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方学”的古代资源
〔摘要〕 中国历代拥有丰富的记录周边国家、地区的文献史料，官修《二十五史》的列传中保存了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大量记载。此外还有历代边吏、使臣、僧人、商人、航海家或学者，记述他们出使或游历周边地区时的见闻感受而写成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各自的目的、视角不同，但都对后人了解考察东方各国社会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对历代与东方相关典籍之整理和利用，最早体现在历代统治者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而敕命撰修的政事史学型类书。20世纪的东方学学者从校释整理古代丰富的东方文献而开始“东方学”研究，张星烺的《中西交通资料汇编》和向达发起整理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依托于这些古代资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研究领域：中西交通史、宗教传播学、西域学、敦煌学、西夏学、南洋研究、西域南海史地学和丝路学等。
〔关键词〕 中国东方学；古代文献；中西交通史；西域学；敦煌学；丝路学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1-0009-06
〔作者简介〕黎跃进，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
中国是具有悠久文明的东方古国，在与周边的东方民族交往过程中，早就产生了观察、记录和认识东方民族与文化的成果。这些成果或者是实地考察的纪录，或者源于传闻佚说。一般而言，年代越早，传说的成分更明显；时代越近，认识更清晰、更真实。这些古代的文献资料成为中国“东方学”研究的资源宝库，20世纪以来“东方学”的发展就是在中国古代的东方文献整理、发掘和研究中得到推进的。
一、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源
（一）官修史书中的史料
在神话传说中就有黄帝尧舜禹西游见王母，穆天子登昆仑、箕子走朝鲜、徐福渡扶桑的传说故事。但文字记录异域异国的可靠史料是官修《二十五史》中的相关记载。最早以文字记载西域异国的可靠史料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该篇以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见闻为材料，记载了中亚和西亚的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大夏八国的地理环境、人口数量、特产习俗和国际关系等概况，同时还涉及了周边的黎轩、郁成、弥、盐泽、楼兰、姑师、仑头、苏薤等国家和地区，还提及南亚的印度（身毒）和东南亚的越南（越）。如文中记述“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馀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鰛、于窴。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1〕这里对大宛的地理位置、生产方式、社会状况、民情风习、人口规模、周边国家等都有描述，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介绍也大体如此，如写到“大夏”（即今阿富汗）：“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2〕这样的叙述，将当时中国西面各国的社会文化展现出来，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有学者认为：“《大宛列传》不仅开了中国人研究外国之先风，它还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中亚学的第一篇科学著作。”〔3〕
官修《二十五史》的“列传”中保存有大量有关东方地区或某一东方国家的专门记载。以历代官修历史的形式对周边国家地区的人文地理、社会文化、民情风习、逸闻趣事加以记载，自然是以中国统治阶层的视角取舍材料、评点诉说，与中国的交往成为其记述重点。虽然因时间跨度大，沧海桑田，有些当时的“外国”已成“国内”，有些国家、民族已成历史烟尘；各史书的地名、国名也往往用法不一；所记录的有些史实也常常因不断转述而真假参杂。但毫无疑问，这些文献是中国“东方学”，也是世界“东方学”研究的重要资源。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赘述。
在官修史书之外，历代还有一批个人写作的异域游记观感、考察实录或综合整理的作品。这些作者往往亲历异域、实地探察访求，以其原始性和真实性见长。这些作品往往成为官修史书中“外国传”“异域记”的材料来源。但早期的这类文献大多散佚，只在史书中存目或从征引的部分中看到相关内容，难以读到完整的全本，直到唐代，情况才有所改变。
（二）佛教僧侣的纪行著述
随着佛教的东传，中国历代都有僧人赴印度求法，他们将西行途中和在印期间的见闻感受写成著作或游记，成为中国古代研究印度和南亚的重要文献资料。比较重要的文献如东晋时代法显的《法显传》（《佛国记》）；北魏宋云、慧生的《使西域记》；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车奉朝的《悟空行记》；宋代继业的《继业行纪》等。这些作品虽然以对佛教的记叙和思考为其重要内容，但对当时南亚、中亚和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都有介绍。如最早的《法显传》叙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探者，十分取三。其国本无人民，正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值，商人则依值价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所时节。”〔4〕这里对岛国斯里兰卡的规模、出产、商贸、季候等都有记述，虽有鬼神市易的传说成分，总体上是如实叙述，具体可感。
这类著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大唐西域记》。作者玄奘在外游历19年，从长安出发，经我国西域边疆，西抵伊朗和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面包括中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行程数万里。书中对他游历的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的众多方面加以追述，详载各地的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文化政治，也亲历和见证了中国与这些地区的文化交流，成为唐代以来中国认识、了解周边国家的珍贵文献。
（三）历代边吏、使臣、商人或学者的作品
