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都积胜图》《南都繁会图》的考述
鲍家树
摘要：创作于明代的《皇都积胜图》和《南都繁会图》分别描绘了明代后期北京和南京的社会生活图景，提供了生动翔实的图像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对两幅画作予以考述，同时与历史文献相结合，以图证史、以图补史，来考察明代后期两京的商业贸易和民间文艺。
关键词：皇都积胜图 南都繁会图 两京 贸易文艺
一、学术史回顾
学术界对于《皇都积胜图》和《南都繁会图》研究起步比较早，且多是对两幅画作进行宏观探讨，相关文章既有开创之功，但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浓厚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述。[1]在新近的研究中，翁燕珍《董应举〈皇都赋〉与〈皇都积胜图〉图文关系研究兼〈皇都积胜图题跋〉考》（《书画艺术学刊》，2010年第9期）对《皇都积胜图》《皇都赋》《皇都积胜图题跋》三者的关系进行考证；朱瑾《皇都积胜图》中看晚明城市人群生存状态》（《文艺生活》，2012年第7期）以《皇都积胜图》为文本，对城市阶层结构以及结构之间的群落关系进行分析；胡恒《“场所精神”的回归——〈南都繁会图卷〉与“老城南保卫战”》（《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与（卷十）——手卷中的南京城市空间》（《建筑学报》，2015年第4期）、王志高《所绘城市空间解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9期）对《南都繁会图》中的城市空间予以考证和解析。
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对《皇都积胜图》和《南都繁会图》两幅画卷的综合研究尚不充分，很多信息有待深入考述，结合图像对明代后期的商业贸易和民间文艺的专门探讨也不多。
二、《皇都积胜图》《南都繁会图》的稽考叙录
（一）《皇都积胜图》
《皇都积胜图》，明无名氏绘，纵32厘米，横2182.6厘米，绢本设色。原藏于燕京大学图书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反映明代万历年间北京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
《皇都积胜图》以篆书题名，并以小楷署名“怡怡堂主人”，有翁正春于万历三十七年孟春（1609年正月）署名的跋文，跋文中称“侍御惟良史公得一缥素，题曰皇都积胜，持以示予，命为纪之”。[2]时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的翁正春，负责东宫内外的庶务并为皇帝及太子讲读经史，《明史》记载其“风度峻整，终日无狎语。倦不倾倚，暑不裸裎，目无流视”。跋文中所称的“侍御惟良史公”，是指万历年间的巡按御史史学迁，其字惟良，任上惩处谗佞，后编《四礼图》刊布乡里，著有《麟经三易草》《四书心言》等。史学迁修建“怡怡堂”与弟同居，以示“兄弟怡怡”之情，“怡怡堂主人”便是史学迁的号。因此，史学迁是《皇都积胜图》的持有者和署名者无疑，但笔者认为，其并非该画的作者。史学迁曾长期巡按于湖广、云南等地，远离京畿，加之勘劾之务繁剧，且其绘画之才亦未曾见于经传，而《皇都积胜图》布局周密、描绘细致，因此，应是史学迁作为赞助人而请职业画家所绘，然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根据画作中出现的北京外城[3]和跋文的写作时间综合判断，《皇都积胜图》所描绘的应是万历年间的北京胜景。
