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堡敦煌考察队路线细节探析
郑丽颖
内容摘要：杜丁给奥登堡的信件是我们研究奥登堡第二次科研考察的重要史料。本文利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所藏书信，对杜丁分队途径城市、抵离时间进行梳理，探析考察队沿途细节及敦煌文献外流过程，并对相关中文史料进行勘正。
关键词：书信;文献外流;考察路线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2-0107-07
A Detailed Study on S. F. Oldenburgs
Dunhuang Expedition
—Centering on the Letters of Key Team Member S.M. Dudin
ZHENG Liying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Abstract： S.M.Dudins letters to S.F.Oldenburg are important for studying Oldenburgs second Dunhuang expedi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Dudins letters to Oldenburg collected in the Archives Bureau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alyzes the arrival and departure times of Dudins expedition as they stopped in various cities during their travels. The goals of this study are to track the outflow of Dunhuang documents from China and to correct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Keywords： letters; document outflow; expedition route
关于奥登堡敦煌考察，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波波娃教授最早引用奥登堡考察日记和考察报告中的资料，发表了《奥登堡第二次中国考察（1914—1915）》（Вторая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
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С.Ф.Ольденбурга（1914—1915） [1]，大致梳理了考察队考察路线及奥登堡抵离各城市时间，阐明了俄国考察队的特点和对西域研究的意义，钩稽了敦煌考察部分细节。而对考察队自圣彼得堡出发伊始分为两队，分别由杜丁和奥登堡带队，之后在中俄交界塔城汇合，回程时杜丁带着两名队员以及部分哥萨克兵先行从敦煌返回，并在塔城寄出部分底片这部分细节，至今未见较多的揭示。本文根据奥登堡的助手、两次中国西北之行的主要队员杜丁给奥登堡的书信汇报，系统地梳理了考察队特别是杜丁支队的行走路线、抵离各城镇时间以及部分底片和文献的外流过程。
提起俄国在中国西北的考察，特别是奥登堡在新疆和甘肃的考察，一定不能避开杜丁（Самуил Мартынович Дудин，1863—1929）。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考古浪潮中最知名的考古学家之一，杜丁参加过拉德洛夫（В.В.Радлов）带队的蒙古考察，此后，越来越多地参与考古工作，成为拉德洛夫、奥登堡、巴尔托里特（B.В.Бартольд）等考古学家的同事。19世纪90年代，杜丁随巴尔托里特到俄属中亚领地考察，完成了民族学草图的绘制并拍摄了大量照片。1895年，杜丁按照俄国考古协会要求在撒马尔罕拍摄了近200张照片。1900年，俄国博物馆民族学分部成立前，在拉德洛夫的建议下，杜丁再一次被派往中亚为新博物馆的建立收集展品。杜丁拍摄的照片为俄国民族学博物馆奠定了夯实的基础。1901年4月底，受俄国博物馆民族学分部委托，杜丁从外里海州出发，先后到撒马尔罕、塔什干、比什凯克，最终抵达新疆的喀什，在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协助下，完成大量照片的拍摄工作和考察报告。1908年，杜丁随历史学家罗曼诺夫（К.К.Романов）再次到撒马尔罕考察。随后，杜丁作为助手和主要成员参加了奥登堡1909—1910年新疆考察和1914—1915年敦煌考察。