汉代以来，中国向西拓边发展，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贸关系获得发展，互派使节、使团，商业贸易加强。与之相应，汉唐以来的一些官员、学者出于深入了解对方的需要，有意识地观察、探讨其社会和文化，出现了一批相关作品。如西汉张骞的《出关记》；北魏宗逊的《蒙逊记》；刘宋段国的《土谷浑记》；隋朝裴矩的《西域图记》；唐代韦弘机的《西征记》、王玄策的《中天竺国行记》、贾眈的《皇华四达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宋代王延德的《高昌行记》、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刘涣的《西行记》、郑骧的《蕃谱系》和《拓边录》、洪皓的《松漠纪闻》、赵珙的《蒙鞑备录》；元代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张德辉的《塞北纪行》、周致中的《异域志》；明代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张雨的《边政考》、薛俊的《日本考略》、李言恭和郝杰的《日本考》；清代张学礼的《使琉球纪》、图理琛的《异域录》、朱舜水的《安南供役纪事》、罗森的《日本日记》、何如璋的《使东述略》、王韬的《扶桑游记》等。这些著作的作者往往身负使命，往返于中国和异域，对东方民族文化的考察和记述目的明确，大都用于呈供御览，因而经世致用倾向明显。
我们以陈诚的《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为例略作展开。陈诚（1365-1457）三十岁殿试赐进士，成为行人司行人（外交部外交官）。他办事干练、意志坚毅，有学识、富文才，适逢明成祖意气风发、积极开拓时代，他有了施展才情的空间，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外交使节。陈诚32岁出使西域的撒里畏兀儿和安南，展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永乐年间的1413-1424的11年里，四次出使西域，出色地完成外交使命。在1413-1415年随使团护送西域贡使，沿途播扬圣德的三年间，完成了《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二书。《西域行程记》以日记的形式，记述明朝使团从肃州出发至哈烈的全部道里行程，兼及沿途风物、地貌和气候；《西域番国志》则描述其所经历地区各国的地理方位、山川形势、居民规模、历史沿革、名称由来、疆域变迁、名胜古迹、重要建筑、气候物产、商品贸易、货币税收、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军事态势、民俗风情等等，细致入微。作者亲历其地， 事事留心，涉及的社会生活情况是极为广泛的。它对15世纪中亚社会文化、丝绸之路的研究， 有着特别的意义。
（四）记录海上航行和沿岸国家的著作
中国海上航海在《汉书》中就有到达印度洋的记载。唐朝宰相贾眈（730—805）在他的《海内华夷图》中记录了“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出发，经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达印度半岛，再经波斯湾进阿拉伯海抵达东非。但当时主要是沿岸近海航行。宋代以来，辽、夏阻隔西北通向西域的陆路，加上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指南罗盘的普遍运用，中国的航海商贸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对航线沿岸的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东非国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一些航海家、公使、商人和学者留下一批记录、考察航线各国社会文化的著作。尤其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他的随员的著作影响更大。这类著作主要有：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明代慎懋赏的《四夷广记》、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张燮的《东西洋考》、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清代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和《南洋记》、谢清高和杨炳南的《海录》、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魏源的《海国图志》等。
上述著作中，人们熟知的是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学界合称“明代西洋三书”。但实际上比郑和更早，航程更远是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1311-？），他在1330—1339年的10年间，两次随船队出海经商，都是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返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大利亚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行程数万里。他被称为“中国的马可·波罗”。他将两次航海的见闻写成《岛夷志略》，全书分节记录了南洋诸岛及印度洋沿岸的99个地区或国家，东起菲律宾，西至非洲桑给巴尔岛。范围之广、里程之远、记录之详实，可以说前无古人，为人们认识了解沿途岛国提供一份珍贵的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岛夷志略》与各史外国传和古代其他海外志书比较，认为“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自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之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徵者比。故所记罗卫、罗斛、针路诸国，大半为史所不载。又于诸国山川、险要、方域、疆里一一记述，即载于史者亦不及所言之详，录之亦足资考证也。”〔5〕正因为著作的亲历性和真实性，历代中国学者都充分肯定它的历史价值和学识意义，西方的东方学家也将其翻译、加以研究和在研究中征引。
二、古代相关资源的整理
古代的这些丰富的文獻，为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20世纪前，中国没有学科意义上的“东方学”研究，但对历代记录周边国家地区的典籍也有整理和利用。主要表现为历代统治者出于了解大势、以史为鉴，巩固统治的目的，而敕命学者编订撰修的百科全书性质的政事史学型类书。这些大型类书与官修史书情况相似，其中也有关于四周异域的记载。如宋代的《太平御览》有“四夷部”（卷780-卷801）、《册府元龟》有“外臣部”（卷956-卷1000）、《宋会要辑稿》有“蕃夷”部分（第196册-199册）、清代的《渊鉴类函》有“边塞部”（卷230-卷241）等。类书中的材料就是源于官修史书和历代个人著作，按一定的方式加以罗列编排，一般都标明征引典籍的出处。这当然不是研究，只是资料的辑录、分类和引用，但在材料的选择和编排中，体现了编撰时代的诉求和编选者的主观意图。
20世纪中国的（乃至世界的）东方学学者都从这批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寻找资源和灵感。为了便于学界研究，现当代的一些学者从文献的海洋中披沙淘金、筚路褴褛，编选、校释、出版相关资料集。其中有两个必须提及的重要成果：
