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幼儿园管理质量的现状、类别及其影响因素
刘颖 虞永平
[摘 要] 幼儿园管理是影响幼儿园保教质量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从我国5个省份选取了100所不同性质的城乡幼儿园，利用《走向优质——中国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中的“管理引领”子标准对其管理质量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幼儿园管理质量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其中“自评改进”项目得分最低。同时，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幼儿园管理质量存在3种潜在类别，即“管理质量不适宜”型（10%）、“管理质量合格”型（72%）和“管理质量良好”型（18%）。进一步的线性回归和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幼儿园的办园性质、所在地区和班级数量能够预测幼儿园的管理质量水平。与非城区幼儿园相比，城区幼儿园更不可能成为“管理质量不适宜”和“管理质量合格”型的幼儿园。与民办性质的幼儿园相比，公办性质的幼儿园成为“管理质量不适宜”型幼儿园的可能性更低。今后应加强对幼儿园管理质量的研究，持续改进幼儿园管理质量，重点关注和支持可能成为“管理质量不适宜”型的幼儿园。
[关键词] 幼儿园管理;管理质量;教育质量;潜在剖面分析
一、问题提出
幼儿园教育质量是影响学前教育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的关键。[1]很多研究都已确证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对儿童的早期发展和后继的学业表现起到促进作用。[2]评估幼儿园教育质量水平，明确幼儿园教育质量要素构成，厘清幼儿园质量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持续监测并改进幼儿园教育质量，是近年来学前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热点问题。[3][4]学界一般将幼儿园教育质量划分为结构质量、过程质量[5][6]和结果质量。[7]根据幼儿园质量要素所在的不同层级系统，幼儿园教育质量也可划分为班级层面的质量以及机构层面（班级之外）的质量。[8]有实证研究证明，改善班级外部的环境，尤其是教师所处的专业环境，对提高班级质量起着间接但关键的作用。[9]幼儿园管理影响着班级外部环境质量，进而对班级质量产生影响。简言之，幼儿园管理是影响保教质量的重要因素。[10]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幼儿园有效的管理实践是高质量保教服务供给的必要条件。[11]还有学者指出，评价幼儿园教育质量或者提升学前教育质量，不应该仅关注班级环境质量，而应建立起更为宽广的视野。[12]如果不考虑幼儿园组织层面的质量，班级层面的高质量互动和学习环境难以持续。[13]目前，国际上已有学者开发了专门的幼儿园管理质量评价工具。[14]同时，由于幼儿园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班级过程性质量，促进儿童发展，也有一些研究开始探索管理质量与幼儿园班级质量乃至儿童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15][16]
目前国内有关幼儿园管理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学理探讨为主，或讨论一种管理理念和理论视角如何在幼儿园管理实践中落实，[17][18]或反思幼儿园管理实践中的问题，[19]少量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幼儿园管理价值取向等具体问题展开调查。[20]总体来看，有关幼儿园管理质量问题的本土实证研究稀缺。我们并不清楚，当前我国幼儿园管理实践究竟处于什么水平，在管理实践的各具体维度上表现如何。
