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教育中的教育技术实践理性

    郑霁鹏 王海平

    【摘 要】教育技术是实现特定教育目的的手段，其应用必须体现教育领域和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开放教育要认真对待教育技术应用的实践理性，思索自身发展与教育技术的关系，对教育技术的合理应用应坚持成人教育的价值诉求，恪守自身“教育”的元真与本性，既需要对新技术做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也要用实践理性来丈量教育技术使用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开放教育；教育技术；实践理性

    【中图分类号】G72；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8）03-0019-04

    海德格尔在题为“技术的追问”的演讲中说，技术的本质是绝对不是技术的，而是一种看见自然的方式，是让所有本质上的东西自我揭示。这是在哲学层面上对技术的理解，但在实践层面，技术常陷入一种循环模式之中，就是为解决老问题采用新技术，而新技术又引出新问题，技术在揭示事物本质的过程中常会误入歧途或者适得其反。教育技术是技术的一种，因为其应用场域是培养人的教育，需要谨慎对待，对技术的滥用误用会使教育迷失其真我本性。对开放教育而言，学科建设与教育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根本特点，也是开放教育安身立命的根本。开放教育自身的特殊性既要求充分利用教育技术获得开放深度和广度的扩展，又要通过主体理性对教育技术做甄别性判断，恪守自身“教育”的元真与本性，既需要对新技术做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也要用实践理性来丈量教育技术使用的价值与意义。

    一、技术与教育的融合与渗透

    技术是什么？技术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提供功能，要执行不同任务，需要利用的技术也不同，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应用范围和价值追求。技术和任务密切结合在一起，对任务的判断和选择决定了技术是一种何样的手段。事实上，技术的广泛应用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它做了足够深入的思考和足够正确的选择，应用者关注如何应用、在多大程度上推广，热衷如何发明新的技术，如何获得更具颠覆性的应用结果，“那些认真思考技术的人大多数都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这种哲学性、社会性的思考的意义在于：我们不仅仅需要功利性的东西，我们需要接近本真生活的意义，如果技术使我们与这种本真分离，那就意味着它带给我们某种形态的死亡，但如果技术加强了我们和本真的联系，技术就帮我们确立了生活，确立了人性。[1]

    教育技术价值何在？教育技术被看做传递知识的工具，其价值在于“从教育目标或者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出发，经过特定的信息变换，最终设计出特定的教育教学系统”。[2]但是教育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同样具有主体价值。“教育技术属于主体技术，开发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社会性是其教育意义所在和功效所在，也是技术的人性和社会性的具体表现”，[3]这种主体性体现在实践主体在对特殊情境的体认和判断基础上做选择性应用。“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有其自身规律性，其中一个重要规律就是技术必须适应它所运用领域和对象的特殊性”，[4]当技术步入教育这个极为复杂的人文领域时，遇到了比其他任何领域更为激烈的论争和障碍。

    教育技术应用的现实背景如何？教育领域对现代技术的思考仅仅百年，但在教育实践中，人们对教育技术的思考已经不是“用”抑或“不用”的取舍问题，而是 “用这种”还是“用那种”的抉择问题。教育技术获得这种如火如荼发展的原因来自于实践主体与教育问题两个因素：一是教育者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已经开始意识到传统教育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另一个是媒体和传播技术的开发者和经销商已经把教育当做他们商品和服务的市场，教育需要和商品目标的关系已经渗透到很多教育技术实践中。但如此有利的存在环境并不意味着教育技术获得势如破竹的发展，教育技术应用一直处于此种困境：“纵观国内外的教育技术发展史，教育技术实践从未‘一帆风顺，似乎总逃脱不了‘火爆的开头和‘落寞的结尾这样窘境，如此往复。”问题的症结在于教育实践主体的行为和教育本身的复杂性。由此，在复杂的教育背景下消除技术应用的芜杂就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需要。

    教育技术在实践应用中的实然状况如何？对于教育技术的应用，民间不乏出声者，首先出现的是2002年北大BBS上《炮轰教育技术：我的一张大字报》，后有博客平台上的“目睹教育技术十年之十大怪现状”。但在实践层面，一方面是教育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的迅速扩大，1994年全国设立教育技术系的高校不足30所，到2004年已近百所，教育技术在新时代以信息技术和网络传媒的形式展示出来，催生了碎片化学习、慕课、互联网+等诸多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热潮，另一方面是针对此种热潮教育学者表现出来的忧心忡忡，教育技术领域的大家学者也不乏要求理性看待教育技术应用的声音。“教育技术本身是一个实践的领域，由于教育技术研究的目的是促进教育教学实践的改善，而要改善实践，首先需要知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教育技术的大多数研究课题来源于实践，形成的研究成果最终要运用到相应的实践过程中去”。[5]教育技术正从教育手段上升到教育改革的核心，并将领导教育现代化的潮流，置身于这样的一个重要领域，教育技术的发展不仅要遵循技术发展的规律，而且要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一个信息技术时代中的教师如果只懂技术而缺乏人文意识，顶多只能成为工匠，而不可能成为教育家。

