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转型期农民职业化教育再思考：内涵、困境及对策
丁远 吕承文 俞林
【摘 要】转型期，农民职业化教育是一个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关于农民职业化概念的基本内涵成为了实施教育措施的根本前提。农民能否从一种身份转化为一种职业，决定了农民职业化教育成本的成败。现实中存在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低、生产技能落后、缺乏合适培训机会等问题，致使农民职业化教育并未得到有效推行。鉴于此，提出了相关的对策与建议，可以考虑通过围绕农民职业取代身份的思路，在思想认识、加大供给、立法保障、配套措施等方面采取相关的行动，以促进农民职业化教育的质量与效率。
【关键词】转型期；农民职业化；教育；内涵；再思考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8）03-0046-05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缘起
1.农民职业化教育的理论背景
我国正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期，农民依然是农业发展的焦点，转型期农民职业化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目前，学界对农民职业化教育方面的研究颇丰，归纳总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
第一，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基本内涵界定主要在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民的职业培训等方面。陈遇春等（2003）转变了狭隘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观念，确立了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及培训在内的职业教育观，将其界定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王守聪（2013）提出农民职业教育是一种独立的教育类型，区别于义务教育、传统农业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2]
第二，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实施主体被认为是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吴锦程（2012）确立了农民教育供给过程中政府投入的主体性，农民教育的部分内容可有私人与第三部门参与供给，由此来提高供给效率。[3]马建富（2016）着重分析了农民职业教育供给制度中政府的主导地位及服务提供者、政策设计者、资源统筹整合者、质量监督评价者和环境营造者的多重角色。[4]
第三，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形式、方式取决于农民职业化的目标。吕德宏，李平女（2006）提出农民职业化教育应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相结合。[5]翁乃群（2009）提出农民职业化教育应该注重农民对教育的选择，职业化教育应更具“适切性”。赵晓兰，姚科艳（2013）提出了应从大众化科普性的应急式培训到分层次、有计划、按需求组织的培训过渡。[6]吴易熊，廖进中（2010）提出农民职业教育立法有利于保障农民职业教育发展。
第四，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实施背景及目的仍在于农民如何成为一种职业。程伟，王征兵（2011）强调新型农民的培育要回归农民职业化教育的本质，认识其在农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7]席东梅，马成荣（2012）提出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培养职业农民。何亚萍，惠圣（2016）提出农业现代化对农民素质发展有了更高的要求。
第五，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实际效果在现实中仍然不是那么理想。盛阳荣（2009）分析了农民职业化教育与培训中存在目标不明确、师资落后、经费投入不足、培训机构数量不够等问题。[8]张瑞红（2010）针对农民职业化教育存在的投入不足、教学模式落后等问题，提出农民职业教育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还需要农民自身的改进。[9]韩宏莉，刘文焕（2011）提出农民职业化教育困境包括农民思想落后、积极性不高、教育方式陈旧等内容。
总而言之，农民职业化教育促使“农民”从一种身份走向为一份职业，推动农民职业化进程，这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学界在农民职业化教育这一论题已有相当多的讨论，而对于农民职业化教育目标却并未有清晰明确的定论，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且需要深入探讨。
2.传统农民无法适应当下农业发展的新形势
现代农业发展表现为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操作全面替代传统农民的体力劳动，实现农业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这就要求农民掌握现代化的生产技能。此外，传统的小规模经营模式向规模化、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转变，这就对农民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对复杂市场，农民在规避市场风险的同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经营管理水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需要一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职业农民，这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条件。