此外，目前有关幼儿园管理质量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变量中心的方法展开。[21][22]变量中心的方法能够反映幼儿园之间管理质量上的整体差异，能够解释幼儿园管理质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但由于其关注重点是“变量”，难以理解不同亚群体之间的特征和差异，难以揭示幼儿园在管理质量不同维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异质性。而个体中心的方法能够通过识别一类群体在不同变量上共享的变异，将个体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从而解决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的问题。[23][24]管理质量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构念，现实当中学校或班级管理实践的表现也是复杂多样的，具有较高的异质性，能够区分为不同的类型。[25][26]现实当中可能存在着一类幼儿园管理质量总分较高，但在管理质量某一维度上得分较低甚至不合格的情况。因此，本研究在整体把握幼儿园管理质量水平的基础上，借助潜在剖面分析方法（Latent Profile Analysis），基于幼儿园在管理质量各维度的表现，对幼儿园进行分类，明确每类幼儿园在管理质量上的特征，并试图探索园所特征等相关因素对幼儿园管理质量水平及类别的预测作用，以识别出在管理质量方面应重点关注和给予支持的幼儿园。
潜在类别（剖面）分析是一种个体中心视角的统计技术，其允许研究者基于被试对观测变量的反应模式，来将其划分为一个特定的类别。近年来，潜在类别（剖面）分析已经广泛应用于心理学、预防医学、精神病学、市场营销、组织管理等领域。[27]具有连续潜在类别指标的潜在类别分析常被称为潜在剖面分析。本研究中的管理质量各维度变量使用7分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可视作是连续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对幼儿园管理质量进行分析和进行幼儿园管理质量的探索性潜在类别分析，进而探讨各类幼儿园的特征，检验幼儿园管理质量类型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十三五”重点课题“中国优质幼儿园评价标准研究”。课题组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我国不同区域抽样了5个省区（包括江苏、浙江、吉林、陕西和广西），在各省区内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市区和县镇抽样了不同等级、不同办园性质的幼儿园20所，共计100所幼儿园。具体而言，公办园占比57%，民办园占比43%;以幼儿园所在地区分，城镇幼儿园占比65%，农村幼儿园占比35%。。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走向优质——中国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以下简称《优质标准》）中的“管理引领”质量领域子标准对幼儿园管理质量进行评价。《优质标准》是基于中国幼儿园教育实践形成的幼儿园质量评价工具。《优质标准》包括了“管理引领”“环境支持”“课程促进”“师资保障”和“家园社区合作”5个质量领域。其中，“管理引领”领域子标准包括“依法办园”“科学规划”“有效运行”“民主参与”“园长领导力”和“自评改进”6个项目。每个项目下有若干子项目。标准采用的是李克特7点评分，每一个子項目均设置了层层递进的等级指标：1分（不适宜）;3分（合格）;5分（良好）;7分（优良）。经过检验，《优质标准》有较好的测量属性，评价者间的一致性百分比为0.819～0.986，评价者间一致性较好。同时，总标准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926。仅就 “管理引领”领域子标准来看，子标准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710，从效标关联效度来看，“管理引领”领域子标准得分与幼儿在语言发展水平上的得分呈现显著的弱正相关，有较好的信效度。同时，研究还采用自编的《幼儿园基本信息问卷》调查了幼儿园的相关背景信息。
（三）研究程序
《优质标准》中“管理引领”子标准的数据收集采用了访谈法、观察法和档案查阅法。课题组为评估人员提供了《优质标准》和评分操作手册，并进行了现场培训和幼儿园实地试测培训。每位被培训者至少参与了3次幼儿园实地试测培训，在确保评分者间一致性达到培训合格标准水平后，各团队开始进行正式的数据采集。评估人员均为有学前教育专业学习背景的研究生或大四本科生。每所幼儿园进入4名评估员以一天的时间完成“管理引领”以及“师资保障”“家园社区合作”项目的评价，其中有2名评估员为“访谈组”，主要完成对园长、家长和教师的访谈以及观察，2名评估员为“资料组”，主要负责进行档案查阅、分析。评估员完成相应任务后，分别就相应指标进行背对背打分。4名评估员完成个人打分以后，再共同讨论，完成评估小组对“管理引领”项目所有指标的打分。