    二、教育技术的实践理性

    在哲学层面对教育技术做深度思考很有必要性。技术最根本的价值所在就是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提供便利，理论上的探究也是为了更好的应用，如同技术哲学的大家刘大椿所言，对技术哲学应多研究一些现实问题，少贴一些理论标签，在实践中引入哲学思维非常有益，它可以让教育技术学在求真、向善、尽美的过程中获得长足发展。对教育技术的盲目推崇与追逐会导致“教学活动失去最基本的人文向度和价值属性，成为一项纯粹技术性活动，这在本质上是教学活动的异化”。[6]在强大的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下，教育也逃离不了对人性的遮蔽，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失衡。教育只教人掌握以何为生的本领，放弃了引导受教育者为何而思考。对教育技术问题的哲学思考是教育技术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获得健康发展的必然需求。“当我们跳出教育技术的藩篱，我们对教育技术才会有客观的认识，也许，当我们戴上技术哲学的眼镜，我们对教育技术才会有恰当的评价和合理的应用”。[7]只有当教育技术真正统一到整个教育体系中去的时候，只有当教育技术促使我们重新考慮和革新这个教育体系的时候，教育技术才具有价值。

    什么是实践理性？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用来指导人的行为的理性力量，是理论向实践过渡的中间环节，它是实践掌握方式的超前反映和建构，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结果及其实现途径和过程的观念模型。由于实践理性一端缘起于理论层面的认知，即帮助我们认识真理，一端指向实践层面上的行为，即帮我们建构教育行动及其结果。实践理性体现的是根据理性而确定恰当的行为类型和具体情境中的恰当行为的做法。教育技术本身是一种手段，它具备终极价值，其意义所在是如何更加符合教育实践的现实和目的，或者说是如何使教育技术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实践。用实践理性去思考教育技术的工具理性，就应该明白教育实践的目的是什么，教育实践的客观条件如何，教育实践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行性；用实践理性去思考教育技术的价值理性，就应该清楚教育技术可以为教育主体实现什么目的，教育技术可以为教育客体带来哪些改变，教育技术可以为教育过程提供何种意义，但是二者往往并不实然地统一融合在一起。

    在实践层面，教育技术存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有学者如此概括技术应用中的失衡问题：重“电”轻“教”，甚至姓“电”不姓“教；重“硬”不重“软”，见物不见人；重“机”不重“网”，重“教”不重“学”；偏科技轻人文；对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前景过于乐观，对可能出现的消极后果和负面影响缺乏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研究。这个问题在研究领域已经获得了一定的重视，但是远没有获得解决，“现代社会把人的生命等同于形下性的物质存在，科学作为‘工具理性一方面使人与自然对立，另一方面以科学为工具对人进行形而下的物理化分解。形下性的科学理性使人在形而下的方式中生存，形下性的存在方式疏离了生命的终极关怀，使人的存在走向异化”。[8]教育领域对技术工具理性夸大、对人文理性遮蔽，长此以往就会导致教育中人的失落、人的缺场，让技术走向异化，从而导致人和教育的价值方向迷失。

    在应然层面上，教育技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应该走向融合。“实践性、有效性和合理性是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9]教育信息技术既有工具理性，也有价值理性，二者矛盾统一于技术应用的教育实践之中。工具理性主要关心采用某种手段实现某个正当目的的适用性，而常常忽视了对此手段合理性的追问和深究。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就会只关注科技发展与应用，而忽略个体的人性需求与人类活动的本原价值，个体就逐渐被异化为“单向度的人”。价值理性源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体现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用来对人类自身与世界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是”进行判断，它导向决断和行动。二者的理想关系应该是：价值理性是体，工具理性为用，工具理性以价值理性为导向，价值理性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二者相互依存，和谐统一。重构技术理性的合理性向度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坚持人本导向原则，二是坚持系统协调作用，也就要从多维性、层次性进行整合，使技术成为可以被引导和被规范的东西，再有就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三、开放教育中的教育技术与实践理性