农民适应当下农业发展还需解决身份认同问题，“农民”究竟是一种身份，还是一项职业？这也是亟需厘清的问题。根据身份认同理论，身份认同大概分为四类：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10]农民个体认同是农民个体与农村社会文化的认同，农村文化机构促使农民积极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从而实现农民个体认同。农民集体认同是农民集体需要选择这样一种农村社会文化，转型期农民职业化教育应该为农村社会文化发展培养人才、提供知识和技术资源，改变精英教育制度下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城市本位和城市导向。农民自我认同是农民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实现农民自我认同应该改变传统农民身份，农民社会地位、身份、观念上应达到其他职业的同等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不再意味着落后、保守甚至低人一等。農民社会身份认同是包括了农民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并与农民心理、身体体验相一致。
传统农民的价值观也存在一定的偏差，通过升学走出农村找到一份职业，摆脱“农民”身份或许是大多人农民内心所期盼的。而传统农民教育是城市教育的粗劣复制，并没有为农村发展提供知识与技术支持，农村教育变成具有主流地位和多元性的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进行改造的场域。[11]农村学校知识资源属于外来输入型，并不是躬耕山林的知识，在人才产出上是流出的输出型。而传统农民教育无法引导农民重塑职业观，并为其提供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所需要的专业知识、生产技能等教育服务。转型期农民职业化教育包括了农民价值观塑造等内容，改变农民在身份认同中存在的偏差。
二、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基本内涵
农民职业化将现代农民培养为职业农民，这是我国大力推进农民职业化教育的根本宗旨。
1.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实施主体
在农民职业化教育过程中，各级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依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实施主体。此外，转型期职业化教育体系中涉农企业、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日益成为农民职业化教育的重要实施主体，多元化的教育实施主体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服务给予农民更多的选择。
农民职业化教育就其产品属性来讲，并不严格具备公共产品的特征，但按照现实需求与供给方式来看，农民职业化教育应该纳入公共产品的范围之内。但农民职业化教育作为一项软公共产品并不直接反映农民的直接利益，且不能与农民自身需求完全契合，农民对职业化教育缺乏足够兴趣。针对农民职业化教育公共产品属性分析，政府依然应该保持这一产品供给的主导作用，确保农民职业化教育供给量不受影响。但目前农民职业化教育供给缺乏有效性，政府不再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唯一主体，应将市场、第三部门纳入供给主体之中，共同承担供给责任。这些涉农企业、志愿服务组织恰好能结合农民的实际问题提供相关的教育服务，有些需要农民付费参与，这也需要考虑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这部分产品在农民职业化教育供给中仍只能占少数。
2.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实施客体
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实施客体亦是教育对象，农民职业化教育应该按照不同教育对象来开展，而农民作为教育对象可以分成专业大户和科技示范户、回流农民、农村留守妇女、新生代农民[12]等，其中这些出生于90年代并立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新生代农民应该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他们大多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符合我国发展农民职业化的基本条件。
但将新生代农民作为未来新型职业农民来培育对象在实践中存在较大阻碍，一是父辈们的“脱农”思想希望他们通过升学走入城市寻求一份“非农职业”；二是受过良好基础教育，日常生活早已脱离农业生产，缺乏对农业生产经营的了解与兴趣。因此，农民职业化教育旨在帮助传统农民摆脱了“三低一少”（低素质、低收入、低地位，少文化）的困境，实现“农民”不再局限于是一种身份，更是一份“职业”的目标，且与其他职业相比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并得到其他行业的尊重与认可。
3.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实施内容
农民职业化教育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身份认同、职业观塑造、技能培训等内容，针对新生代农民这一群体的自身特点，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基本内容可以具体分为基础文化教育、专业技能培训、经营管理能力培养、文明礼仪教育、法制教育等几大类别。基础文化教育仍然是农民职业化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为农民学习其他专业技能、管理知识奠定了基础。专业技能培训主要包括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现代化农机设备的操作培训等内容。经营管理能力培养主要是提升农民的抗市场风险能力、规模经营能力等。文明礼仪教育是帮助农民提升自身修养、个人品鉴能力等。法制教育是增强农民的法制意识，学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能遵纪守法。