一是《中西交通资料汇编》。张星烺于1926年完成编注初稿，1930年由辅仁大学图书馆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出版。全书110余万字，分6册出版，包括8个专题：1.上古时代之中外交通；2.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3.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4.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5.古代中国与犹太之交通；6.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7.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8.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编者在《自序》中写道：“上起遂古，下迄明季，凡朝廷通聘，商贾游客，僧侣教士之记载，东鳞西爪，可以互证者，无不爬罗剔抉，分门别类，会次为书。”〔6〕可见用功之勤，收集之广。从书末所附“引用书目”统计，全书引用中文文献274种，外文文献42种。从8个专题内容看，书名中的“西”是方位意义的“西”，即中国的西面。事实上除第2专题外，其它都是文化意义的“东方”范围。1977年，中华书局约请朱杰勤对《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做了一次修改校订，以简体横排的方式出版，内部发行，删去了“序言”和第1专题的内容。2003年，中华书局再版发行，恢复了删去的内容，合为4册出版。说明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该著依然有其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
二是《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958年北京大学向达发起筹划并组织整理工作，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为名，由中华书局出版。向达在“整理缘起”中说：“这套《丛刊》主要就是选择这些在‘正史外国传以外的有关中外交通史的著述来加以整理出版。这些文献的一小部分，过去曾有人作过校勘注释，但大部都未经过整理校勘，甚至从未刊印过。还有一些有关西域南海的古地理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一些片段散见于各类书之中。现在也把它辑录出来，整理成书，列在‘丛刊里面。并希望这一工作，对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会有一些帮助。”〔7〕当时计划整理出版40种左右。1961年推出了向达校注的《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三种。随后因“文革”而中断，直到70年代末，在中华书局谢方编辑的努力下，陆续出版。2000年按篇幅和专题组合重版，出版了20册38种。
此外还有一批从中国古籍中辑录的东方地区、国别史料集。如《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资料汇编》（郭振铎、吕殿楼、王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版）、《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陈显泗、许肇琳、赵和曼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古籍中的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国古籍中的有关老挝资料汇编》（陈振国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古籍中的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上、中、下，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中国古籍中的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一、二、三，刘子坡、姜孟山、王世英、金荣国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一、二，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陈智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汪向荣、夏应元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1—7辑，薄音湖、王雄等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2011年版）、《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五卷，王勇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
三、“东方学”对古代资源的利用
对这些中国古代东方地区社会文化记录考察文献的整理、辑录、出版，既是20世纪中国东方学研究的成果，又为东方学研究进一步展开奠定坚实的资料基础。丰富的文献整理出版，成为中国“东方学”研究的坚实基础。20世纪初至今的百余年里，依托于这些资源，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的几个研究领域：（1）中西交通史；（2）宗教传播学；（3）西域学；（4）敦煌学；（5）西夏学；（6）南洋研究；（7）西域南海史地学；（8）丝路学。这些研究领域虽然不是严格的学理分类，彼此交叉包容，但各有侧重面，且都以古代丰富的文献资源作基本依据。
“中西交通史”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以确立发展的“东方学”研究领域。这里的“西”不是我们现在“东方”“西方”意义上的“西方”，对此，有学者作过解释：“‘西方在这里是个相当疏阔的概念，用来泛指南亚、中亚、西亚、北非、欧洲的广大地区。自隋唐以后，中国海上航运有了极大的发展，通过东南亚出印度洋的航路开辟出来，故东南亚亦成为研究中西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8〕由此可见，这是方位意义上的西方，即中国的西面，实际上主要是现代意义的“东方”。20年代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26）完成编写，30年代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出版，50年代方豪的《中西交通史》（1-5册，1953）成为集大成之作。在该领域做出贡献的学者有陈垣、张星烺、冯承钧、陈受颐、洪业、陈观胜、岑仲勉、向达、张维华、罗香林、白寿彝、李俨、朱谦之、朱杰勤、范适等专家学者。他们的研究資料来源都来自历代相关文献资源。
“宗教传播学”是研究东方的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和西方的基督教在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的传播与变异的学科领域。由于东方古代宗教文化比较发达，宗教文化是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加上中国学界对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发展演变研究具有深厚的传统，因而宗教传播学是中国东方学的重要领域，几乎20世纪的中国东方学家都不同程度地涉足这一领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梁启超的《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陈垣的《元代也可里温教》《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朱谦之的《中国景教：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冯承均的《景教碑考》，饶宗颐的《佛教源流论》，周叔迦的《中国佛学史》，吕徴的《西藏佛学原论》《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等。这些论著，无论考释，还是论述，都以历代正史和个人著作为资料来源，充分挖掘古代资源的价值。