（四）数据分析
本研究利用SPSS 23.0和Mplus 7.0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SPSS 23.0主要用于对我国幼儿园管理质量及其各项目的总体表现进行描述性统计，对影响幼儿园管理质量的园所特征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使用Mplus 7.0软件进行探索性潜在剖面分析，依据幼儿园在管理质量及其项目上的表现，将幼儿园划分为不同的潜在类别。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园管理质量的现有水平及差异性
研究首先考察了抽样的100所幼儿园整体的管理质量及其具体项目的质量表现，以明确我国幼儿园管理质量的大致水平、发展短板及优势。
1. 幼儿园管理质量整体水平。
研究发现，抽样的100所幼儿园其管理质量的平均得分在7分的质量量表中仅稍微高于合格水平（Mean=3.483，SD=0.868），与《优质标准》当中其他4个领域质量相比，处于最低的水平。（如表1）
具体而言，在“管理引领”的6个项目当中，研究发现表现最好的项目是“民主参与”和“科学规划”，平均得分均超过4分，已经向良好水平趋近;其次是“有效运行”和“园长领导力”，平均得分在3～4分之间，在合格水平之上;最后则是“依法办园”和“自评改进”，尚未达到合格水平。结合各具体指标上的表现可知，之所以“依法办园”项目得分较低（Mean=2.840，SD=1.662），与幼儿园在班级规模这一指标点上通过率不高有关。此次抽样的100所幼儿园，仅70%的幼儿园能基本满足《幼儿园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对幼儿园班级规模的要求，仅38%的幼儿园能够完全满足《规程》的相关要求。“自评改进”项目得分最低（Mean=2.300，SD=1.259），其“合格”水平上多项指标点通过率都不高，尤其在评价主体多元性、评价工具适宜性、评价结果有效运用方面表现较差。
进一步分析子项目表现发现，在同一项目内部，各子项目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以“有效运行”为例，该项目得分接近4分水平，但在该项目内部， “卫生保健管理”（Mean=4.31，SD=1.844）和“安全管理”（Mean=4.35，SD=1.568）的得分更高，而“组织制度建设”（Mean=3.64，SD=2.191）、“经费管理”（Mean=3.07，SD=1.641）等子项目则明显偏低。这也与我国幼儿园在管理中看重儿童基本生命安全和健康保障有关。在“民主参与”项目内部，幼儿园在“园内沟通”上（Mean=5.19，SD=1.549）的表现则要优于“知情与参与”（Mean=3.56，SD=1.242）。由此可知，与制度化、常规化地進行园内的多边沟通交流相比，教职员工实质性地民主参与管理的程度和水平还有待提升。在“园长领导力”项目中，考察结构性质量的“园长资质”子项目表现相对更好（Mean=3.90，SD=2.153），而侧重考察管理过程的“专业引领”子项目得分较低（Mean=3.05，SD=1.935），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体来看，所有子项目中，得分最低的5个子项目分别是“自评改进”“依法办园”“经费管理”“专业引领”以及“知情与参与”。
2. 不同地区、不同办园性质幼儿园管理质量的差异。
研究考察了所在地不同、办园性质不同的幼儿园在管理质量上的差异。我们将幼儿园所在地区分为城区和非城区，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管理引领”上，城区幼儿园（Mean=3.844，SD=0.891）与非城区幼儿园（Mean=3.151，SD=0.703）有显著差异（t （98）=4.338，P=0.000），效应量较大（d=0.864）。同时，城区和非城区的幼儿园在“管理引领”5个具体项目（“依法办园”“科学规划”“有效运行”“民主参与”“园长领导力”）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且有中等或较强的效应量;在“自评改进”项目上的得分差异边缘显著。具体如表2所示。