一 关于考古路线和时间的探讨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目前公布的考察日记和会议纪要，以及奥登堡回国后俄罗斯汉学家陆续发表的文章，如奥登堡1921年发表在喀山博物馆公报的《俄国中亚考古研究》、斯卡奇科夫发表在圣彼得堡东方学报的《俄国1914—1915年考古》基本可以确定奥登堡从圣彼得堡到敦煌的考察路线及经过的主要城市。这一点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考察队按照计划的考察路线从圣彼得堡出发，经过80天的路程抵达敦煌。1914年5月20日，杜丁和比尔肯别尔克（B.C.Биркенберг）从圣彼得堡出发，经奥姆斯克于6月初抵达塞米伊①。10天后，奥登堡带着斯米尔诺夫（Н.А.Смирнов）和罗姆别爾克（Б.Ф.Ромберг）从圣彼得堡乘火车出发，6月2日抵达奥姆斯克，次日乘船驶向塞米伊，6月9日早上抵达，当晚出发去塔城。正是杜丁2人按照奥登堡电报中的指示提前准备了奥登堡由塞米伊至塔城所需车马、帐篷、毡子等物品，奥登堡一行才能将行程安排得如此紧凑。从杜丁在塞米伊给奥登堡的信中可以看出奥登堡在杜丁之后抵达塞米伊，杜丁为此安排了车辆，由卡门斯基兄弟贸易站委托人员交给奥登堡。为了不给奥登堡增加负担，杜丁“尽量将能拿的东西都拿上了”。根据杜丁在塞米伊给奥登堡的书信可以断定，二人在塞米伊没有汇合。杜丁在塞米伊给奥登堡的书信中汇报：
我们弄到了三辆货车，但是担心费用不足以走完塔城，所以只支付了两辆货车的钱。您可以到卡门斯基兄弟贸易站委托的彼得·伊万诺维奇那拿到您的货车，我们建议您把帐篷里的帆布都拿上，帐篷里的蒲席不要扔，可能还有其他用处。行李可以用毡子（灰色的毡子价格是每俄尺一卢布二十戈比）打包好;打包大箱子的毡子得用三卷七俄尺的毡子。铺在四轮马车上的席子可以用白色的薄毡，价格是一卢布二十戈比左右。我们尽量将能拿的东西都拿上了，不想再给您添负担。您在电报中交代的其他事项我尽快完成。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和我给您的同行者问好。（6月17日于塞米伊）
“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指比尔肯别尔克（1890—1938），他是考古学家、艺术家、修复专家、奥登堡第二次科研考察队成员。5月20日，杜丁和比尔肯别尔克从圣彼得堡出发，经奥姆斯克抵达塞米伊，在卡门斯基兄弟贸易站的协助下，为随后奥登堡一行三人的行程准备了必需物品，除了汇报的内容外，杜丁表示“奥登堡在电报中交代的其他事项尽快完成”。杜丁在奥登堡新疆考察中不仅是团队的摄影师，更是团队的经费管家和文献运送的主要操作者，沿途联系贸易站、领事馆，协调各方力量，并在俄国内外各部门的协助下将敦煌卷子运到俄国。6月13日晚，奥登堡抵达塔城。6月14日，考察队一行拜访了俄国驻塔城领事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多别热夫（1873—1958）[2]。《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民国三年各国游历人员表册呈文”中关于奥登堡考察队的记载亦可证实俄国考察队于6月14日（公历6月26日）抵塔：“俄国博士额登布格、画工都定、工师毕仍伯格、舆图秀才司米诺夫、图绘罗谟伯格，随带马兵八名，持外交部护照，赴甘肃敦煌考查古迹。三年六月廿六日，由塔城苇塘子卡入新疆境，是日抵塔城。”[3]既然杜丁6月14日抵塔，不可能17日折回俄属领地塞米伊，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杜丁此封信中落款日期为公历时间，本文续用波波娃等俄罗斯汉学家惯用的俄旧历时间，即1914年6月5日。