“西域学”是研究玉门、阳关以西，里海、波斯湾以东，包括中亚、南亚辽阔地区的历史、语言、宗教、艺术、民族等文化现象的东方学领域。这一地区历史上众多民族迁徙、融合，加之周边古老文明的辐射渗透，成为中国、印度、波斯、西亚两河地区、希伯来、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当地游牧民族文化的荟萃之地，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枢。“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历代正史和使臣、商人对西域有丰富的文献记载。但现代意义上的“西域学”学术研究是在20世纪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的努力下才奠定基础的。但由于近现代特定的东西方文化和学术话语格局，西方的“西域学”研究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直到近三十年来，中国的西域学研究才获得极大发展，并凭借其文化区位和丰富文献的优势，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敦煌学”和“西夏学”是20世纪异军突起的国际化东方学领域，它们具有相似性和关联性。敦煌是中国历史上西部边陲的郡府，西夏是宋朝时代西域党项族建立的割据政权，关于他们的研究，本来是“西域学”的分支，但敦煌藏经洞和黑水城文献、文物的发现，以及这些文献文物被西方探险家、学者带到西方，其研究成为世界性的热点。以敦煌文献文物和莫高窟艺术研究为中心的敦煌学，以黑水城文献文物为研究中心的西夏学，在20世纪的中国、日本和西方均为显学。其研究路径主要是以新发现的文献文物为研究對象，参照查考中国历代有关敦煌和西夏的史料展开，产生了一大批很有造诣的学者。如中国现代学者罗振玉、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等。
“南洋研究”是研究东南亚的历史文化与现实问题的东方学领域。随着海上航线的发展，中国产生了一批有关南洋的早期纪行、地志之类的作品，但大多是观感记录，不成体系。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是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何海鸣、刘士木、许云樵、冯承均、姚楠等学者，利用相关的史料展开南洋研究，产生了如《南洋概要》（刘士木）、《南洋史》（许云樵）、《槟榔屿志略》（姚楠、长礼千）、《南洋与中国》（陈序经）、《中国南海交通史》（冯承均）等一批成果。近代以来，华人大量移居东南亚，华侨研究是当时南洋研究的显示内容，成为南洋研究的重要主题。但也往往探讨华人与土著文化的融合，还是离不开史料的利用。
“西域南海史地学”是对历代文献中记载西域和南海的史实、舆地进行考释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是在清朝中叶“西北舆地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推展到南面的南海海域，同时又继承了清代朴学的考据之风和经世思想。从边疆地界、民族关系、文化交往等层面，对历史文献中所涉的相关问题加以考证。中国对西域、南海记录文献时间跨度长，所涉范围广，沿革变迁频繁，民族、语言、宗教复杂，因而各种史料往往言人人殊，甚至彼此矛盾抵牾，以讹传讹的情况也有。因此，现代一批学者付出极大精力，在众多文献中爬梳比照，或亲临实地考察，努力还原真实面貌。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冯承均的《西域地名》《西域南海史地论著汇辑》、姚楠和许钰合著的《古代南洋史地丛考》、李长傅的《南洋地理》、朱杰勤的《元史地理志西北地名考释》、韩振华的《南海诸岛史地论证》《南海诸岛史地研究》、张广达的《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王颋的《西域南海史地考察》等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丝路学”最初以古代中国西北通往中亚、西亚，达于地中海的商贸通道为中心，研究沿途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很快出现世界性的“丝路研究”热。中国的“丝路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学界把中亚、西域和南海作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向达、冯承钧、黄文弼、唐长孺、阎文儒、岑仲勉、劳干等先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陈寅格、陈垣、贺昌群、王重民、周绍良、雷海宗、于道泉、常任侠、季羡林等学者，分别从隋唐史、蒙元史、中印关系史、西域史、突厥史、敦煌学、艺术史、佛学、藏学、文献学等研究领域涉足丝绸之路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丝绸之路研究进入新的阶段。进一步将西北丝路与西南丝路、海上丝路联系起来，加以整体的考察研究。新世纪开始建构“丝路学”学科体系，中国和中亚国家联合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顶层设计的“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极大地推动了“丝路学”的发展。余太山、荣新江、林梅村、刘迎胜等一批当代学者活跃在“丝路学”研究领域。目前的“丝路学”有着更多的现实诉求因素，但不断发现的文献、文物的考证，丝路沿途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把握，都必须利用历代的史料资源。
不仅中国学界利用历代有关东方历史文献形成了如上所述的东方学领域，西方、日本、韩国的东方学学者也往往充分利用我国古代的丰富史料，完成他们的成果。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论述。
中国古代记录东方社会文化丰富史料资源的整理和利用，今天还有许多课题可以展开。如既可以按国别地区辑录整理和研究，也可以按学科加以辑录整理和研究，可以编辑整理《古代汉籍中的东方学资料与研究系列》，包括《古代汉籍中的东方宗教研究》《古代汉籍中的东方文学研究》《古代汉籍中的东方艺术研究》《古代汉籍中的东方民俗研究》《古代汉籍中的东方民族研究》《古代汉籍中的东方文化交流研究》等，这样可以突破国别地区的限制，从整体宏观的东方视域利用古代资源，使丰富的古代史料在当代的东方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效用。
〔参考文献〕
〔1〕〔2〕司马迁. 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60，3164.
〔3〕耿引曾.中国亚非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1.
〔4〕法显. 法显传校注〔M〕.章巽，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7：125.
〔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一 史部地理类四〔M〕//岛夷志略校释. 苏继庼，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1981：389.