根据幼儿园的办园性质，我们将幼儿园分为公办园和民办园，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管理引领”上，公办幼儿园（Mean=3.722，SD=0.876）与民办幼儿园（Mean=3.168，SD=0.756）有显著差异（t （98）=3.319，P=0.001），效应量中等（d=0.677）。同时，公办园和民办园在“管理引领”4个具体项目（“科学规划”“有效运行”“民主参与”“园长领导力”）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且有中等或较强的效应;在“依法办园”和“自评改进”项目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具体如表3所示。
（二）幼儿园管理质量的潜在类别及其特征分析
为进一步理解我国幼儿园管理质量的不同类型，以及不同类型幼儿园特征，我们基于“管理引领”的6个项目，对幼儿园的管理质量进行了潜在剖面分析。
在潜在类别分析（LPA）模型拟合度考察上，本研究主要考虑了艾凯克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和样本矫正BIC（aBIC）、Entropy指数、LMR和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BLRT）。研究结果显示，AIC和aBIC值在不断减少，BIC值在5个潜在类别处出现转折，LMR和BLRT两个指标的P值仅同时在2～4类的潜在类别处均有统计学意义。Entropy值均在0.8以上，且差距较少，即说明2～4类模型均有较高的分类准确性。同时，考虑到4类模型中其中1类类别概率仅为3%，故将分类类别确定为3类。
依据潜在类别分类的结果，我们绘制了3个类别在幼儿园管理质量的6个项目上的得分情况（如图2）。依据幼儿园在管理质量6个项目的不同表现，我们可以将幼儿园区分为“管理质量不适宜”型（类别1）、“管理质量合格”型（类别2）和“管理质量良好”型（类别3）3类，分别占全体抽样幼儿园的10%、72%和18%，如图2所示。
3类幼儿园在管理质量上的特征如下：“管理质量良好”型幼儿园所有项目都达到合格以上水平，且大多数项目都已超越“良好”水平，尤其是“科学规划”项目已趋近“优秀”水平。“科学规划”主要是指幼儿园依据科学的办园理念，合理制定并执行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指引幼儿园各方面工作有序展开，考察的是幼儿园办园理念及其规划方案状况。由此可见，此类幼儿园突出的特征是以适宜、前瞻、科学、与时俱进的办园理念指导幼儿园运行，民主制定并有效落实规划，引领幼儿园管理工作达到良好水平。
“管理质量合格”型幼儿园大多数项目在合格水平以上。其中，考察园内常规运行、内部沟通的 “有效运行”“民主参与”等项目得分相对较高，而“园长领导力”“科学规划”等项目上表现一般，且“依法办园”“自评改进”等项目未达到合格水平，提升空间较大。此类幼儿园占据了抽样幼儿园的大多数。
“管理质量不适宜”型幼儿园虽占比最少，但在所有项目中，仅“民主参与”一项达到了合格水平，其他项目均距离合格水平尚有较大差距，尤其是“依法办园”“园长领导力”和“自评改进”三个项目甚至未达到2分。
同时，3类幼儿园在管理质量的6个项目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如表5所示）。事后检验发现，在管理质量总体得分和“科学规划”“有效运行”“民主参与”“园长领导力”等4个项目上，“管理质量良好”型得分显著高于“管理质量不适宜”型和“管理质量合格”型，同时，“管理质量合格”型的得分也显著高于“管理质量不适宜”型。在“依法办园”项目上，“管理质量不适宜”型和“管理质量合格”型不存在显著差异（t=-1.736，P=0.179>0.05），“管理质量良好”型显著优于“管理质量合格”型（t=0.986，P=0.02<0.05）和“管理质量不适宜”型（t=1.722，P=0.010.05），“管理质量不适宜”型则显著差于“管理质量良好”型（t=-0.836，P=0.002<0.01）和“管理质量合格”型（t=-1.656，P=0.007<0.01）。
（三）管理质量类别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影响因素方面，本研究着重考察了园所特征对幼儿园管理质量整体水平和管理质量类别的影响。
本研究首先考察了园所特征和管理质量整体水平的关系。本研究对幼儿园园所特征的相关变量如办园性质、所在地区、是否接受财政补助、园所规模、办园历史与幼儿园管理质量总体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除是否有财政补助这一变量以外，其余变量与幼儿园管理质量总体水平呈现显著的弱正相关或中等正相关关系（如表6）。
