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解放战争中我军政治工作思想和实践初探
曹展明
[摘要]华北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领导下，我军参战各部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其思想和实践主要包括：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切实提高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贯彻上级方针与澄清模糊认识相结合；重视发挥政治工作的战斗动员效能；严格维护战场纪律和城市政策。
[关键词]解放战争；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实践
1946年6月至1949年4月的华北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华北各部队先后发动和参与清风店、石家庄、临汾、晋中、平津、太原等战役，最终使包括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平原、北平、天津等五省二市的华北全境获得解放，有力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在历时两年十个月的华北解放战争中，参战各部队开展了广泛深入、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一、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的根本原则，也是我军决战决胜的首要前提。华北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战役指挥层面，通过配齐配强军区——野战军——纵队、军区——兵团——纵队、军区——兵团——军等各类各级党委班子，不断强化党对部队的统一领导，使部队建设的方向和任务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在部队党委建设上则坚持盯住问题做工作。1948年8月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成立后，兵团党委在部队检查工作时发现，由于连续作战，有的部队党委工作制度不够完善，存在着不少游击习气，缺少健全的请示报告制度，党员作用也发挥得不够。经过仔细调查，兵团党委明确指出一些部队党委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党委组织欠健全、生活欠正常、工作欠充实、职责欠明确”[1]。兵团党委提出，团以上党委应吸收下一级军政主要负责党员干部参加，要设常委，并进一步健全党委组织。要建立党委会议制度，常委会要多开，要有讨论，允许争论。党委要经常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组织生活更加正常化。党委的主要职责是掌握部队尤其是干部的思想政治情绪，适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和计划，认真实施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并定期检查总结，以充实党委工作。
连队党支部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末端环节，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到部队战斗力的强弱。1949年4月太原总攻发起前，第十八兵团一些连队党支部还处在半公开的状态。兵团党委在当年2月提出，要彻底公开党支部，以发挥党支部在连队中的战斗堡垒作用。要求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抓好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开展民主运动，把连队互助小组、战斗小组建立在扎扎实实的基础之上。通过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的模范作用，活跃连队思想政治工作，激发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关于战时的支部整理问题，兵团党委强调，“军队支部与地方支部有些不同，军队流动性大。许多走上了健全轨道的支部往往一下子就垮下来了，就是这个道理。因而军队支部的整理是经常性的。就是说：每经一次大的战斗或大的补兵之后，必须作一次大的整理”。[2]此外，支部必须每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开展民主检查工作，评议党员，听取群众意见，改选或补选支委，使支部工作走上更健全的轨道。
二、切实提高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
华北解放战争是我军从抗日战争的游击战作战方式向解放战争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战作战方式的转换阶段，形势任务和作战方式的重大变化对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1947年5月正太战役结束后，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的杨成武在河北省行唐县上碑镇中央工委处受命担任新的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与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组成野战军党委，统一领导晋察冀野战军三个纵队共十个旅的部队。杨成武担心“自己能力不够，唯恐不能胜任”[3]。朱德总司令像个循循善诱的老师，与他促膝谈心。朱德的谈话重点围绕领导干部的职责，内容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他指出，“一、要团结。二、戒骄戒躁，做事不要粗枝大叶，要细心谨慎。三、注意组织军队，保证满员。