4.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实施方式
传统农民职业化教育实施方式主要是依托农业（职业）院校、农民技能培训机构、电大、夜大等机构聘任专业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教育方式比较单一。而推进农民职业化教育要实现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课程教材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相对接的局面。[13]此外，当前网络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农民职业化教育运用传统教育方式的同时，也可引入线上教育方式，即远程教育。
三、农民职业化教育的现状问题
总体来讲，我国农民职业化教育已有一定发展，在资金投入、配套设置、政策保障、宣传体系建设上有所作为，但农民职业化教育仍面临艰巨挑战，在充分认清教育困境的同时亦给予学界更多思考。
1.农民职业化教育的观念问题
在探讨农民职业化教育的观念问题之前先厘清我国农民自身存在的一些特性，包括“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精打细算的生活习惯，对政府强烈的依赖思想等。[14] 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直推行外向型的精英教育，城市本位的农村教育倡导的是“学而优则非农”的理念，通过升学走出农村的学生也是农村流失的优质人力资本。而留在农村的人就是被这一教育方式“淘汰”下来的，这部分群体大多是论农业生产技能不如父辈，论学习能力不如极少数已变为城市市民的农村精英，因此，他们会处于“农”与“非农”身份的混沌之中。
此外，反观我国农民职业化教育功利性色彩浓重，这种追求“公平理念”的大众化教学内容并不符合农村的社会文化，亦改变不了农民贫穷的生活，及农村落后的经济条件，快餐式的教学模式或许可以帮助农民暂时提升了相关技能，并未改变传统教育理念由城市导向转变为农村导向，真正扭转传统农村教育受益者主体性的缺失。而缺乏系统性、科学性、规范性的教育方式亦不能推进农民职业化的进程。
2.农民自身的文化素养问题
二十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迅速转移，农村居民人数由1995年的85 94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70.96%，缩减至现在的60 34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3.90%。农村居民高中文化程度由5.96%上升至10.01%，中專文化程度由0.51%上升至2.66%，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由0.10%上升至2.93%。[15]虽然农民升入高等教育学校的比例有小幅提升，但占总比数小。此外，如今互联网应用水平已成为我国居民文化素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据相关数据表明农村人口是我国非网民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非网民规模为6.42亿，农村非网民占60.1%，[16]农民互联网运用水平仍存在较大上升空间。
老一辈农民由于接受的基础教育较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不能很好地表达教育需求，大部分经济条件较差，生活水平也只停留于维持温饱。而出生于9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普遍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从二十年间农民居民文化水平的相关数据中也能看出我国农民的文化程度在日益提升。与老一辈农民对职业教育需求性弱的问题不同，新生代农民对自身需求有较为明确的了解，对投入职业化教育有较高的兴趣。
3.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培训主体问题
二十年内，农民技术培训学校由38.5万所骤减至8.2万所，专任教师由13.6万人减少为8.4万人。从农民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数、招生数、学生数几个指标来看，人数略有上升，并未有明显减少；但农民高等学校数与专任教师数却大幅度缩减。同样，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目前农民技术培训学校的在校生数、毕业生数与1995年的数据相比缩减了将近一半人数。即便如此，农民技术培训学校数的缩减比例大大超过了同年在校生数与毕业生总和的缩减比例。农民技术培训学校数严重不足，专任师资力量也极具匮乏，而一些涉农企业在农民职业化教育中并未发挥有效作用。
4.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培训方式问题
农民教育主要由政府来承担，政府既当“教练员”，又当“裁判员”，[17]容易出现越位、错位及缺位现象。政府仍然在农民职业化教育供给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但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多中心供给制度是有助于提高供给效率，市场与第三部门可以参与到农民职业化教育供给中来。有城镇就业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所需求的专业技能可以由城市及相关企业参与供给；致力于农业发展的新生代农民所需求的农业生产经营技术可以由农村社区、中高等农业院校等资源来供给。此外，转型期农民职业化教育環境较为紧迫，城镇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人力资本流失严重，谁来耕种土地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农民职业化教育的经费投入、基础条件配备、专任师资队伍建设都是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当前农民职业化教育更注重的农业技能培训，而大多都是短期、高频、盲目的培训并不注重教育的连贯性，在基础设施建设、师资力量培育、专业课程设置、政策保障等方面显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农民职业化教育并未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往的职业化教育并未成系统，也未能实质性地促进农民增收，进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因此，以往的职业化教育只能界定为是农民职业培训，而不能真正称之为农民职业化教育。