将幼儿园办园性质、所在地区、是否接受财政补助、园所规模、办园历史作为自变量，而管理质量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其中，由于办园性质、所在地区为类别变量，因此将其进行哑变量处理。研究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为班级数量、城区园—非城区园、公办园—民办园。自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变化的39.0%（调整后R2为0.370），且回归模型显著（F=20.207，P=0.000<0.05）。由回归模型可知（见表7），园所规模（班级数量）、幼儿园办园性质和园所所在地区（是否城区）都能預测幼儿园管理质量水平。
研究同时还考察了园所特征与幼儿园管理质量类别的关系。相关分析发现，幼儿园的办园类型、园所所在地区以及办园历史、规模都与幼儿园管理质量的类别有关。Fisher精确检验发现，公办、民办的类型与幼儿园管理质量类型之间显著相关（P=0.001<0.05），幼儿园所在地位于城区或非城区与幼儿园管理质量类型之间显著相关（P=0.0060.05）。同时，办园历史与管理质量类别的eta相关系数为0.732，办园规模（幼儿园班级数量）与管理质量类别的eta相关系数为0.536，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强。
同时，研究以管理质量的3种类别为因变量，将“管理质量良好”型作为基准比较参考类别，以幼儿园办园类型（公办园或民办园）、园所所在地区（城区或非城区）、办园历史、办园规模（幼儿园班级数量）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s回归。
研究发现，班级数量和园所所在地区（城、乡）是“管理质量不适宜”和“管理质量合格”类别的共同预测变量，此外，园所公、民办性质是“管理质量不适宜”的有效预测变量。而办园历史以及幼儿园是否有财政支持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具体而言，相对于“管理质量良好”型幼儿园，城区幼儿园有更低的概率成为“管理质量不适宜”型和“管理质量合格”型的幼儿园。公办性质的幼儿园要比民办性质的幼儿园更不可能成为“管理质量不适宜”型幼儿园。同时，由于控制了有无财政支持的因素，公、民办园在管理质量类别上的差异可能并非经费来源上的差异。研究还发现，班级数量也是管理质量类别的有效预测变量，这说明有一定的管理规模效应存在。
四、讨论
（一）幼儿园管理质量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以往的研究较少单独考察中国幼儿园管理质量水平。国际上对幼儿园管理质量的关注和研究也不足，且多聚焦于园长的专业领导力（包括园长的专业资质等方面）。[28]本研究发现，中国幼儿园的管理质量总体上处在中等偏低水平（Mean=3.46），与现有研究得出的有关中国幼儿园教育质量总体上呈现中等偏低水平类似。[29]这也与国外学者利用幼儿园机构管理质量量表（Program administration scale，PAS）所评价的管理质量水平类似。例如，麦考密克儿童早期领导力中心以PAS量表评价了美国芝加哥市参与提前开端计划的138个机构，其管理质量平均得分为3.42分（最高7分水平）。[30]同时，本研究还发现，与《优质标准》其他子标准测量的质量相比，管理质量水平最低。事实上，尽管我国各省市示范幼儿园或优质幼儿园评估标准都涉及“管理”要素，但本研究显示，那些通过了教育行政部门优质园评估的幼儿园在《优质标准》管理子标准上的表现仍远未达到优质水平。这可能是因为本质量标准关注的“自评改进”等管理要素在过去优质园评估中未获重视。此外，也可能与现有的优质园评估标准较少采用7分及以上尺度的量表，对合格到优秀水平的区分不够有关。
本研究还发现，“管理引领”质量领域子标准的所有项目中，“自评改进”和“依法办园”是得分最低的项目。如前所述，“自评改进”并非此前我国幼儿园质量评价的关注点，很多幼儿园内部评价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仅依赖外部的评估监管体系建立并不可行，必须要通过内部评价，实现幼儿园内部的质量管理和组织变革。[31]由此可见，当前强化幼儿园“自评改进”至关重要。此外，“依法办园”指幼儿园的办园行为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这本应该属于质量的 “准入”要求，但调查中发现，诸如《规程》规定的班级规模仅有38%的幼儿园能完全满足。当前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仍然相对稀缺，家长不得不将幼儿送入超越了法定规模的班级当中，这是导致大部分幼儿园无法通过相关指标并在“依法办园”项目上得分较低的重要原因。此外，本标准的“依法办园”项目还涉及对幼儿园教职工进行犯罪情况、身心健康等背景审查的内容，相关指标实际通过率也较低，影响了幼儿园在此项目上的表现。
（二）幼儿园管理质量的3种潜在类别及特征
