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
李 佳
提要：“留中”指皇帝将臣属的奏疏不做批示下发而留置内廷。万历朝奏疏“留中”事例萌于神宗初政时期，万历中期以后趋于严重，成为凸显的政治现象。这一现象使得国家行政中枢的运转机制被破坏，政府功能亦随之下降。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君臣双方的严重冲突。奏疏“留中”既反映万历朝政治上层统合力之趋弱，又映衬出明代政治文化对君主绝对专制保留的些许约束，这种约束与明代士大夫的政治价值意识密切相关。
关键词：万历奏疏留中士大夫政治文化
“留中”指皇帝将臣工奏疏留置内廷，不做批答。此种现象在明代万历朝以前亦有发生，然通明一代，万历朝“留中”奏疏的数量及其牵连起来的争论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为凸显。万历中后期，朝廷大小官员往往章奏数十上、百余上而神宗“强半不报”。天启时，董其昌编辑《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专收万历朝“留中”奏疏，可见万历一朝“留中”事态之严重。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以《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内容为中心，勾勒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的态势及其对国家行政的影响，从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格局变迁与万历朝君臣冲突两个角度分析其成因，进而阐释士大夫群体抗议奏疏“留中”背后的政治诉求，以期对解析晚明时代士大夫政治价值观及其与专制皇权的关系有所补益。
一、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述要
(一)、奏疏“留中”现象的态势
董其昌辑《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成于天启四年(1624年)，共收奏疏301件(其中有7疏仅存目，另有2疏时间不明)，举凡国本、食货、吏治、边防等皆有涉及。董其昌编辑此书时选择以“精鉴可为后事师”的奏疏为原则，官员告讼互争以及与实政关联性较弱之疏多未收录。故而以《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为中心考察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的态势，便于集中分析“留中”奏疏中较有价值的部分，从而对奏疏“留中”现象与国家大事的关系可以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其不足在于遗漏的奏疏未必肯定全与国家大政无关，因而本文亦参考其他文献，以求近于周全。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一书所收奏疏时间起自万历十三年(1585年)，止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其中最早者为万历十三年兵科都给事中王致祥请罢内操疏。万历十三年至万历十九年，收6疏；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九年，收67疏；万历三十年至万历三十九年，收102疏；万历四十年至万历四十八年，收117疏。如以万历二十九年为断线，则此前收兵部12疏，后后收兵部67疏。万历“三大征”皆发生于万历二十九年以前，当时神宗于庶政中尤重兵事，故“留中”兵部章奏尚少。万历二十九年以后之67疏，多关涉辽东战局，且事多急迫，由此可见当时“留中”态势有过于前。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叶向高言：“前户、兵二部请饷之疏，皆至穷至迫，至明白易晓，臣四次票拟下廷臣会议，而皆留中。皇上神明圣武，留心边事，何至今日独玩忽若是”?‘综合以上材料可知，神宗“留中”奏疏，在初年不过偶一为之，不成声势。迨到万历二十九年以后，神宗于紧急兵事之疏，亦多“留中”，奏疏“留中”现象愈趋严重。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共收录奏疏301件，其中言官奏疏160件，包括六科给事中奏疏71件，御史奏疏89件。其余多为部卿、督抚之疏，内阁大学士疏仅1件。上述数据大致反映出，神宗“留中”言官奏疏最多。如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所言：“数年以来，台、谏封事一切留中，如以石投水者”。