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调查与研究
康绍霞
[摘要]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客观生活质量具体表现为居住状况、工作状况和权益保护、消费状况、婚姻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闲暇生活、健康状况7个方面，主观生活质量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居住环境较差、收入偏低且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婚姻家庭生活质量不高、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闲暇生活单调、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以生活内容诸项排列，从高到底依次为：婚姻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闲暇生活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居住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尽管城市农民工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有一定差别，但总体上感到比较满意。导致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有很多，社会排斥是其中之一。城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后，遭遇了城市对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排斥。要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须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积极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提高城市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
[关键词]农民工；客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社会排斥；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2.008
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民工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们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何使他们很好地融入城市，如何使城里人不戴有色眼镜去审视农民工，对于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尤为重要。此外，关注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化进程。
本文拟以在河南省郑州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运用文献法和问卷法收集资料，对城市农民工的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进行调查研究，以揭示其质量的现状和特点，并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导致其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最后提出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调查方法
1.文献法
本研究通过查阅大量关于农民工生活质量方面的文献资料，对文献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进行系统的研读，并借鉴其中一些研究成果，以便为本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问卷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资料。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93份；问卷内容分为2部分，一是被访人的基本资料，二是城市农民工的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状况；问卷共设50个问题。在问卷调查的实施过程中，选择的访问员都受过专业、系统的学习与训练，以确保调查的质量。
3.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抽样方法是配额抽样，即根据农民工总体的内在结构与比例，按照性别和年龄这2个变量进行了配额。共发放问卷300份，其中向男性农民工发放问卷180份，向女性农民工发放问卷120份；向“80后”和“90后”农民工发放问卷180份，向其他年龄段农民工发放问卷120份。回收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93份，有效问卷率达到977%。（见表1）。
由表1可知，样本中男性农民工居多，占604%，女性农民工较少，占39.6%。这与农民工性别总体结构中的男性与女性比例接近。样本中21～30岁之间的农民工占33.4%，16～20岁农民工占28%，“80后”和“90后”的农民工占61.4%，其他年龄段的农民工占38.6%，这与样本总体结构中的年龄比例也接近。样本中的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以初中和高中居多，占81.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样本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6人，他们到郑州市打工后，通过自学考试或成人高考而获得相应的文凭，这也反映了这部分农民工积极乐观、勤奋好学的精神风貌。
二、调查结果
19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首次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之后西方学者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这与其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关。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更多地去关注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也就是生活满意度。198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也开始了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3种观点，即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派。客观派认为，生活质量是影响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各种客观条件；主观派认为，生活质量是人们关于生活各个方面的评价与感受；主客观派则认为，生活质量是影响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与主观评价的综合。本文较倾向于主客观派的观点，认为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客观生活质量包括居住状况、工作状况和权益保护、消费状况、婚姻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闲暇生活、健康状况7个方面，主观生活质量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
1.城市农民工的客观生活质量
（1）居住环境较差
调查中发现，66.9%的城市农民工所居住的是租来的房子，约19.8%的城市农民工居住在单位宿舍。这两部分农民工居住的条件一般都很简陋，面积不大。仅有4.4%的城市农民工是居住自己在城市中购买的房屋，这部分城市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于是就转变成了新的城市居民。
（2）收入水平较低且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关于“你打算换工作吗”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如下：24.7%的被调查对象打算换工作，41.4%的被调查对象不打算换工作，33.9%的被调查对象暂时未考虑这个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寻求稳定是城市农民工的首要目标。
在被调查的城市农民工中，月收入801～1 500 元的占58%。这样的月收入，扣除生活费和房租，所剩不多。关于“单位是否克扣过工资”的问题，18.1%的认为克扣过，631%认为没有克扣过。关于“法定的节假日能否享有”这一问题，32.1%的认为能够享有，67.6%的认为不能享有。关于“你与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一问题，14.4%的回答“签了”，67.8%的回答“没签”，其他17.8%的被调查农民工是个体户，所以不存在是否签订合同的问题。
在技能培训方面，被调查对象中62.3%的农民工说自己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只有37.7%的确认自己参加过技能培训。城市农民工有技能培训的需求，他们希望通过参加相关的技能培训，提升自己的能力，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以便能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另外，城市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不高，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当然，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发现，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超过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差额部分一般由家庭贴补。这也凸显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方式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