本研究从个体中心视角，通过潜在剖面分析的方法对幼儿园管理质量进行分类。研究得到了以下相互独立的3个类型：“管理质量不适宜”型、“管理质量合格”型和“管理质量良好”型，在管理质量整体水平和所有6个子项目上，3类幼儿园间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管理质量良好”型的幼儿园在幼儿园管理质量的6个项目上得分都最高，此类幼儿园占到样本幼儿园总数的18%;“管理质量合格”型的幼儿园次之，占到样本幼儿园总数的72%;“管理质量不适宜”型幼儿园得分最低，占到样本幼儿园总数的10%。3类幼儿园差距较大的是“科学规划”和“园长领导力”2个项目，与有关教师班级管理类型潜在类别分析的研究结果相似。[32]幼儿园管理质量的各个侧面得分体现出“一荣俱荣”的趋势，也与整体管理质量水平密切相关，并没有出现一类幼儿园虽在一些管理项目上落后于其他类型幼儿园，但在其优势项目上领先其他幼儿园的情况。以所有幼儿园起步较晚的“自评改进”工作为例，研究发现，尽管所有幼儿园在该项目上的得分都较低，但3类幼儿园的此项得分还是与其他项目趋势一致。在其他项目上得分较高的幼儿园，在“自评改进”项目上的均分达到了合格水平，而其他2类幼儿园均分未达合格，“管理质量欠合格”型幼儿园，在“自评改进”项目上的均分仅有1.4分。理论上，我们也能理解新增的“自评改进”项目与其他维度的管理实践之间的关联。能够较好地开展全面、科学、适宜的“自评改进”工作的幼儿园更容易监控幼儿园其他管理实践，诊断问题、发现优势，引领幼儿园管理质量持续提升。当然，本研究所界定的管理质量仅指向园所内部，并未涉及幼儿园对外部人、事、物的管理，若将相关要素管理（如家园社区合作）纳入幼儿园管理范畴，[33]研究所揭示出的管理质量类型可能将更加复杂，更能彰显幼儿园之间在管理上的个体差异。
（三）预测幼儿园管理质量的园所背景特征
变量中心的分析和个体中心的分析都发现了幼儿园所在地区、办园性质和班级数量对管理质量的预测作用。本研究发现，在管理质量总体水平、管理质量多个项目上，城、乡幼儿园都存在显著差异，城区园相对于非城区园有着更高的幼儿园管理质量，有更大的概率成为“管理质量良好”型的幼儿园。这一研究结果与其他有关中国城、乡幼儿园教育质量的研究结果类似。例如，Hu（2014）等人的研究就指出，即使在控制了师生比、教师资格证占比、教师编制占比等变量以后，所在地为城市仍能预测幼儿园教育质量多个质量维度上的优势。其中，与管理质量较为相关的“家长教师支持”维度也是城、乡幼儿园表现差异较大的质量维度。[34]与城区幼儿园相比，农村幼儿园更少有机会接受关于管理实践的培训，更少有资源获得来自同行和专家的评估和反馈。[35]考虑到幼儿园管理质量与班级过程质量和儿童发展结果的密切关联，[36]各地还需要充分关注农村幼儿园提升管理质量的现实需求。
本研究还发现，相比民办园，公办园能预测更高水平的幼儿园管理质量，更不容易成为“管理质量不适宜”型的幼儿园。考虑到在logistics回归模型中已控制幼儿园是否接受财政支持这一变量，那么公、民办园性质预测的管理质量类型差异则更有可能是经费来源渠道差异之外的因素造成的。与本研究类似，Cassidy（2007）的研究发现，非营利性幼儿园的管理质量显著地高于营利性幼儿园。[37]同时，聚焦班级质量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公办（或非营利）质量优势。[38][39]仅就管理质量而言，盡管民办园可能更有动机和意愿加强管理，以提高人、财、物等资源的使用效率，但公办园相对而言受到更多关于规范办园的监管，同时也得到更多的外部支持，因而有助于其管理质量的提升。此外，如Slot（2019）指出，公办（或非营利）的质量优势可能与其他结构性变量相互关联，共同作用于幼儿园管理质量。[40]例如，公办幼儿园可能有更高的师幼比，公办幼儿园的管理团队可能有更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更扎实的专业背景，因此管理实践能更有效地回应儿童、教师和家庭的个别化需要，而这正是本质量标准中优质管理的典型表现。
过去有关规模与质量关系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班级规模的作用，[41]较少关注机构规模的作用。本研究发现了幼儿园管理质量有一定的规模效应。有限的相关研究在此问题上的结论并不一致。Mindi（1994）的研究发现，在托幼机构规模和教职工的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着中等水平的正相关，规模较大的机构也更可能为教职工支付更高的工资、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晋升机会。[42]巴基斯坦的一项关于调查则发现，规模较小的学校文化氛围更为积极。