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命运的两次争议及科学解答
罗前娥
【摘 要】党历经96年的探索方得今日之成就。探索中伴随着各种争议，其中有两次关于“红旗”命运的争议，在党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井冈山武装割据初期，有人提出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表达了对革命前途的担忧，怀疑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毛泽东提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看法，担心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两次争议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大碰撞，关乎党的命运。对这两次争议的科学化解既推动了党的事业进步，也为党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道路上不断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关键词】“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7-0017-02
党的历史是一部艰难的探索史：既有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探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亦有对党自身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探索。探索的过程也是化解争议的过程，其中有两次围绕“红旗”命运问题的争议，在党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井冈山武装割据初期，有人提出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表达了对革命前途的担忧；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毛泽东提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看法，担心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两次争议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大碰撞，关乎党的命运，对其科学化解推动了党的事业巨大进步，为党在前进道路上不断地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井冈山武装割据时期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困惑与毛泽东的科学解答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巨大，主张上井冈山进行武装割据。当时山上的生存环境十分艰苦和凶险，一方面物质条件十分匮乏，“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1]（P.65）另一方面又遭遇了 “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1928年冬季又被湘赣边界敌军重兵围困，不少人对革命前途产生了疑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问题被多次提出，“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候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發生了悲观的论调。”[1]（P.100）这种悲观情绪暗含三个层面的困惑和忧虑：一是中国革命还能否走下去？二是离开城市到山上搞武装革命是否行得通？三是在山沟沟里搞革命，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支配行动，这种右倾悲观情绪容易让革命将士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不利于红军和井冈山的革命形势发展。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深感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科学解答。在理论上，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对其进行正面回应和耐心解答。首先，毛泽东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没变，仍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1]（P.47-48）革命高潮必将到来。其次，毛泽东分析几次军事失利尤其是“八月失败”的主要原因，指出这几次军事失利 “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1]（P.58）对于离开城市到边界搞武装割据是否行得通的疑问，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作了详尽回答，“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1]（P.52）这说明边界割据不仅行得通而且对于未来夺取全省政权意义重大。在实践上，对于“山沟沟里能否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重视军队军事能力建设的同时，高瞻远瞩，针对湘赣边界红军内农民、俘虏兵和游民无产者成分居多，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较多的现实情况，率先提出要重视政治工作的问题，于1928年开展了一场严厉的“洗党”运动，将4000名问题党员清除出党的队伍，随之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这样不仅让山沟沟里可以出马克思主义，而且为军队建设指明了政治方向。
这一时期对于革命前途的争论实际上促成了毛泽东对于如何在恶劣环境下开展革命工作的深度思考，红军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为后续革命事业的开展做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准备，为党的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二、毛泽东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忧虑与邓小平的科学解答
在阶级斗争和生产力二者的关系上，毛泽东很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在1945年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2]（P.1079）1957年2月，他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3]（P.377）并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些思想都为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来源，具有开拓性意义。但是针对苏联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走修正主义路线的做法，毛泽东对党的未来产生了忧虑，担心会出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局面，即担心中国科技进步了，生产力发展了，但资本主义却复辟了。正是基于这一深层忧虑，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错失10年发展良机。
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毛泽东把卫星和红旗看成了零和博弈，渲染了卫星上天后的悲剧性后果。针对毛泽东的忧虑，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中，邓小平体悟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首先表现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的谈话中，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4]（P.312）本着这一根本认识，邓小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步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高举社会主义伟大红旗。《關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实现“卫星上天”的动力之源。这一路线对“卫星”与“红旗”的关系进行正面界定，肯定了二者之间的互为支撑、相互依存的关系，“卫星” 可以为“红旗”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红旗” 可以为“卫星上天”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邓小平郑重强调这个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旨在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基本路线的统一部署下，我国集中精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进行了变革，既解放了生产力又确保了社会主义方向。这一基本国策还有效抵御了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负面影响，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相继发生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些国家纷纷走向资本主义制度，世界社会主义走向低潮。历史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原点，这时质疑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能走多远的声音甚嚣尘上。此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5]（P.345）经过20多年的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渐显露出来，中国模式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掌声。
虽然我党在曲折的探索中走了弯路但这为党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益的警示。此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迈上了新的台阶。
三、总结
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新事物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当初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全新命题，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暴露需要一个过程，这需要我们保持理性的认识、乐观的心态、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斗志。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又进入了攻坚阶段，加之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紧张，这时更需要我们以史为鉴，坚定对党的信心，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