四、注意连队工作，加强深入下层，帮助连队。五、干部有问题，要直爽地和他谈，帮助他。六、注意巩固部队。七、注意纪律，保证物资交公，即为筹款立功劳。八、威信问题，上下级间有问题可以疏通，不要顾虑过多，要把工作做好。工作交给你两杨负责。九、处事处人要有严密戒备，不要乱说话，要谨慎，不要慌忙，不要口松，多听人说，自己少说，生活、工作态度均要如此。十、关心机关干部，注意对下层实际问题的帮助、解决，团结他们。十一、静坐当思已过，反省旧日说话做事对人不周之处，加以警戒，加以反省，纠正之，加以这方面之学习，团结大家、锻炼自己。十二、一切问题注意调查研究，加以综合，综合群众的意见后再发言、再说话。十三、了解情况，了解干部（谈话、征求工作意见），否则不发表意见。”[4]朱德总司令的话是他伟大人格的体现，是对部属的殷切希望，对杨成武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除了领导干部自身的历练修养外，加强对干部的帮助和教育也是提高干部队伍能力素质的重要手段。1948年12月3日，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人民子弟兵报》以《具体帮助和教育干部是贯彻一切工作的关键》为题发文指出：“干部决定一切，要把工作做好，自然需要有工作能力的干部。但干部的工作能力并不是天然生成的，一半是由于实际工作和战斗锻炼；一半是由于上面的教育和帮助。在通常的情况下，对干部我们也应该一面教育、一面使用、一面帮助；这样既可以把干部能力提高，又可以把工作做好。”关于如何对干部进行具体的教育和帮助，该文指出，“并不是叫上面去代替下面的工作，而是说上面给下面一个工作任务，不只是有原则的指示，而且要有具体指示怎样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下面感到困难的时候必须循循善诱，让他们敢于提出困难，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不要硬逼和碰；当他们工作完不成任务或犯了错误的时候，必须谆谆告诫，帮助他们得出经验教训，不要一味训斥责备，要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这样就使他们接受每一任务不会感到压力太大，而觉得胜任愉快，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可以大大发挥，工作能力自然提高，工作也就可以做好了。”[5]该文提出，任何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做到这一点，以耐心深入的工作作风和热心勤劳帮助教育干部的精神促进干部队伍的建设。
三、贯彻上级方针与澄清模糊认识相结合
使上级党委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意图得到有效贯彻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必须及时澄清官兵思想上的相关模糊认识，以稳定部队情绪，坚定战斗信心。华北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着眼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为一城一地所束缚，进行了大范围的机动作战。出于此种考虑，1946年10月11日，晋察冀部队撤离了当时我军所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撤离张家口的行动在干部、战士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波动，有的埋怨不该放弃，有的摸不清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大，也有的听了蒋介石的吹嘘觉得气闷。对于这些模糊认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以革命家大智大勇的气魄，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拿出了充足的论据，说明我们一定能够打败敌人，战胜敌人。怎么打？就是毛主席所阐明的：今天歼灭你一个营一个团一个旅，明天歼灭你一个营一个团一个旅，一天一天地啃，积小胜为大胜，总能啃下去。”[6]聂荣臻这一番极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讲话对于部队澄清模糊认识，振奋战斗精神，起了很大作用。
1948年6月上旬，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在河北平谷先后用两个旅，扭住多出自己四倍兵力的国民党傅作义集团两个军，激战七天七夜，掩护第四纵队对北宁线实行攻击。在七天七夜的平谷扭击作战中，三纵一些指战员流露出抱怨的情绪，说纵队领导光知打了撤、撤了打，老是被敌人追着跑，不知道集中兵力歼灭敌人。得知部队的这一思想动向后，纵队政委胡耀邦立即在《前线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牵着笨牛的鼻子跑》的社论。社论以生动的语言、严密的逻辑，通俗地阐明了作战中进攻与钳制、主角与配角、被动与主动的辩证关系，对部队理解执行上级作战意图，树立坚定的作战决心帮助很大。据时任三纵司令员的郑维山回忆：“及至得知四纵并四旅在南线的胜利，人们对这篇社论的印象更深了，流传更广了，说是家喻户晓，也并不为过。事隔三十余年，凡参加过那次艰苦征战的同志，一提起那段往事，都不约而同地称为‘冀东牵牛战。”[7]
四、重视发挥政治工作的战斗动员效能