而且，《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所收言官奏疏内容多切关实政，神宗常以言官语词激烈为由，将其奏疏“留中”，使其建议随之湮没。此外，《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仅收内阁奏疏1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阁臣通常以票拟奏疏为主要职事，较少直接提出政策性建议；二是阁臣建议，可用揭帖，不在奏疏之类。事实上，神宗于内阁大学士之揭帖亦多不报，其事在申时行辅政期间已为经常。申时行言：“近来事体与往时大相悬绝，阁中开导斡旋止凭揭帖，往时或奉御札，或令文书房口答，无中寝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寝者什之七八”。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体例编排以六部为别，吏部70疏、户部66疏，两部相加之篇幅几占全书一半。其中又以人事迁除与请赈济、请蠲免内容为最多。董其昌言：“请朝讲，请祭祀，请起遗佚，请罢矿税，请下章奏，请补废官，请蠲内帑，昔之所急满公车者，皇上励精图治，皆见施行。今之谋国尤有进于此者，略存一二而己”。董氏所言“略存一二”之请起遗佚，请罢矿税，请补废官，请蠲内帑诸项亦应从属于吏、户二部，《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一书多未收录。万历三十七年九月，叶向高言：“今皇上每日发行之本章，皆寻常套数，无所关系。至于列署之空虚，民生之憔悴，反一切置之”。。叶向高所言列署之空虚与民生之憔悴又主要属吏、户二部，故而可以看出神宗“留中”奏疏之基本倾向，要以人事、钱粮为重。
(二)、奏疏“留中”对国家行政的影响
万历一朝奏疏“留中”现象愈演愈烈，涉及朝臣广泛，其内容又与国计民生大有关碍。其中最突出的影响有二：一为国家行政中枢的运转机制被破坏；一为国家行政效能严重下降。
奏疏“留中”破坏了国家行政中枢的运转机制。一方面，明洪武十三年以后无合法宰相统辖行政全局，而仁、宣以后诸帝又不常见外臣，国家行政中枢职能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皇帝处理外廷章奏。神宗以“留中”方式处理内外诸臣之建言献策，大大降低了臣工奏疏由建议性提案经由君臣商榷，转化为具有行政效能之公文的可能性。王家屏言：“今章疏频留而不下，内阁不得票拟，外庭无由禀承，省决殆少竦焉。原其初，偶以圣意未协，间一留览耳。后来停阁之多，寝以稽滞，事关黜陟刑赏而留，纲纽为之渐弛矣”。另一方面，奏疏“留中”在文化层面冲击了士大夫群体对皇帝行为正当性的价值认同，突出表现为官员大规模“乞休”求去。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屡疏请求神宗处理政务，神宗一概不报，孙丕扬挂冠径去。叶向高言：“丕扬当出山时，年已七十有八。每对臣言感激圣恩，思欲图报，故黾勉前来，忘其老病。后见朝政壅塞，章疏不下，推迁之请，庶官十不得一，大僚百不得一。即其所平生心服之吕坤，连章累牍，亦终不报，而会推、考选二事尤极倦倦，无计动天。于是浩然之志，始不可挽。”神宗遇官缺不补，遇官去不留，官僚体系由此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失序状态，国家行政中枢亦随之失去了必要的人员基础。
奏疏“留中”破坏了政府职能。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言：“今各处奏报旱灾，只下抚臣贾待问一疏，魏允贞、曾如春、汪应蛟等各奏报久而未发，人窃惑之”。四巡抚同时请赈，而只陕西贾待问奏疏得报，其余三地既无命勘察灾情严重程度之旨意，也无命官员自行筹措之慰谕。神宗此举破坏了国家行政的一致性，势必引发未获赈济之地方民众的不满。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八月，江西、福建等地灾情严重，内外诸臣屡疏要求赈济，河东巡按陈于庭乞留税银，户科给事中徐绍吉请发内帑，山西巡抚魏养蒙请减税，江西道御史乔允升言缓征……神宗一概不报。
直至4个月后，辽东事急，神宗方于处理边务的同时批准地方官员请求赈济的奏疏。奏疏“留中，从决策层面迟缓了国家各级机构应对民间社会常规以及突发性事件的反应速率，在诸如赈济救灾等亟需政府出面组织协调的情境中，政府行为出现缺位或者反应迟滞。
二、奏疏“留中”现象的成因
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是神宗以主动方式实践的一种消极行政举措。这种现象之泛滥与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格局的变迁，以及万历朝君臣冲突的激化关系密切。
(一)、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的体制性矛盾