杜丁和比尔肯别尔克离开塞米伊后于8月20日到达敦煌。杜丁、比尔肯别尔克、斯米尔诺夫10月下旬离开敦煌返回俄国。根据现存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中杜丁书信，杜丁和奥登堡在这段期间再无书信往来，考察队经过塞米伊后，杜丁和奥登堡已经见面。1914年7月20日，奥登堡给自己兄弟费多尔·费多尔洛维奇·奥登堡（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1861—1914）的信中提到了身边的考察队员，亦可证明两支队伍已汇合：
路难走多了，对于这么大的商队（27匹马，4辆大车，13个人）而言，局势就更复杂了，而且马匹需要换马掌，驿站难以找到粮草，路上需要极大的精神鼓舞。罗姆别尔克和斯米尔诺夫表现得非常棒，杜丁和比尔肯别尔克也不错，杜丁偶尔发点小脾气。[4]
两队汇合的地点很有可能是塞米伊和乌鲁木齐之间的塔城。6月15日，奥登堡从塔城寄给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的信中附了两份回鹘文的文献残片[5]。考察队在塔城雇了翻译和面包师，组成13人、4辆马车、27匹马的庞大队伍。6月17日，奥登堡一行离开塔城，7月10日抵达乌鲁木齐;8月4日，考察队到达哈密，8月18日，考察队到达敦煌，20日上莫高窟。奥登堡在8月20日的日记中记录下“我和杜丁到达千佛洞”[6]。据此，奥登堡考察队一行敦煌考察途径主要城市及抵离时间归纳列表如下（表格中时间均为1918年前俄国使用的旧历时间，换成公历需加13天）。
相比较《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民国三年各国游历人员表册呈文”中官方文书记载的奥登堡考察队一行五人过境新疆入敦煌的时间节点：“七月七日到乌苏，十三日到绥来，十五日到昌吉，十六日到迪化，二十六日到阜康，三十一日到孚远，八月一日到奇台，十五日到哈密，即由该县护送出境，入甘肃。”[7]奥登堡考察队回国后提交给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的考察报告和考察日记中记录的时间可信度更高。
二 从杜丁书信探析考古途中细节
考察队吸取第一次新疆考察时赔付商队马匹和劳工不足的教训，抵达塔城后第二天，就有七名哥萨克人组成的骑兵护卫队抵达塔城。这七名哥萨克人分别是马特维·果尔什科夫（Матвей Горшков）、克列门季·维列夫京（Клементий Веревкин）、扎哈尔·果莫诺夫（ЗахарГомонов）、雅科夫·米兴（Яков Михин）、康斯坦金·果尔布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Горбунов）、伊万·马诺兴（Иван Манохин）、季莫非·切尔尼克夫（Тимофей Черников）。护卫队沿途保护考察队的安全，同时也是运送行李和文献的主要劳力。杜丁不需像新疆考察那样四处雇佣马匹和车夫。马诺兴、果尔布诺夫和马兴三名哥萨克兵直接护送杜丁一行将文献卷子从敦煌运到塔城，再通过俄国驻塔城的邮局寄出部分文献及照片底板回国[8]。随杜丁离开敦煌的哥萨克兵暂时由米兴统领。哥萨克护卫队队长果尔什科夫留在了敦煌，是考察队的得力帮手。1914年12月20日，奥登堡给朋友斯威什尼科夫（Е.П.Свешников）的信中谈到哥萨克兵时写道：“尽管有时冻得不行，我和鲍里斯·费多洛维奇仍然竭尽全力地工作，像我所说的一样，他是一个性格温和、工作上非常得力的同伴。哥萨克人更是尽心尽力。”奥登堡在1914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也记录了哥萨克兵发现了梵文、回鹘文等碎片：“我和果尔什科夫、果莫诺夫清理了洞窟，发现了许多梵文、回鹘文、藏文、汉文以及西夏文碎片。遗憾的是，这些碎片实在太小了，完全没办法看清楚。此外还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小木片，大部分是果尔什科夫找到的，一小部分是我和果莫诺夫发现的。”[9]
杜丁返程经过的第一站是哈密，到达哈密的第二天给奥登堡的信中写道：