[43]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源于本研究与上述两项研究调查的内容并非完全相同，本研究不仅关注民主的机构氛围，也关注机构组织制度建设、规划制定等内容，而后者在一个规模更大的组织中更容易得到重视。其次，规模大小是相对的概念，本研究所调查的幼儿园样本数量有限，园所规模大小差异有限，超出一定范围以后，幼儿园管理是否会陷入“尾大不掉”的泥淖当中，是否会造成组织目标难以聚焦、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民主管理难以实现等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仅指出了幼儿园班级数量对管理质量具有正向预测效果，并未在二者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因此，不能以提升管理质量为初衷盲目扩大幼儿园办园规模。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以幼儿园为单位进行管理质量数据的收集，综合采用了观察、访谈、查阅资料等多种方法，评价指标点较多，所需耗费的人力、物力较大，样本收集较为困难。这导致本研究样本量较少。而潜在剖面分析法作为个体中心化的方法，对样本量有一定的要求。尽管目前对样本量影响模型选择和参数估计的已有研究不多，但从模型分类准确性的角度出发，[44]今后的研究需要考虑扩大样本量，以进一步验证幼儿园管理质量的类型。其次，本研究在考察园所特征（如办园性质）对幼儿园管理质量的预测作用时，未考虑到园所特征与其他结构变量的共同作用（如管理团队的资质等），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多个不同的结构变量如何共同影响幼儿园管理质量。
五、建议
（一）研究和持续改进幼儿园管理质量
当前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研究聚焦班级层面的质量，而针对机构层面质量，如幼儿园管理质量的研究，关注度和研究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升。本研究对中国幼儿园管理质量现状进行了初步探索，发现我国幼儿园管理质量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为了让幼儿园管理真正服务于促进儿童发展的根本目的、支持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中要针对本研究揭示的管理质量领域得分较低的具体项目，进行改进。其一，幼儿园应注重持续改进的理念落地，以开放积极的心态，开展适宜的内部评价，并将内部评价结果有效用于诊断问题，形成和落实改进方案，实现园所质量的持续提高。其二，幼儿园在有效利用资源的同时，还要注重依法合规办园，保证合理的班级规模，开展必要的人员背景审查和培训，合理充足地使用经费，以保证幼儿权益不受侵害。其三，幼儿园园长不仅要追求专业资质的提升，更要真正发挥其专业领导力，引领教师专业发展和幼儿园课程建设、愿景实现。其四，幼儿园不仅要关注形式上的沟通交流，更要打破自上而下的单一领导范式，引领领导范式的转变，在园所中真正形成目标共享、互相尊重、智慧交融、权责共担、民主管理的氛围。
（二）重视管理质量相对较差的幼儿园
本研究发现，目前属于“管理质量良好”型的幼儿园占比极少，大量的幼儿园在多个管理项目上仅能达到合格水平或甚至未能达到合格水平。回归分析还发现，地处非城区的幼儿园、民办幼儿园以及规模较小的幼儿园相对容易成为管理质量较差的园所。因此，对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而言，要实现学前教育质量尤其是管理质量的区域整体提升，需要改变重点关注城区幼儿园或教育部门办园的倾向，加强对非城区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和规模较小幼儿园的过程性监管和专业支持，要为其提供管理实践的培训、来自同行和专家的评估和反馈等。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管理质量良好”型的幼儿园与其他幼儿园相比在规划引领项目（具体包括办园理念和规划方案）上有突出的优势，因此在幼儿园管理工作中，要关注对幼儿园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也要重视明确目标、共享理念、提供激励、建立团队和形成榜样，关注价值和信念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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