洪武中期以后，六部权重，虽然在仁、宣以后内阁渐成规模，阁臣可通过票拟参与决策，但是，明代中枢政治体制始终缺乏对阁、部职权分属的明确界定，具体事项的行政权责往往随人事浮沉而在两方之间游移。此外，明初诸帝有意赋予言官较大的政治参与权，言路活跃。万历前期，皇帝幼冲，首辅张居正事实上代行皇权，内阁权势独大。张居正身没之后，神宗为重振权威，全面清算张居正，局面为之大变。时任左都御史的赵锦疏言：“臣等又尝见严嵩败后，阁臣多顾念后患，不敢复出身为国家任事。居正自以受皇上深知，不复顾念，而毅然引为己任。今复过为惩创，则后之为阁臣者惧矣”。时势发展竟一如赵锦所言，此后继任阁臣，忌惮权臣之名，明代积百余年之内阁体势在后张居正时代渐趋末路。但是，后张居正时代的行政中枢并没有随阁臣位势下降而确立另外行之有效的运转机制，遂使内阁与吏部之龃龉，言官攻击内阁之声势日趋彰显。明代内阁、六部、科道间本有权责不明之积弊，又经由神宗从中拨置，后张居正时代的中枢政局矛盾重重，超过以往。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皇帝亦属于行政中枢系统内一个重要构件。又因皇帝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独特位势，后张居正时代中枢行政格局变迁所引发的矛盾势必丛集于神宗一身。其要点有二：一则需要神宗切实处断国家日常行政事务，发挥决策作用；一则神宗不得不经常介入阁、部以及言路各方之间的冲突，发挥调节作用。但是，神宗倾向于阁臣主张，则言官指摘阁臣擅权，“论辅臣为权为奸……论辅臣为严嵩、为张居正……”；神宗倾向于言官告讼，则阁臣、部卿忧心国事无定见，“如大海中一船，人人可柁”。国家行政中枢内部权责模糊，政事决断就失去了公信力和规范。因而，神宗一手主导了后张居正时代行政中枢矛盾激化局面的发生，也将自身置于一个难于控御方向的政治轨道，既无以弥补内阁势弱之后的行政职责空位，也无法凝聚国家的政治精英群体。万历中期以后奏疏“留中”现象的凸显，恰好映衬出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内各部门权责失序的情状。
(二)、万历朝君臣政治观念冲突
万历中期以降，神宗不郊，不庙，不朝，不讲，士大夫群体以奏疏为主要渠道与神宗沟通，而奏疏大量被“留中”，造成君臣上下隔膜。神宗“留中”奏疏，表达出对士大夫群体的厌薄情绪，其直接原因是神宗与士大夫群体在国本、内帑、矿监税使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
奏疏“留中”集中反映出神宗坚持君主个人绝对权威，用皇权抵制士大夫依托道统对皇帝实行政治制衡意图的用意。神宗坚持外派矿监税使，士大夫“凡疏言矿税者，非奉严旨，则留中”，‘就此与士大夫形成尖锐对立。通过检讨其间神宗批处奏疏时“报”与“不报”之区别，可对神宗用意有深入的了解。万历二十八年五月，税监孙朝讦奏抚臣魏允贞。吏部尚书李戴言：“若抚臣之疏不报，内臣之疏单行，其于国体、政体两为有损。今以镇抚重臣因与中使相争而罢，则何以惮压冲边，激扬大吏?且内外俱是王臣，宫府当为一体，若处分稍偏，天下闻风而起，内臣日以参讦抚按为事，内臣之私人日以挑激，置参讦为事，恐朝廷自此纷纷矣”。疏上，不报。魏允贞终以此事罢官。又如，自潘相、李道出任江西税监以后，士大夫弹劾之疏殆无虚日，神宗一概不报，但潘相、李道之疏却随上随报。“江西税监潘相疏请原任饶州府通判，今升荣府审理沈榜，有窑户连名保留，乞令以原官专管烧造”。神宗旋即报可：“沈榜准添注通判管事，兼本镇捕务”。“江西税监潘相言禁山甚难开采，听所属七县里老民人告称，情愿包纳山价三千两认买此山，永为封闭。上报可”。神宗迁延册立太子，士大夫建储之请久而不决，“两都诸司章数十上，皆留中。阁中屡趣，皆默不应”。神宗吝于发帑，拖延救灾，“于饷务尚屡请而不报，于灾荒疏则留中居多”。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虽然神宗处理奏疏呈现出总体迟缓的态势，但仍然因人、事之不同而有所区别。神宗“留中”奏疏主要针对士大夫群体的谏诤性意见，而对有助于实现其私欲的宦官奏疏却积极发报。帝制时代君主的个人意愿与政府行为有内在关联，神宗不立太子、不罢矿监税使等行为在士大夫说来，意味着皇帝对于完善政府体系的失职和对社会的无原则干预，类似现象迁延日久，将会最终导致国家体系的失序，因而坚持抗争。神宗则始终未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证明其欲求的正当性，进不得逞志，退不甘于听从臣下谏诤，不得已之际，“留中”奏疏渐成与士大夫政治抗衡的手段。在这种意义上说，“留中”现象严重化的过程本身，即是万历朝君臣冲突激化的表现。
三、士大夫抗议奏疏“留中”背后的政治价值观
与神宗“留中”奏疏现象相始终，士大夫群体坚持要求神宗外发章奏。这种做法，显示出明代士大夫群体的政治原则意识。