11月3日，我们抵达哈密，由于马匹的状态不佳，路上不是用了8天时间，而是10天。要不是增加了喂食次数，我们根本无法坚持走到哈密。我们搭配的飼料比例不合适，芦苇太多，大麦和干草太少，再加上路上马匹可吃的牧草只有驿站才有，最后拖延了时间。再次赶路时，我们准备把两匹筋疲力尽的马留下，带着13匹马继续赶路。临行前，我们错误地估算了所需路费，500元的预算到达乌鲁木齐是远远不够的，还缺300元，好在恰内舍夫借了250元给我们，欠恰内舍夫的钱到乌鲁木齐之前需要还掉。此外，官员王送了些饲料给我们。我们用200卢布还了哈密的债务，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到塔城连一分钱都没有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状态不佳的马匹不可能拉着货车走到塔城。这样，从塔城起我们不得不用雇来的马匹和马车，加上饲料，大概需要550—600卢布，我们可以借些钱。[10]
波波娃教授在《奥登堡第二次中国考察（1914—1915）》中记录的“杜丁、比尔肯别尔克、斯米尔诺夫11月6日到达哈密”稍有差错，杜丁实际上11月3日就进入了哈密。新疆所存“民国三年各国游历人员表册呈文”官方文书中也证实了杜丁由安西入哈密的时间公历11月16日，与11月3日（俄历）吻合：“查额登布格居留敦煌外，其画工都定等四人于十一月十六日复由安西入新疆哈密”[11]。“路上用了10天”，即是说杜丁离开敦煌的时间是10月24日。关于杜丁等3人提前离开敦煌返程的时间，波波娃教授在中谈到“按计划，杜丁、比尔肯别尔克、斯米尔诺夫11月1日离开敦煌”[12]。实际上，杜丁一行比计划提前8天出发。由于马匹难以承担重负，加上路上马匹可食牧草并不多见，敦煌到哈密的时间比计划拖延了2天。考察队带着27匹马进入敦煌，杜丁3人离开敦煌时带走了15匹马。为了减轻负担，杜丁决定把2匹筋疲力尽的马留在哈密，带着13匹马的驼队继续赶路。“500元的预算到达乌鲁木齐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状态不佳的马匹不可能拉着货车走到塔城”，可以看出杜丁一行接下来的目的地是乌鲁木齐和塔城。杜丁返程时面临着经费不足的严重问题。马车和马匹抵达敦煌时已经磨损严重，至于杜丁提到的“官员王”是敦煌知县还是哈密知县，笔者查阅到1914年哈密在任知县为甘毓霖[13]，王官员大概是敦煌官员。王官员不但没有文物保护意识，还尽所能为俄国考察队提供便利。
我们11月14日抵达乌鲁木齐……从四川金川县到乌鲁木齐市的沟渠几乎没有水，路面要比之前的更脏，沿途的驿站除了牧草再无其他供给。我们的马匹累瘫了，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决定把马匹卖掉换成马车，当地人说租一辆三套马车只要100卢布，当我们以180卢布的价格把12匹马卖给了领事后，再也没找到100卢布的马车，只好以150盧布的价格租了带蓬的运货车。在领事的见证下，我们和马车夫达成了协议。我们准备11月24日出发……您上次留下的钱远远不足应付在塔城的花销，我不得不和恰内舍夫再借600卢布。另外，您在千佛洞时答应哥萨克人交换马匹，我让伊万·玛诺兴用他的马换尼古拉·阿尔谢耶维奇的马，我的马换康斯坦金·果尔布诺夫的马。手续由军医和米哈伊洛夫督办，并保留相关证明交给我。米哈伊洛夫今天随护送队去战场了，一名后备士兵会过来接替他。价格在130—150卢布间的马匹已经找不到了。今天，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收到了关于银票的电报。[14]
11月14日，杜丁3人抵达乌鲁木齐，准备11月24日出发去塔城。杜丁在哈密给奥登堡的信中就谈到恰内耶夫借了250卢布，由于到塔城的路费预算不足，杜丁不得不再次和恰内舍夫借了600卢布。笔者猜测恰内耶夫是在敦煌和乌鲁木齐之间经商的俄国商人，作为向导一路随杜丁从敦煌到乌鲁木齐。劳累了5个月的护卫队马匹已再无力气拖运行李，加之驿站只有质量差的牧草供应，杜丁把12匹马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乌鲁木齐领事，换了一辆运货车。杜丁离开时，正是一战开始后不久，领事馆的军医米哈伊洛夫去了战场。而长期的劳累和行李驮运使哥萨克骑兵的马匹损耗严重，杜丁和斯米尔诺夫用于骑行的马匹分别换给了哥萨克兵马诺兴和果尔布诺夫。马匹交换手续在乌鲁木齐领事馆军医米哈伊洛夫的见证下督办。杜丁保留相关证明材料待回国后将其交给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乌鲁木齐领事秘书，杜丁在信尾说“秘书刚刚收到了关于银票的电报”，银票大概是用于偿还俄商恰内耶夫的钱。信中提到了领事、领事馆军医、领事秘书，这封信很有可能是杜丁在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写的。