〔6〕张星烺. 中西交通资料汇编·自序：第一册〔G〕.台北：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5.
〔7〕向达.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整理缘起〔M〕// 西洋番国志 郑和航海图 两种海道针经. 北京：中华书局，2000：1.
〔8〕张维华，于化民.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J〕.文史哲，1983（1）.
（责任编辑：潘纯琳）
〔关键词〕 中国东方学；古代文献；中西交通史；西域学；敦煌学；丝路学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1-0009-06
〔作者简介〕黎跃进，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
中国是具有悠久文明的东方古国，在与周边的东方民族交往过程中，早就产生了观察、记录和认识东方民族与文化的成果。这些成果或者是实地考察的纪录，或者源于传闻佚说。一般而言，年代越早，传说的成分更明显；时代越近，认识更清晰、更真实。这些古代的文献资料成为中国“东方学”研究的资源宝库，20世纪以来“东方学”的发展就是在中国古代的东方文献整理、发掘和研究中得到推进的。
一、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源
（一）官修史书中的史料
在神话传说中就有黄帝尧舜禹西游见王母，穆天子登昆仑、箕子走朝鲜、徐福渡扶桑的传说故事。但文字记录异域异国的可靠史料是官修《二十五史》中的相关记载。最早以文字记载西域异国的可靠史料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该篇以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见闻为材料，记载了中亚和西亚的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大夏八国的地理环境、人口数量、特产习俗和国际关系等概况，同时还涉及了周边的黎轩、郁成、弥、盐泽、楼兰、姑师、仑头、苏薤等国家和地区，还提及南亚的印度（身毒）和东南亚的越南（越）。如文中记述“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馀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鰛、于窴。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1〕这里对大宛的地理位置、生产方式、社会状况、民情风习、人口规模、周边国家等都有描述，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介绍也大体如此，如写到“大夏”（即今阿富汗）：“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2〕这样的叙述，将当时中国西面各国的社会文化展现出来，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有学者认为：“《大宛列传》不仅开了中国人研究外国之先风，它还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中亚学的第一篇科学著作。”〔3〕
官修《二十五史》的“列传”中保存有大量有关东方地区或某一东方国家的专门记载。以历代官修历史的形式对周边国家地区的人文地理、社会文化、民情风习、逸闻趣事加以记载，自然是以中国统治阶层的视角取舍材料、评点诉说，与中国的交往成为其记述重点。虽然因时间跨度大，沧海桑田，有些当时的“外国”已成“国内”，有些国家、民族已成历史烟尘；各史书的地名、国名也往往用法不一；所记录的有些史实也常常因不断转述而真假参杂。但毫无疑问，这些文献是中国“东方学”，也是世界“东方学”研究的重要资源。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赘述。
在官修史书之外，历代还有一批个人写作的异域游记观感、考察实录或综合整理的作品。这些作者往往亲历异域、实地探察访求，以其原始性和真实性见长。这些作品往往成为官修史书中“外国传”“异域记”的材料来源。但早期的这类文献大多散佚，只在史书中存目或从征引的部分中看到相关内容，难以读到完整的全本，直到唐代，情况才有所改变。
（二）佛教僧侣的纪行著述
随着佛教的东传，中国历代都有僧人赴印度求法，他们将西行途中和在印期间的见闻感受写成著作或游记，成为中国古代研究印度和南亚的重要文献资料。比较重要的文献如东晋时代法显的《法显传》（《佛国记》）；北魏宋云、慧生的《使西域记》；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车奉朝的《悟空行记》；宋代继业的《继业行纪》等。这些作品虽然以对佛教的记叙和思考为其重要内容，但对当时南亚、中亚和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都有介绍。如最早的《法显传》叙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探者，十分取三。其国本无人民，正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值，商人则依值价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所时节。”〔4〕这里对岛国斯里兰卡的规模、出产、商贸、季候等都有记述，虽有鬼神市易的传说成分，总体上是如实叙述，具体可感。
这类著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大唐西域记》。作者玄奘在外游历19年，从长安出发，经我国西域边疆，西抵伊朗和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面包括中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行程数万里。书中对他游历的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的众多方面加以追述，详载各地的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文化政治，也亲历和见证了中国与这些地区的文化交流，成为唐代以来中国认识、了解周边国家的珍贵文献。
（三）历代边吏、使臣、商人或学者的作品
汉代以来，中国向西拓边发展，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贸关系获得发展，互派使节、使团，商业贸易加强。与之相应，汉唐以来的一些官员、学者出于深入了解对方的需要，有意识地观察、探讨其社会和文化，出现了一批相关作品。如西汉张骞的《出关记》；北魏宗逊的《蒙逊记》；刘宋段国的《土谷浑记》；隋朝裴矩的《西域图记》；唐代韦弘机的《西征记》、王玄策的《中天竺国行记》、贾眈的《皇华四达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宋代王延德的《高昌行记》、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刘涣的《西行记》、郑骧的《蕃谱系》和《拓边录》、洪皓的《松漠纪闻》、赵珙的《蒙鞑备录》；元代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张德辉的《塞北纪行》、周致中的《异域志》；明代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张雨的《边政考》、薛俊的《日本考略》、李言恭和郝杰的《日本考》；清代张学礼的《使琉球纪》、图理琛的《异域录》、朱舜水的《安南供役纪事》、罗森的《日本日记》、何如璋的《使东述略》、王韬的《扶桑游记》等。这些著作的作者往往身负使命，往返于中国和异域，对东方民族文化的考察和记述目的明确，大都用于呈供御览，因而经世致用倾向明显。