华北解放战争作战任务繁重，是跨越广大地域的高强度机动作战，要求政治工作具备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尤其强调在战场动员中运用“简单、明快、生动、有力的口号，传达到正在急行军的所有部队，化作行军、作战的力量”。[8]1947年10月17日下午，正在由保北向路西运动的晋察冀野战军主力接到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关于“石家庄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亲自率领主力赶赴保北战场，企图从南北两面夹击我军”，要求野战军前委“根据当时的情况，立即在前线相机作出处置和部署”[9]的急电，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等野战军主要领导经过仔细研究，反复考虑，决定“主力不再向西，而是向南”，在一天一夜内赶到二百四五十里外的清风店地区“用遭遇战的形式把敌人歼灭”。[10]为了使前委的战斗决心“象铁锤敲铁砧那样，烙印在指战员的心头”，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和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宣传部长邱岗等政工领导亲自动手，在很短时间内起草了一份简短有力、朗朗上口的紧急战斗动员令，其中明确要求：
“一、集中一切兵力、火力，猛打！猛冲！猛追！发挥三猛战斗作风。狠打、硬打、拼命打，毫无顾虑地冲垮敌人！包围敌人！歼灭敌人！
二、不顾任何疲劳，坚决执行命令！不顾夜行军、急行军！不管没吃饭、没喝水！不管连天、连夜的战斗！不怕困难！不许叫苦！不许怠慢！走不动也要走！爬着滚着也要追！坚决不放跑敌人！全体干部以身作则，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
三、高度发挥作战机动性，哪里有敌人就冲向哪里，哪里枪响就冲向哪里，哪里敌人没消灭就冲向哪里！各连、各营、各团、各旅，步兵、炮兵在统一命令和指挥意图下，要积极主动，密切协同作战！谁消极观望就是犯罪！敌人顽抗，必须坚决摧毁；敌人溃逃，必须追上歼灭！”
部队接到紧急战斗动员令后，各级指挥员边走边给战士们进行传达：
“同志们！罗历戎第三军北上了，我们打大歼灭战的机会到了！”
“不怕疲劳，坚决执行命令，消灭第三军！”
“不怕困难，不叫苦，不怠慢！走不动也要走，爬着滚着也要追，坚决不放跑敌人！”
……[11]
刚刚拟就的动员令，变成强有力的鼓动口号，加上冀中军区地方部队和人民群众在行军途中的密切配合与有力保障，使部队在远距离强行军的过程中始终精神抖擞，情绪高涨。1947年10月18日，我南下各部队大都提前四小时至六小时完成了二百四五十里的长途行军任务，到达指定位置，为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严格维护战场纪律和城市政策
华北解放战争的重要目标是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等大中城市，当时我军部队还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怎样搞好入城后的纪律，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族资本家和广大群众的财产，保证市民的生命安全，这对于参战部队乃至全军都是极为重要的课题。1947年11月石家庄战役前夕，晋察冀野战军发布政治训令，约法九章强调入城纪律和城市工作。政治训令最后强调，“以上望即联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部队一切人员中进行反复教育，预作思想准备，经过各级党委讨论，全军动员，组织保证，一致遵守。如有违犯者，定予纪律之处分。”[12]将战场纪律贯彻落实到每一名参战官兵。11月6日，石家庄战役打响，当我军先头部队进攻到石家庄市中心时，朱德总司令从位于河北省河间县的冀中军区打来电话，要求部队“一定要注意城市政策，特别是要注意保护几个大工厂，那是民族资本家办的。石家庄是我们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要做出榜样。”[13]野战军党委按照上级指示，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战斗中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得到了石家庄市人民群众的赞扬。中央指定的重要保护单位均完好无损，随时可以投入生产。
1949年4月太原总攻发起前，我军参战总兵力一度达25万人之多。为了使战场政策纪律真正落到实处，在太原总攻发起前的一次兵团党委会后，第十八兵团党委专门交代兵团政治部干部科科长梁秀昆，在三天内骑马跑遍太原前线兵团所属团以上党委，找党委书记检查，看他们在前委会后是怎样传达贯彻前委关于城市政策指示的。方法是三言两语谈完就走，一是督促，二是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好的做法交流传播。梁秀昆后来回忆说：我“到军、师、团各级党委都找书记亲自谈，发现有的已开始传达贯彻，有的还没有动。”各部队“普遍反映兵团党委抓得紧，检查工作的方法也值得学习。都简要地说明本单位的安排或打算，有的还打听其他单位贯彻的情况。我也作了些必要的介绍，三言五语地提出意见，就又赶往另一个单位了。我如期地完成了任务。就这样从党委、领导的角度，抓了入城政策纪律，问题发现的及时，好的做法交流的也及时，使城市政策的贯彻在党委先落到实处，部队自然被带动起来了。”[14]
在近三年的华北解放战争中，我军各部队以坚强的党性、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思路和生动活泼的工作方法，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为党和军队赢得华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注释]
[1]张黎群等主编.胡耀邦传（第一卷）（1915-1976）[M].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2][5]韩铁民主编.第十八兵团《人民子弟兵报》言论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3][4][6][8][10][11][12][13]杨成武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7]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9]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14]汤骏，乔希章主编.胡耀邦与军队.胡耀邦与军队编辑组.199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