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293名城市农民工中，有258名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占88.1%，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仅占11.9%。由此可见，城市农民工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更不用说享受工伤保险了。城市农民工这种“边缘人”的身份使得他们在城市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旦生活中出现一些意外事故，他们的合法权益便无法得到保障。
（3）婚姻家庭生活质量不高
在被调查的293名城市农民工中，已婚者占39.6%，未婚者占57%，离婚者占2.0%，丧偶者占1.4%。
调查数据显示，65.2%的是和配偶一起来城市务工，58.8%的是丈夫的月收入高于妻子的，37.7%的是夫妻双方的收入不相上下，只有3.5%的是妻子的月收入高于丈夫的。这与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相一致。然而从随后的两个问题即“在家庭重大事情上，夫妻俩谁做决定”和“在做家务这件事情上，你赞同哪种观点”的回答中，我们又看到了区别于农村传统观念的现代观念。在家庭重大事情（如购买家电、孩子上学等）的决定权上，60%的认为应该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34.8%的认为应该由丈夫决定，5.2%的认为应该由妻子决定。这反映了大部分城市农民工家庭夫妻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家庭的重大事情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但在家庭重大事情的决定权上，丈夫比妻子更有话语权。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男女平等”和“男主女从”的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对“在做家务这件事上，你赞同哪种观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同样体现了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文化观念的交织。66.9%的认为家务应该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27.6%的认为“男主外、女主内”，家务应该主要由妻子承担，只有2.4%的认为家务应该由丈夫承担。由这2组数据可以看出，现代家庭文化观念处于主导地位，这说明农民工进城后，由于受到城市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已逐渐地被市民化了。
在择偶条件方面，54%的认为人品好是其择偶的首要条件，22.1%的认为志趣相投是其择偶的首要条件，只有5.9%的认为经济条件和家庭背景好为其择偶的首要条件。显然，城市农民工在择偶观念方面还是比较理性的。虽然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的生活状况较差，但是，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在择偶方面并未追求经济的富裕和家庭背景的优越，而是更多地注重人品、感情。
（4）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
城市农民工平时的交往对象涉及到家人、亲戚、老乡、同事、同学和其他朋友。当问到“你平时主要和下列哪些人交往”这一问题时，50.9%的选择了“家人”，30%的选择了“亲戚”，43.7%的选择了“老乡”，52.6%的选择了“同事”，31.4%的选择了“同学”，17.4%的选择了“其他朋友”。由此可见，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既有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也有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初级社会关系网络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建构起来的，这一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城市农民工初次进城务工时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同时，家人和老乡也为城市农民工提供了经济帮助和情感支持。而基于业缘关系而建构起来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调查中，69.8%的城市农民工认为与城里人交往不多，30.2%的城市农民工认为与城里人交往较多。关于“城里人会主动与你交往吗”这一问题，76%的认为“有的会，有的不会”，108%的认为“都不会”，只有13.2%的认为“接触到的城里人都会”。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不多，也不深。城市农民工在城市居民的眼里是“他们”，是“陌生人”。可见，城市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陌生人”的身份使他们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落地未生根。更有甚者，35.5%的城市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打交道时，感觉到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歧视。
（5）业余生活单调
调查数据表明，城市农民工在闲暇时间，57.7%的看电视，34.8%的读书或看报，13.7%的参加体育锻炼，39.6%的睡觉休息，9.9%的唱歌，14%的打麻将，6.1%的旅游，25.9%的逛街购物，6.1%的谈恋爱，239%的无所事事，23.2%的进行其他活动。同时，调查显示，49.8%的在闲暇时间里有一种空虚无聊的感觉。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乏味。
（6）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
调查显示，城市农民工89.7%的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74.9%的甚至在一个月内没有生过病，只有1.7%的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较差。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的身体状况还是较好的。城市农民工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如何呢？12.6%的表示经常会参加体育锻炼，61.4%的表示偶尔会参加体育锻炼，25.9%的表示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并不强。
2.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
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可以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主要包括居住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婚姻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闲暇生活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在问卷中，关于各个方面满意度的备选答案设定为5级，分别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满意、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在进行数据输入的时候，分别赋值为5、4、3、2、1。下面结合调查数据，分别对这些满意度进行说明和讨论。城市农民工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最高，均值为370；其次为人际关系满意度，均值为3.16；再次为闲暇生活满意度，均值为2.80。居住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均值依次为2.68、2.37、2.78、2.79。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度最低。这反映出城市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尽管城市农民工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有一定差别，但是总体满意度为309。与城市居民相比，城市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中的生活条件较差，工作环境不好，但是他们的心态较好，对自己的生活总体上比较满意（见表2）。
三、基于社会排斥视角的原因分析
与城里人相比，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不高，导致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有很多，社会排斥是其中之一。城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后，遭遇的社会排斥主要有政治排斥、经济排斥、文化排斥和社会交往排斥。