我们以陈诚的《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为例略作展开。陈诚（1365-1457）三十岁殿试赐进士，成为行人司行人（外交部外交官）。他办事干练、意志坚毅，有学识、富文才，适逢明成祖意气风发、积极开拓时代，他有了施展才情的空间，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外交使节。陈诚32岁出使西域的撒里畏兀儿和安南，展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永乐年间的1413-1424的11年里，四次出使西域，出色地完成外交使命。在1413-1415年随使团护送西域贡使，沿途播扬圣德的三年间，完成了《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二书。《西域行程记》以日记的形式，记述明朝使团从肃州出发至哈烈的全部道里行程，兼及沿途风物、地貌和气候；《西域番国志》则描述其所经历地区各国的地理方位、山川形势、居民规模、历史沿革、名称由来、疆域变迁、名胜古迹、重要建筑、气候物产、商品贸易、货币税收、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军事态势、民俗风情等等，细致入微。作者亲历其地， 事事留心，涉及的社会生活情况是极为广泛的。它对15世纪中亚社会文化、丝绸之路的研究， 有着特别的意义。
（四）记录海上航行和沿岸国家的著作
中国海上航海在《汉书》中就有到达印度洋的记载。唐朝宰相贾眈（730—805）在他的《海内华夷图》中记录了“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出发，经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达印度半岛，再经波斯湾进阿拉伯海抵达东非。但当时主要是沿岸近海航行。宋代以来，辽、夏阻隔西北通向西域的陆路，加上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指南罗盘的普遍运用，中国的航海商贸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对航线沿岸的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东非国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一些航海家、公使、商人和学者留下一批记录、考察航线各国社会文化的著作。尤其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他的随员的著作影响更大。这类著作主要有：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明代慎懋赏的《四夷广记》、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张燮的《东西洋考》、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清代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和《南洋记》、谢清高和杨炳南的《海录》、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魏源的《海国图志》等。
上述著作中，人们熟知的是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学界合称“明代西洋三书”。但实际上比郑和更早，航程更远是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1311-？），他在1330—1339年的10年间，两次随船队出海经商，都是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返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大利亚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行程数万里。他被称为“中国的马可·波罗”。他将两次航海的见闻写成《岛夷志略》，全书分节记录了南洋诸岛及印度洋沿岸的99个地区或国家，东起菲律宾，西至非洲桑给巴尔岛。范围之广、里程之远、记录之详实，可以说前无古人，为人们认识了解沿途岛国提供一份珍贵的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岛夷志略》与各史外国传和古代其他海外志书比较，认为“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自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之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徵者比。故所记罗卫、罗斛、针路诸国，大半为史所不载。又于诸国山川、险要、方域、疆里一一记述，即载于史者亦不及所言之详，录之亦足资考证也。”〔5〕正因为著作的亲历性和真实性，历代中国学者都充分肯定它的历史价值和学识意义，西方的东方学家也将其翻译、加以研究和在研究中征引。
二、古代相关资源的整理
古代的这些丰富的文獻，为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20世纪前，中国没有学科意义上的“东方学”研究，但对历代记录周边国家地区的典籍也有整理和利用。主要表现为历代统治者出于了解大势、以史为鉴，巩固统治的目的，而敕命学者编订撰修的百科全书性质的政事史学型类书。这些大型类书与官修史书情况相似，其中也有关于四周异域的记载。如宋代的《太平御览》有“四夷部”（卷780-卷801）、《册府元龟》有“外臣部”（卷956-卷1000）、《宋会要辑稿》有“蕃夷”部分（第196册-199册）、清代的《渊鉴类函》有“边塞部”（卷230-卷241）等。类书中的材料就是源于官修史书和历代个人著作，按一定的方式加以罗列编排，一般都标明征引典籍的出处。这当然不是研究，只是资料的辑录、分类和引用，但在材料的选择和编排中，体现了编撰时代的诉求和编选者的主观意图。
20世纪中国的（乃至世界的）东方学学者都从这批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寻找资源和灵感。为了便于学界研究，现当代的一些学者从文献的海洋中披沙淘金、筚路褴褛，编选、校释、出版相关资料集。其中有两个必须提及的重要成果：
一是《中西交通资料汇编》。张星烺于1926年完成编注初稿，1930年由辅仁大学图书馆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出版。全书110余万字，分6册出版，包括8个专题：1.上古时代之中外交通；2.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3.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4.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5.古代中国与犹太之交通；6.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7.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8.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编者在《自序》中写道：“上起遂古，下迄明季，凡朝廷通聘，商贾游客，僧侣教士之记载，东鳞西爪，可以互证者，无不爬罗剔抉，分门别类，会次为书。”〔6〕可见用功之勤，收集之广。从书末所附“引用书目”统计，全书引用中文文献274种，外文文献42种。从8个专题内容看，书名中的“西”是方位意义的“西”，即中国的西面。事实上除第2专题外，其它都是文化意义的“东方”范围。1977年，中华书局约请朱杰勤对《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做了一次修改校订，以简体横排的方式出版，内部发行，删去了“序言”和第1专题的内容。2003年，中华书局再版发行，恢复了删去的内容，合为4册出版。说明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该著依然有其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