士大夫群体认为神宗“留中”奏疏的行为与“旨从中出”相似，皆有违于政治常规，是一种不合理的政治做法。王锡爵言：“今日议论繁多，每每于皇上留中之疏、手批之旨，动辄归咎于阁臣，臣等因此不惮烦渎”。沈一贯言：“自古财赋之计未有不与臣工谋，而与群小谋者。盖臣工计其利，复计其害，则能斟酌于利害之际，而处置有方。群小顾其利，不顾其害，则当攘臂于掊克之谋，而搅乱无极。变法征利何等大事?而乃随奏随准，星火促行。不令阁部议拟，不许科道封驳，不伤于太易乎?”在神宗“留中”奏疏的过程中，诸如票拟、廷议、封驳等既定成规被一再忽视，而成规是士大夫实现其政治权利的必要环节。奏疏“留中”使得士大夫的议政权大打折扣，君臣一体的理想政治模式受到强烈冲击。因此，士大夫群体抗议奏疏“留中”背后的首要政治诉求在于要求皇帝回转到依托士大夫群体主导中枢政局的路径，要求在皇权运用过程中尊重士大夫的政治参与权。
士大夫群体认为皇帝批答奏疏不仅是国家中枢行政的重要环节，还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礼仪性事务，皇帝勤于政事对整个官僚体系具有巨大的示范性意义。“朝廷恭为精勤以率先群下，勿更留中以滋弊端，则所以振天下之惰，而归之整肃者也”。士大夫群体一再要求神宗发报有关罢矿监税使、罢买办银之奏疏，其言为责“留中”而起，其意则在指斥神宗失德过甚。万历二十七年，吏部尚书李戴言：“自秦汉以来，天下危乱之由，惟有四字，日‘人人嗟怨而已。天心仁爱，明示咎惩，欲皇上翻然改悟，坐弭倡乱。乃礼部修省之章未蒙批发，而奸民搜括无碍银两之奏又见允行矣”。万历中期以降，神宗于士大夫要求其修省之疏文不顾，但重宦官敛财之疏，这实际上降低了以礼治国、民
为邦本等价值取向在国家事务中的指导作用。士大夫以儒家礼乐文化为安身立命之学，对君主德行背离常态的情状不免怀有深沉忧虑，其抗议神宗“留中”奏疏的言论有两个重要价值基点，其一，要求神宗担负起国家首脑的行政与道德模范责任。其二，要求神宗处理政事以贞定民生为旨归。总起来说，士大夫群体致力于使君主言行符合具有普遍认同价值的文化理念，以此来强化官僚体系的向心力，以至于主导国家对社会基本礼教的正面示范作用。
士大夫群体在抗议神宗“留中”奏疏的过程中，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传统、祖制、常规之上，体现出强烈的“从道不从君”的意识。王锡爵十余日内连上三疏，请神宗允准皇长子出阁读书，疏皆“留中”，王锡爵遂言“乞休”。其《引疾乞休疏》云：“皇上察臣言之无用，则不必用其身；怜臣志之不忠，则不必终其任。俯遂所请，即令致仕回籍，以终母子余年。”叶向高言：“皇上之留臣者，将以用之也。用之则当少行其言，而今章疏不下，大僚不补……臣虽勉留，亦复何益?天下人亦谁肯容臣居于此地，而默然无言哉?”抗议神宗“留中”奏疏是万历朝士大夫群体一致性的行为，此间又以言官群体劝谏之辞尤为激烈。万历十八年，申时行劝神宗将雒于仁《酒色财气四箴》疏“留中”，以维体面，言官群体不以为然。钱一本言：“前者评事雒于仁恭进四药之箴，陛下欲见之施行，辅臣袭陈、贾鄙夫之智，力劝留中，既有言及辅臣之章亦尽留中。夫士有批麟而极谏，下则逢之以留中……而危言上亦答之以留中，安望其臣以尽忠补过之举。”言官群体抗议神宗“留中”奏疏较之于阁臣，尚多一分追求政治公议化的理想。这实际上是一种力主天下无不可议之事，天下无不可非之人的政治思路，由此可以体察万历朝士大夫群体内部政治诉求之细微差别。但总体看来，在位者多不肯枉道事君，始终凭借制度与文化的双重惯性劝诫神宗，士大夫政治文化内在的“从道不从君”的性格特征充分展现出来。正是由于士大夫群体持续不断要求君主依据必要程序和普遍价值规范来运用权力，事实上将神宗置于一个情与理双重弱势的情境中。神宗带有暴力性质的各种惩戒措施，抑或邀以名利之举措，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士大夫群体一致性的行为取向。因而，“留中”现象反映出君臣冲突中君主的些许无奈，说明士大夫政治事实上弱化了君主权力的个人专断色彩。正是在这种背景中，万历朝的政治虽然极端腐败，却没有抵至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境地。
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萌发于神宗初政时期，渐趋发展为万历朝的突出弊政。这一现象使得政府行政中枢的运转机制被破坏，政府管理功能亦随之下降。万历朝奏疏“留中”凸显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君臣双方存在重大的分歧。奏疏“留中”现象既反映出万历朝政治上层内部统合力趋弱的实际态势，同时又表明传统政治文化对君主绝对专制有所约束。士大夫群体重秩序、重民生等政治观念，及其致力于以这些观念主导政府行为的种种努力，昭显了中国帝制时代政治文化中一条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线索。
[作者李佳(1982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130024]
[收稿日期：2009年5月8日]
(责任编辑：赵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