1.政治排斥
城市农民工走出农村进城务工后，无法参加家乡的选举活动，很少有农民工专门为参加选举活动而返乡的。因此，城市农民工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无法实现。城市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很多，社会却不能为他们提供表达其诉求的有效渠道，因此，即使他们在城市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也只能忍气吞声。
2.经济排斥
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之外，都在第二劳动力市场就业，多从事苦、脏、累、险等工作。他们的收入较低，工作环境较差。城市农民工刚进城找工作的时候，为了能在城市立足，不太计较工资的高低，只要能生存下去就行了，待积累一定工作经验后一般会寻找工资稍高的工作。城市农民工的工资除了用于日常生活开支之外，基本上是寄给家里，用于盖房、结婚等大事。城市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生活，但是他们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观念有一些变化，其消费水平比第一代农民工要高，有的甚至是“月光族”，每月还需要父母贴补，但是，总体而言，与城市居民相比，较低的收入水平也决定了他们较低的消费水平。[1]
3.文化排斥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城市与农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在生活习惯、风俗、语言、思想观念与价值观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城市农民工由于长期在农村生活、在农村长大，因此，他们所接受或认同的农村文化、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与城市居民的有所不同。城市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里，然而他们满身的农村文化气息使得他们会不同程度地遭到城市居民的异样目光，从而成为城里人眼中的“异类”。尽管城市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逐步适应城市生活时，也会尽量学说当地话，穿着打扮也会考虑流行、时尚，但是他们毕竟在农村文化氛围中长大，农村文化已经在他们身上深深地扎下了根，当城市农民工身上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发生碰撞时，城市农民工会感到很不适应，成为“边缘人”。
4.社会交往排斥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子不大，主要局限在家人、亲戚及老乡所构成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逐步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城市农民工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会逐渐拓展，与同事、城市居民的交往也会逐渐增加。然而，由于城市农民工过去长期生长在农村，他们已经习惯了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即交往比较深、投入真情实感、注重礼尚往来，因此，当面对比较理性、交往比较浅、功利性较强的城市社会交往时，他们很难适应。不仅如此，他们还会遭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认为他们是乡下人，看不起他们，这使得城市农民工无法正常地与城市居民交往，有些城市居民甚至不愿意与城市农民工交往，认为会降低自己的身份，这样，城市农民工就会被排斥在城市居民的圈子之外。
四、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建议
鉴于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结合对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的社会排斥问题分析，笔者提出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如下对策建议。
1.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
要提高城市农民工的居住、工作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生活质量，政府应该在户籍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例如，可以让一部分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有稳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符合一定条件的城市农民工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鉴于新生代农民工年轻、富有活力，现代意识较父辈强，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政府可考虑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有选择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入市问题。
2.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在城市里都没有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缺少社会保障。政府应逐步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城市农民工在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都能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按照“低门槛、便参保、广覆盖、易流动”的原则，逐步做好城市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扩面工作；坚持“低费率、保大病、保当期、用人单位缴费为主”的原则，推行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2]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尤其要注意城市与农村、省与省之间的对接。
3.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
鉴于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之外，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待遇，影响其经济收入，因此应打破城乡用工制度上的壁垒，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保障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可以凭学历、技能在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平等就业。
4.积极进行城市农民工进城安居扶持
城市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基本生活问题。调查显示，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租房或居住在单位宿舍或工棚中，居住条件较差。要改善其居住状况，有必要进行城市农民工安居扶持，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积极建设单位宿舍，改善单位居住条件；其次，大力推进廉租房建设，使城市农民工也能享受到这方面的优惠政策；再次，把符合一定条件、收入稳定的城市农民工纳入到经济适用房的目标范围内。[3]
5.积极组织城市农民工进行就业和转岗技能培训
城市农民工由于缺乏劳动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竞争力，在就业和转岗中会遭遇很多困境。因此，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城市农民工进行就业和转岗技能培训，不仅在农民工的输入地，也要在农民工的输出地即在城市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前进行相应的技能培训，以提高其进入城市后的城市生存能力。当然，政府部门也要积极鼓励第三部门和用工单位组织城市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改变城市农民工技能缺乏的现状，以提高其在城市中的竞争力。
6.用工单位或社区应积极为农民工组织文化娱乐活动
调查显示，城市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较低，提高其闲暇生活质量势在必行。首先，用工单位或社区组织应积极组织文化娱乐活动，以提高城市农民工工作的积极性，丰富社区居民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其次，城市农民工应积极参与文化活动，提高自己的文化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成思远.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农民工问题[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11）：16.
[2]钟宜.农民工市民化转化中的政府责任研究——以重庆市为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79.
[3]唐踔.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几点思考[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