三 文献外流过程
我们12月8日抵达塔城，路上花了12天半，还好一切都顺利，玛纳斯和桑多霍兹（？）的河流没有结冰，再加上埃米尔（？）河水也不是很深，因此考察队行李的运送非常顺利。我们比计划提前了2天半到达……在塔城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尽管赶上节日，在银行行长和邮政局长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支票。按您在千佛洞时定下的每天10卢布20戈比，我给哥萨克兵结清了费用，12月的费用我当然也支付了。哥萨克人在路上表现很好，米兴统管全队，萨尔塔人王从哈密到乌鲁木齐的路上给了米兴很多帮助，王的护卫队有600骑兵。由于匆忙，在上一封信中我忘了向您汇报了，在他的帮助下，我们轻松找到了住所，买到了马匹所需饲料。我和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季雅科夫商量了一下，决定给他30元和1匹马作为酬谢。昨天和今天，我们打包了所有的包裹，并仔仔细细做过核对和检查。明天我去邮局填报快递单和报关单。包裹分为4部分寄出，每份有4个包裹运送到圣彼得堡，同时运回的还有尼古拉·阿尔谢耶维奇的两箱工具。经纬仪我们随身携带……到塞米伊的铁路还没开通，所以我们到塞米伊走邮局路线。从塔城到奥姆斯克的运输路线已经开通。我和同伴向您和鲍里斯·费多洛维奇问好。[15]
“我们12月8日抵达塔城，路上花了12天半”，杜丁一行从乌鲁木齐实际出发日期是1914年11月26日，比计划晚了2天。信中所提玛纳斯，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所置绥来县，今新疆玛纳斯县。清政府在新疆地区开设邮政业务晚于内地。杜丁离开敦煌后取道清政府在新疆开设的西北干线邮路，从乌鲁木齐经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到塔城。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俄国获得在塔城设邮局的特权，开辟了塔城至俄境巴克图的邮路。杜丁抵达塔城时，到塞米伊的铁路还没有开通，故沿着本国邮路骑行到塞米伊。
杜丁回到圣彼得堡后，给奥登堡的信中说：
总体而言，沿邮路骑行还算顺利。到奥姆斯克的路况非常好，只用了4天时间。我们在塞米伊站得知，从塞米伊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铁路要到1915年5月才开通，目前只有部分区段按需运行。[16]
塞米伊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铁路指阿尔泰铁路，“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即1915年在新西伯利亚建成的“新尼古拉耶夫斯基站”，1960年后更名为南新西伯利亚站。这条铁路从塞米伊经巴尔瑙尔（Балнаул）至新西伯利亚，1914年春，阿尔泰州首府巴尔瑙尔站建成，这也是一战期间俄国唯一没有停工的铁路工程。杜丁抵达塞米伊后，为奥登堡的回程打探了阿尔泰铁路开通的消息后经奥姆斯克返回圣彼得堡。信中提到的银行为华俄道胜银行塔城分行，总行于189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成立，成立之初来自俄法两国。《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后，塔城成为对外开放口岸，20世纪初，俄国取得在塔城设立分行的权利，塔城分行划归西伯利亚的巴尔瑙尔中心分行管辖[17]。在俄国驻塔城银行行长和邮政局长的帮助下，杜丁找到了住所，拿到了支票，清算了三名哥萨克兵的费用。