击，现代化却自觉不自觉的转化为我国实现文化转型的驱动力。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点燃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火种
正当中国的仁人志士通过开展实业救国的道路来改变中国的命运时，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性事件发生了。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在帝国主义的链条上打开了薄弱的一环，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的转变，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称之为“庶民的胜利”。当时的中国各阶级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开始思考中国该怎么办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李大钊、陈独秀先后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陈独秀由反传统论转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由中西融合论转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由先中后西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对渴望重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救国救民的新世界观，同时是一种融合东西方优秀思想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出现，直接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东西文化之争开始拥有一种全新的角度并形成了科学的认识，对东西文化价值的思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透彻的阐明了建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前进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想，逐渐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融性
（一）世界本源——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相融性
朴素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的原始形态，核心思想即是世界的本原由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组成。这一核心思想的目的主要是要发现探究千遍万象的自然现象的统一为何物。我国古代的先哲们在探究世界本源的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如老子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天行无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等等诸多观点都把世界本原归于一种或是多种具体的物质，认为万物皆由此生。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的是客观的物质世界的本质问题，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上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都是物质运动的不同表现形式。物质对精神起着决定作用，精神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大脑中的反映。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即所谓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通过《资本论》等专著、论文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角度科学的分析了资本主义存在的与生俱来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将是他致命的毒药，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机会。
总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关于世界的本源是物质还是意识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相互融为一体。尽管前者所述的物质与后者描绘的物质实质并非同一“物质”，但是比起唯心主义，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后来的中国学者和普通民众也是基于对“物质”的共同认识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二）社会理想——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相融性
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均平思想或是平均主义一直以来占据着国人宽广的胸怀和心灵。人们始终在孜孜追求一种平等的社会制度。归结起来也就是实现相对意义上的社会公平，绝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公平。《礼记》绘制了一幅美好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画卷。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打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旗号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与加入，尽管由于小农意识天生的劣根性导致革命失败了，但是不能否认洪秀全大同社会的理想和初衷。后来演变为康有为先生提出的无边无界的家国社会或是人类社会。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更进一步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稍不均”。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目的是什么呢？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哪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也就是充分发挥了人的潜力和价值。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叙述的，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一个人都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实现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最高层次，人的全面发展。在这里，产品“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2]；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乡、工农、脑体之间的差别，消灭阶级和国家。
由此可见，无论《共产党宣言》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还是一种价值观念，都已经与中国儒家文化，与普通民众，与各个阶层追求的平均财富、社会公平和公正，融为了一体。所以人们愿意接受它、学习它、领悟它，把它作为自己行为做事的准则和指南，更高层次的转化为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因此与中国“天下为公”的大同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群众史观——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相融性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以来，封建历朝历代统治者以及资产阶级革命者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民本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前，现在或是将来永无改变。自殷周时期我国就有重民爱民的思想，《尚书》记载：“天聪明，自我民聪明”[3]。周公吸取商纣王“自掘坟墓，结怨于民”的灭亡教训，宣扬“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治国思想。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指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太宗李世民把民贵君轻、舟水一体的思想发挥极致，不仅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大唐盛世，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治国理政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这与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思想是吻合的。中国的“民为邦本”思想离不开古代社会重农轻商的社会心理现实，但是其中民众智慧的结晶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倡导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观点思想不谋而合，都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主观能动性。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这颗“洋苹果”能够成功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化这颗海棠花上，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民为邦本”思想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加以科学的改造，创立了群众路线政治纲领和工作方法，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自觉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思想的合理因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习近平提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融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4页.
[3]周秉钧注译.尚书[M].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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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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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7]李世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要素分析[J].政治研究，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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