    从开放大学的本体认知上看，它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实施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本质被概括为“以学习者为中心，表现为教育对象、教育观念、教育资源、教育过程的开放，旨在使每个学习者都得到切合自身特点的最充分发展的教育”。[10]对于教育，黄济认为，它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教育者根据社会要求和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施加的一种系统影响活动，这是开放大学与其他高等教育院校的共性所在。而开放大学的特殊性体现为其“开放”的内涵上，一方面表现为对教育对象的开放立场，任何个体都被赋予接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表现为教育实施上对“开放”路径的要求，教育技术和传媒手段使开放教育突破时空的限制，远程教育技术使其教育更加有效、快捷和灵活。教育、开放、成人学习者和教育技术是开放教育安身立命的根本，正确理解各自内涵，并在实践中本真地实现其根本要求，适切处理其间关系，系统融合于开放大学的办学实践中，才能成就真正的开放教育。

    从开放大学的教育对象来看，开放大学面向成人群体，这是它与传统普通高校重要区别之一。“成人的特点是成人教育特点的本原所在”。[11]所谓一个成人，是说他有资格享有广泛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以及完全参与社会决策的自由，同时在各种事情之中，有义务对自己有深切利益的事进行思考的能力，[12]但这并不意味着成人是一成不变的个体，也不意味着教育放弃了对成人“发展”上的价值追求，人永远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成人，他的生存本身是一个无止境的、不断完善的学习过程。成人教育绝不能放弃教育本原上的哲学思考，成人教育者需要了解教育问题的根源、成人教育活动和社会的关系。对成人教育思考的最直接视角就是教育哲学，成人教育专家黄富顺曾经说，“由于成人教育本身具有广泛性、多元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使成人教育很难获得一个统一定义”，[13]同时，他也指出，“哲学可提供探讨成人教育者问题的基础，包括人的存在、本性和教育的本质”。人们对教育哲学的思考由来已久，但考虑到开放大学的相对新颖性，有必要对它的实践开展深入研究，对开放大学办学实践进行哲学思考任重道远。

    从开放教育与教育技术的关系来看，开放教育依托教育技术，没有对新教育技术应用领域开辟和有效应用，开放教育就不能从技术进步中获取发展的活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放大学要唯教育技术马首是瞻。英国开放大学是第一批远程教育相当成功的学校之一，深受学生和政府的喜爱，但它不过分依赖在线学习。教育技术并不是远程教育机构获得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那么开放大学获得发展的原动力是什么？是其自身实施教育实践的深度和力度，也就是对教育价值和对学生价值的认知和追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开放大学的“学校”本质不变，而“学校是使教育目的变为某种现实的地方”，[14]学校可以使学生获得知识、获得智慧、获得理性，也可以帮助学生积极地发展其非理性。在技术之外，一个学校必须要关注更多人文价值，否则，“教育成为制造劳动者的一台机器，通过教育的塑造，人变成追求物质利益的人，掌握生产技术成为受教育的全部目的，这样，人越是受教育，他就越被技术和专业所束缚，越失去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精神属性”，[15]开放大学在技術应用的过程中不应该迷失其对教育本真价值的追求。

    对于开放教育来说，实践理性的价值所在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有助于我们对开放教育和教育技术的本体认知，包括他们各自的本质、内涵、规律以及二者间的关系。二是探究开放教育的真实需要，尤其是教育技术在“人”和“教育”层面满足此种需要的内在品质，即教育技术适用于开放教育的可能性及适用性。三是探寻教育技术与开放教育相互融合利用的方式与途径。开放教育因其学生群体、办学模式、学习资源、学习途径的多元性而具有开放性，教育技术也是一个具有多元具象且不断更新的存在，二者的融合也必然产生众多组合与变数。所以，就开放教育的实践理性问题而言，最终且最有意义的所在是探究开放教育如何选择并对待教育技术，使教育技术成为符合“教育”与“人”的需要的理想手段和途径。

    无论是出于历史职责还是顺应现实需要，无论是依照其教育功能还是根据社会定位，开放大学最根本的使命就是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教育。开放教育既要紧密依托教育技术又要恪守成人教育的本体规约，要从教育技术中获得有别于传统教育的发展空间，更要坚守教育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价值归属。这就要求开放教育必须处理好与教育技术的关系，对于技术应用，不沉迷，也不盲从，不狂热，也不被动，对教育技术进行合理、合意的实践应用。开放教育是面对人的社会实践，任何教学行为必須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开放教育自身的特殊性既要求充分利用教育技术，又要通过主体理性对教育技术做甄别性判断，恪守自身“教育”的本性，能够利用教育技术获得长足发展，而不是因为教育技术的滥用迷失在技术的狂潮之中。任何教育信息技术的使用都必须出自教育的真实需求，也必须服从学生的人性需求。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剥离走向融合是技术发展与应用的永恒命题，也是开放大学寻求长足发展的时代命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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