同杜丁商议事情的季雅科夫是俄国外交官，居住在乌鲁木齐的考古爱好者，1902—1912年任俄国驻伊宁领事馆领事秘书，1916—1917年任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领事秘书，1907年随曼纳海姆元帅在库车完成了近一个月的考察。他熟知塔城情况，一路陪同杜丁到塔城并协助他完成部分工作。奥登堡回国后，以俄国委员会名义向外交部致函，感谢乌鲁木齐的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季雅科夫和塔城领事馆秘书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盖拉西莫夫（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ерасимов）对考察队的协助[18]。鲍里斯·费多洛维奇为考察队员罗姆别尔克。
杜丁返回圣彼得堡后给奥登堡的信中汇报了返程及考察费用情况：
我和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12月24日回到圣彼得堡。尼古拉·阿尔谢耶维奇回到了雅罗斯拉夫尔，打算在一月中旬回圣彼得堡。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还是老样子，拉德诺夫身体好多了，精神状态也不错，我和他讲了一定要保存好底片。几天前收到一些底片，昨天又收到3个这样的包裹。所有包裹都完整保存，没有破损，后续还会到几个包裹，应该也是底片。受战争影响，纸张缺失，洗胶片的工作一直被拖延，您的底片将交由吉东负责。
俄罗斯委员会清算我、斯米尔诺夫和比尔肯别尔克的费用，我和比尔肯别尔克从圣彼得堡到塔城，全员从塔城到乌鲁木齐的费用，以及我、比尔肯别尔克、斯米尔诺夫从敦煌到圣彼得堡的费用。在您回来前，我会把手头所有清单和证明材料寄到俄国委员会。您知道，部分清单从塔城寄到了圣彼得堡。
关于杜丁返回圣彼得堡的时间，书信记载“1914年12月24日回到圣彼得堡”。2013年，朱玉麒先生整理新疆档案馆资料时所发现的《试署塔城县知事鲁效祖为游历外人入境日期事呈报新疆交涉公署文》，记录了杜丁一行三人“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塔入俄”[19]。考虑当时交通状况，考察队从塔城到圣彼得堡不可能只用短短4天时间，根据考察队去程从圣彼得堡到塔城需要两周时间推算，杜丁回到圣彼得堡的公历时间应是1915年1月6日。信中12月24日指俄历。斯米尔诺夫先回了老家雅罗斯拉夫尔。杜丁回国时，带回了近两千张底片[20]，部分从塔城寄回圣彼得堡人類学民族学博物馆，部分亲自带回国。受一战影响，纸张匮乏，考察照片的冲印一直拖延，最终交由英国摄影师吉东完成。“俄国委员会清算全员从塔城到乌鲁木齐的费用”中的“全员”指奥登堡、杜丁、罗姆别尔克、比尔肯比尔克和斯米尔诺夫5名考察队主要成员，证实了笔者关于杜丁和奥登堡于6月14日在塔城汇合向敦煌出发的猜想。这段内容也印证了奥登堡敦煌考察的费用由俄罗斯委员会资助的史实。综合中外文史料，杜丁回程所经城市及抵离俄时间如下表：
结 语
综上所述，与第一次新疆之行相比，奥登堡敦煌考察准备更为充分，日程更为合理，队伍更加强大。杜丁支队早于奥登堡10天从圣彼得堡出发，沿途在奥姆斯克、塞米伊，塔城为奥登堡总队收集信息，同时准备马匹、帐篷等物品，两队在塔城汇合。考察临近尾声时，杜丁一行三人经哈密、乌鲁木齐、塔城、奥姆斯克提前返回圣彼得堡。途径塔城时，在俄商邮局寄出16件包裹，含文献卷子、照片底板等。考察队沿途不但没有受阻，还得到俄商恰内耶夫、王姓撒尔塔人、外交官季雅科夫、乌鲁木齐领事馆、道胜银行塔城分行行长、塔城邮政局长，以及王官员的关照。杜丁分队的前站作用非常重要：首先，为奥登堡提供确切的路程和路况信息，为奥登堡确定返程路线和时间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其二，为奥登堡准备相应路段出行必需品，节约了时间，奥登堡得以将主要精力放在文献采集和研究上。最后，杜丁先行回国整理材料，为考察队完成俄国委员会任务争取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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