二是《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958年北京大学向达发起筹划并组织整理工作，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为名，由中华书局出版。向达在“整理缘起”中说：“这套《丛刊》主要就是选择这些在‘正史外国传以外的有关中外交通史的著述来加以整理出版。这些文献的一小部分，过去曾有人作过校勘注释，但大部都未经过整理校勘，甚至从未刊印过。还有一些有关西域南海的古地理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一些片段散见于各类书之中。现在也把它辑录出来，整理成书，列在‘丛刊里面。并希望这一工作，对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会有一些帮助。”〔7〕当时计划整理出版40种左右。1961年推出了向达校注的《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三种。随后因“文革”而中断，直到70年代末，在中华书局谢方编辑的努力下，陆续出版。2000年按篇幅和专题组合重版，出版了20册38种。
此外还有一批从中国古籍中辑录的东方地区、国别史料集。如《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资料汇编》（郭振铎、吕殿楼、王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版）、《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陈显泗、许肇琳、赵和曼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古籍中的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国古籍中的有关老挝资料汇编》（陈振国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古籍中的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上、中、下，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中国古籍中的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一、二、三，刘子坡、姜孟山、王世英、金荣国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一、二，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陈智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汪向荣、夏应元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1—7辑，薄音湖、王雄等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2011年版）、《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五卷，王勇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
三、“东方学”对古代资源的利用
对这些中国古代东方地区社会文化记录考察文献的整理、辑录、出版，既是20世纪中国东方学研究的成果，又为东方学研究进一步展开奠定坚实的资料基础。丰富的文献整理出版，成为中国“东方学”研究的坚实基础。20世纪初至今的百余年里，依托于这些资源，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的几个研究领域：（1）中西交通史；（2）宗教传播学；（3）西域学；（4）敦煌学；（5）西夏学；（6）南洋研究；（7）西域南海史地学；（8）丝路学。这些研究领域虽然不是严格的学理分类，彼此交叉包容，但各有侧重面，且都以古代丰富的文献资源作基本依据。
“中西交通史”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以确立发展的“东方学”研究领域。这里的“西”不是我们现在“东方”“西方”意义上的“西方”，对此，有学者作过解释：“‘西方在这里是个相当疏阔的概念，用来泛指南亚、中亚、西亚、北非、欧洲的广大地区。自隋唐以后，中国海上航运有了极大的发展，通过东南亚出印度洋的航路开辟出来，故东南亚亦成为研究中西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8〕由此可见，这是方位意义上的西方，即中国的西面，实际上主要是现代意义的“东方”。20年代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26）完成编写，30年代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出版，50年代方豪的《中西交通史》（1-5册，1953）成为集大成之作。在该领域做出贡献的学者有陈垣、张星烺、冯承钧、陈受颐、洪业、陈观胜、岑仲勉、向达、张维华、罗香林、白寿彝、李俨、朱谦之、朱杰勤、范适等专家学者。他们的研究資料来源都来自历代相关文献资源。
“宗教传播学”是研究东方的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和西方的基督教在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的传播与变异的学科领域。由于东方古代宗教文化比较发达，宗教文化是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加上中国学界对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发展演变研究具有深厚的传统，因而宗教传播学是中国东方学的重要领域，几乎20世纪的中国东方学家都不同程度地涉足这一领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梁启超的《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陈垣的《元代也可里温教》《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朱谦之的《中国景教：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冯承均的《景教碑考》，饶宗颐的《佛教源流论》，周叔迦的《中国佛学史》，吕徴的《西藏佛学原论》《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等。这些论著，无论考释，还是论述，都以历代正史和个人著作为资料来源，充分挖掘古代资源的价值。