展开《皇都积胜图》，青翠的京城郊外映入眼帘。几名男子押送一辆由八匹骡子托运的车子，在绿荫大道上前行。在郊外的集镇上，临街有两三处酒肆，也有路人在此休息打尖。画卷至此，添了一份烟火气。出了集镇，见两人铜锣开道，身后的八人两两抬着四个插着小黃旗的箱子，几名骑马男子紧随其后。如此阵势，行人驻足观望。或许是听到了不远处的马蹄声，两个赶猪的老汉扬鞭吆喝，生怕猪仔跑散，而茅屋里的人则泰然地摇着纺车。随着画卷延伸，卢沟桥即在眼前，桥上的狮子清晰可见。桥上迎面而来一队人马，两人骑马前导，伞盖随后，随从们前后簇拥着一顶大轿。过了卢沟桥，离外城越来越近，沿街的客栈、货栈和店铺多了起来，要比郊外的集镇热闹许多，路面也更为开阔。街的尽头是一处衙署，门前停放着一顶轿子，几个轿夫打着赤膊，席地而坐。出了街，“或解韁而偃息，或望尘而载犇”（翁正春《皇都积胜图》跋文），随处可见推车拉车的车夫、挑柴的农夫和货郎担，两名驿使骑马疾驰而过。路旁不时出现几处茅舍，妇女织衣，鸡群觅食，一派安宁祥和的生活气息。画卷中有四只大象，驮着衣衫褴褛的象奴，据《万历野获编》记载，“象初至京，传闻先于射所演习，故谓之演象所。而锦衣卫自有驯象所，专管象奴及象只。特命锦衣指挥一员提督之，凡大朝会役象甚多，及驾辇驮宝皆用之，若常朝则止用六只耳。”此时，外城的广宁门近在咫尺。
进入外城后，画面热闹许多。街中有一队骆驼经过，不远处又有进京献兽的外国使臣，抬夫们抬着的两个笼子里，分别是一头狮子和一头老虎。继续延伸画卷，可见内外城交界的护城河。此时，映入眼帘的是正阳门，穿过正阳门也就进入北京的内城。连接正阳门和内城大明门的棋盘街是全画之中最为繁胜之处，行人如织，百货云集，靴帽、布匹、折扇、雨伞、陶瓷、字画、珠宝、草药、鞍鞯、占卜等铺面琳琅满目，其中还有弹曲说唱的艺人，引人驻足观看。这里也就是朝前市，“朝前市者，大明门之左右，日日市，古居贾是也。”[4]
穿过街市，一进大明门，热闹的商贸景象渐渐淡去，雄伟的承天门巍然肃立，承天门前有几位外国使臣捧着象牙、珊瑚，等待宣见进献。画卷延伸至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宫殿大堂、亭台楼榭萦绕在浓云之中，更加突出皇宫禁地的森严神秘。紫禁城北则是郁郁葱葱的万岁山。过了北安门之后，画面渐渐疏朗，并延伸至城北的居庸关，在关内的衙署门前，士兵们击鼓鸣金、持械守卫，一人骑马飞奔而至。在边关之外，则有另一队人马，他们的服饰和旌旗都有别于中原，应是北方的瓦剌，为首者留着短须，凝望着南面的居庸关。至此，《皇都积胜图》的呈现也便结束。
（二）《南都繁会图》
《南都繁会图》，明无名氏绘，纵44厘米，横350厘米，绢本设色。原藏于常熟望族翁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反映明代后期南京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
《南都繁会图》前署“明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尾署“实父仇英制”。仇英，字实父，生活于正德、嘉靖年间，是明代画坛的杰出代表，有《汉宫春晓图》《玉洞仙源图》《桃村草堂图》等画作传世，但《南都繁会图》的笔墨水准远不及仇英的传世作品，亦无史料证明仇英曾画过该图。因此，《南都繁会图》应为明代后期无名氏假署仇英的画作。
展开《南都繁会图》，南京城郊野的一派春意映入眼帘，绿树、桃花、青草，田园风光和乡土气息十分浓郁。在连接城乡的驿道上，士兵正在巡逻。有四人抬着轿子，一位长者悠闲地坐在其中，一人撑起华盖在前。道旁的一间茅舍里，两人正在忙着舂米。
画卷很快进入描绘的重点，也即南京城内的街市。从南市街到北市街，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据史料记载，“南都大市为人货所集者，亦不过数处，而最伙为行口，自三山街西至斗门桥而已，其名曰果子行。它若大中桥、北门桥、三牌楼等处亦称大市集，然不过鱼肉蔬菜之类。”[5]画卷中的南市街、北市街应属此处。街巷纵横交错，屋舍鳞次栉比，商铺、酒楼、茶社、书铺、画寓、钱庄、当铺、浴堂、衙署、庙宇、戏台等等错落其间。车水马龙，各类招幌夺人眼目，诸如“布店发兑”“专染沙罗”“发兑官燕”“极品官带”等等，门类繁多。秦淮河上，画舫、货船、木筏往来穿梭，远处有“猪行”“羊行”“驴行”“鸡鸭行”等售卖牲畜家禽的市场和“木行”“船行”等手工业作坊。
出了街市，宫墙之外“大小文武官员下马”的石碑出现在画中。南京皇宫琼楼玉宇若隐若现，几个手持仪仗的内侍站立在大殿之外，可见偌大皇宫的冷清寂寥，这与喧闹的街市形成了鲜明对比。至此，画卷结束。