5.缺乏农民职业教育专职机构
纵观二十年我国农民职业教育机构发展，从农民高等学校、农民技术培训学校的相关指标获取数据进行相关分析。1995至2014年间农民高等学校的学校数由4所减少为1所，专任教师由145人减少为89人；农民技术培训学校由38.5万所减少8.2万所，专任教师由13.6万人缩减为8.4万人。[18]农民职业教育机构规模正在逐步缩减，与之配套的专任师资也在严重缩水。
农民职业教育机构发展面临的困境不由让人想到，如果将农民界定为专业技能岗位，而非一种传统身份，那么是否可以建立农民学院？农民职业化教育更需要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农民学院的建立或许可以综合现有职业化教育的优势，弥补现有教育体制的不足。
四、对策与建议
转型期农民职业化教育在农民职业化教育供给应坚持政府供给为主体的原则，满足农民职业化教育需求的原则，与农村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原则及关注公平的原则。[19]应以农村发展为导向的，改变外向型教育（精英教育）模式，兼顾“公平”的同时更应做到“适切”。针对当下农民职业化教育的现状问题，提出了几点对策。
1.转变传统教育观念
我国应转变城市本位的传统教育观念，由原本的农村人力资本输出型模式转为输入型模式，农民职业化发展不仅是社会需求，也表现为农民群众的个体需求。当前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受益者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其个体需求不再仅仅停留在温饱阶段，而主要是对现代先进的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经营方式、管理理念等内容的掌握，他们对于职业教育的需求强烈，公益性的教育产品已不能满足其个人需求，他们甚至愿意主动支付购买一些职业教育服务，农民的教育消费观也在逐渐形成。
2.提高农民文化素养
国家在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农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升人力资本的需求决定了农民职业化教育的总方向。一是应继续加强农民基础教育投入，尤其是帮助农民补充公共安全、法制道德方面的知识，这也和法治社会建设相契合。二是提升专业技能，加强农民技术培训条件，尤其在专职机构、专任师资方面的投入显得尤为必要。三是关心农民的身心素质，尤其侧重于心理素质（创新、创业、务农精神，思想道德）这方面，农民职业化教育应注重农民的创新创业意识，开设创新创业相关培训课程。最后，农民的现代化水平仍需要强化，包括分工程度、农机设备、互联网运用等。
3.转变职业教育供给方式
从供给主体视角，转型期农民职业化教育供给方式应由政府的单一供给模式逐步演变为多元主体供给模式，职业化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投入一些公共服务之外，应鼓励涉农企业、民间培训机构、志愿服务组织参与到农民职业化教育供给过程中。多元供给主体可以提供丰富的教育产品供农民选择，而农民也能针对自身需求找到更为适切的教育服务。
从供给方法视角，由传统的课堂教学向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方式转变。“互联网+”时代，运用互联网手段开展农民职业教育已然成为趋势，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有效充实农民职业化教育资源，农民可以不离岗、不离乡[20]地参与职业化教育。同时，农村现代远程技术也应同步发展，农民远程技术应用水平是我国农民职业化线上教育实施的有效保障。
4.完善法律保障体系
在完善农民职业化教育的法律体系上，我国虽在1996年就出台了《职业教育法》，其中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具体实施、保障条件有了相关的规定，但仍应明确《职业教育法》中对农民职业化教育供给主体的责任，细化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实施方式、培训内容，详细解释经费额度、经费使用情况。另外，在完善农民职业化教育的政策体系上，200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2011年教育部、农业部等九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2013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也提出了加强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及同年出台的《关于组织申报新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县的通知》都是推进我国农民职业化教育的有效举措。但我国仍应加强出台政策的连贯性，对于政策执行的预期效果也应作明确的说明。
5.强化配套体系建设
在资金投入上，加大对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基础建设，扩大办学规模，补充专任师资力量。尤其应鼓励涉农企业、社区、民间力量，给予他们资金上的扶持，进而充实农民职业化教育体系。在技术支持上，加大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普及计算机网络操作为农民提供远程教学服务。在宣传体系建构上，政府依然在农民职业化教育的宣传动员上占主导地位，涉农企业、第三部门也是宣传动员的重要主体，充分发挥他们的宣传动员力量。最后，加快成立专业职业教育机构，如农民学院，设置符合农民职业化教育的专业课程，做到农民的学与教师的教对接，农民的学与农业发展的需求对接，农民的学与农民的梦对接，這也是我国农民职业化教育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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