“西域学”是研究玉门、阳关以西，里海、波斯湾以东，包括中亚、南亚辽阔地区的历史、语言、宗教、艺术、民族等文化现象的东方学领域。这一地区历史上众多民族迁徙、融合，加之周边古老文明的辐射渗透，成为中国、印度、波斯、西亚两河地区、希伯来、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当地游牧民族文化的荟萃之地，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枢。“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历代正史和使臣、商人对西域有丰富的文献记载。但现代意义上的“西域学”学术研究是在20世纪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的努力下才奠定基础的。但由于近现代特定的东西方文化和学术话语格局，西方的“西域学”研究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直到近三十年来，中国的西域学研究才获得极大发展，并凭借其文化区位和丰富文献的优势，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敦煌学”和“西夏学”是20世纪异军突起的国际化东方学领域，它们具有相似性和关联性。敦煌是中国历史上西部边陲的郡府，西夏是宋朝时代西域党项族建立的割据政权，关于他们的研究，本来是“西域学”的分支，但敦煌藏经洞和黑水城文献、文物的发现，以及这些文献文物被西方探险家、学者带到西方，其研究成为世界性的热点。以敦煌文献文物和莫高窟艺术研究为中心的敦煌学，以黑水城文献文物为研究中心的西夏学，在20世纪的中国、日本和西方均为显学。其研究路径主要是以新发现的文献文物为研究對象，参照查考中国历代有关敦煌和西夏的史料展开，产生了一大批很有造诣的学者。如中国现代学者罗振玉、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等。
“南洋研究”是研究东南亚的历史文化与现实问题的东方学领域。随着海上航线的发展，中国产生了一批有关南洋的早期纪行、地志之类的作品，但大多是观感记录，不成体系。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是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何海鸣、刘士木、许云樵、冯承均、姚楠等学者，利用相关的史料展开南洋研究，产生了如《南洋概要》（刘士木）、《南洋史》（许云樵）、《槟榔屿志略》（姚楠、长礼千）、《南洋与中国》（陈序经）、《中国南海交通史》（冯承均）等一批成果。近代以来，华人大量移居东南亚，华侨研究是当时南洋研究的显示内容，成为南洋研究的重要主题。但也往往探讨华人与土著文化的融合，还是离不开史料的利用。
“西域南海史地学”是对历代文献中记载西域和南海的史实、舆地进行考释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是在清朝中叶“西北舆地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推展到南面的南海海域，同时又继承了清代朴学的考据之风和经世思想。从边疆地界、民族关系、文化交往等层面，对历史文献中所涉的相关问题加以考证。中国对西域、南海记录文献时间跨度长，所涉范围广，沿革变迁频繁，民族、语言、宗教复杂，因而各种史料往往言人人殊，甚至彼此矛盾抵牾，以讹传讹的情况也有。因此，现代一批学者付出极大精力，在众多文献中爬梳比照，或亲临实地考察，努力还原真实面貌。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冯承均的《西域地名》《西域南海史地论著汇辑》、姚楠和许钰合著的《古代南洋史地丛考》、李长傅的《南洋地理》、朱杰勤的《元史地理志西北地名考释》、韩振华的《南海诸岛史地论证》《南海诸岛史地研究》、张广达的《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王颋的《西域南海史地考察》等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丝路学”最初以古代中国西北通往中亚、西亚，达于地中海的商贸通道为中心，研究沿途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很快出现世界性的“丝路研究”热。中国的“丝路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学界把中亚、西域和南海作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向达、冯承钧、黄文弼、唐长孺、阎文儒、岑仲勉、劳干等先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陈寅格、陈垣、贺昌群、王重民、周绍良、雷海宗、于道泉、常任侠、季羡林等学者，分别从隋唐史、蒙元史、中印关系史、西域史、突厥史、敦煌学、艺术史、佛学、藏学、文献学等研究领域涉足丝绸之路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丝绸之路研究进入新的阶段。进一步将西北丝路与西南丝路、海上丝路联系起来，加以整体的考察研究。新世纪开始建构“丝路学”学科体系，中国和中亚国家联合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顶层设计的“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极大地推动了“丝路学”的发展。余太山、荣新江、林梅村、刘迎胜等一批当代学者活跃在“丝路学”研究领域。目前的“丝路学”有着更多的现实诉求因素，但不断发现的文献、文物的考证，丝路沿途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把握，都必须利用历代的史料资源。
不仅中国学界利用历代有关东方历史文献形成了如上所述的东方学领域，西方、日本、韩国的东方学学者也往往充分利用我国古代的丰富史料，完成他们的成果。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论述。
中国古代记录东方社会文化丰富史料资源的整理和利用，今天还有许多课题可以展开。如既可以按国别地区辑录整理和研究，也可以按学科加以辑录整理和研究，可以编辑整理《古代汉籍中的东方学资料与研究系列》，包括《古代汉籍中的东方宗教研究》《古代汉籍中的东方文学研究》《古代汉籍中的东方艺术研究》《古代汉籍中的东方民俗研究》《古代汉籍中的东方民族研究》《古代汉籍中的东方文化交流研究》等，这样可以突破国别地区的限制，从整体宏观的东方视域利用古代资源，使丰富的古代史料在当代的东方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效用。
〔参考文献〕
〔1〕〔2〕司马迁. 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60，3164.
〔3〕耿引曾.中国亚非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1.
〔4〕法显. 法显传校注〔M〕.章巽，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7：125.
〔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一 史部地理类四〔M〕//岛夷志略校释. 苏继庼，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1981：389.
〔6〕张星烺. 中西交通资料汇编·自序：第一册〔G〕.台北：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5.
〔7〕向达.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整理缘起〔M〕// 西洋番国志 郑和航海图 两种海道针经. 北京：中华书局，2000：1.
〔8〕张维华，于化民.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J〕.文史哲，1983（1）.
（责任编辑：潘纯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