总的来看，《皇都积胜图》和《南都繁会图》都是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方法，兼工带写，动静相宜，疏密有致，呈现了明代后期两京繁盛的城乡百业。从画卷路线来讲，《皇都积胜图》和《南都繁会图》总体上都是自南向北的地理布局。《皇都积胜图》所呈现的大致是从郊野过卢沟桥，穿广宁门进入北京外城，再由正阳门进入北京内城，展现紫禁城、万岁山，及至京城西北的居庸关；《南都繁会图》所呈现的大致是自郊野至城南街市，再到城东北的皇宫。就画卷内容而言，基本上都是按照“郊野-街市-庙堂”的顺序次第展开，不同的是，《皇都积胜图》增加了“边塞”的元素，也凸显了当时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的复杂关系。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南京依然保留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机构，并行两京制度。南京的官员虽然在品秩和待遇上与北京相同，但其權力却相去甚远，更有“南吏部不与铨选，礼部不知贡举，户部无敛散之实，兵部无调遣之行”[6]的说法。“明自永乐迁都，南京官吏已从减省，其后仁宗复以北京为行在，南京各部寺因悉补设如初，迨正统既定都北京，南京官僚仍旧并置而实无职业可任，于是投闲置散者，则一切屏之于南京，其为是官者，亦率以养髙自放，不复事事。”《历代职官表》中的这段记载，也可见明朝南京在政治地位上的衰落。因此，《南都繁会图》中所见的南京皇宫，其气势较《皇都积胜图》中的北京皇宫也少了几分威严。
三、明代后期两京的贸易与文艺
（一）商业贸易
翁正春在《皇都积胜图》的跋文中说“五方辏集，万货波荐”“应接不暇，往来缤纷”，自是一片繁盛之景。万历年间，北京的商业和手工业，除了典当等本多利重的行业外，还包括“网边行、针篦杂粮行、碾子行、炒锅行、蒸作行、土碱行、豆粉行、杂菜行[7]”等众多小本经营的行业，其数量，足足有132种之多。笔者认为，明代后期的北京城，其商贸状态仍属政治背景下的保障型商贸。在《皇都积胜图》中能够看到，络绎不绝的车马驮载着货物运往北京城，正如万历年间刑部左侍郎吕坤的《忧危疏》所言，“京师者，朝廷腹心之地也。……九门一闭，则煤米不通。一日无煤米，则烟火即绝。……虽有仓场，止足官军守御之用。”连接正阳门和内城大明门的棋盘街是当时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即便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8]的棋盘天街，相较于《南都繁会图》中的南市街也是逊色不少，从画卷中店铺的规格、招幌的式样等便可见一斑。
明代后期，南京的城市商贸则有着消费型的特征。尽管此时的南京不再是政治中心，但依然是“东南财赋之所辐辏”[9]，加之“其繁华佳丽，自六朝以来已然”[10]，南京作为南方的经济文化重镇是毋庸置疑的。“国初建立街巷，百工货物买卖各有区肆……如铜铁器则在铁作坊；皮市则在笪桥南；鼓铺则在三山街口，旧内西门之南；履鞋则在轿夫营；帘箔则在武定桥之东；伞则在应天府街之西；弓箭则在弓箭坊；木器南则钞库街，北则木匠营。”[11]在《南都繁会图》中也有所体现，“猪行”“羊行”“驴行”“鸡鸭行”“木行”“船行”等等，百货各有比较集中的专门营业场所。关于南京的商贸盛况，万历年间吏部尚书张瀚在《松窗梦语》中曾有论述，“（金陵）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南都繁会图》中“南北果品”“福广海味发客”“立记川广杂货”“川广云贵德森字号”“西北两口皮货发客”乃至“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等招幌都印证了明代后期南京商贸的发达。
南京之所以与北京有着商贸的差别，得益于其绵密的水上交通。“京师惟有潞河与海可以挽漕耳，且河势逆而海势险。南都则长江上下，皆可以方舟而至。且北有銮江、瓜洲，东有京口，而五堰之利，或繇东埧以通苏、常，或繇西埧以通宣、歙，所谓取之左右逢其源者也。自古都会之得水利者，宜亡如金陵”[12]，这也是“京师不若南都”的原因。《南都繁会图》中秦淮河上往来穿梭的各类船只，也是当时水运交通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