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定位与机遇
鲁佑文 刘思含 聂明辉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中国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承担着改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重塑传媒世界新秩序的任务。中国政府对新闻传播的理念与政策作出相应调整，中国主流媒体发展迎来史无前例的好环境和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主流媒体调整定位与传播观念、讲好“中国故事”等新挑战。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媒介环境下，中国主流媒体应把握好实际，主动担当起重塑传媒世界新秩序的责任，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与中国实践，并努力兑现中国政府对中国主流媒体及其报道的新期待。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主流媒体;定位;机遇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足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视程度。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背后蕴藏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历史和现实的参考下构建新世界主义的战略理念。“一方面，它承接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一家（《礼记·礼运》）的内敛、非战的思想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同欧洲世界主义启蒙理论相融相通、彼此契合”[2]。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人民公器，应如何面对自身的重新定位，又有哪些机遇和挑战？本文将围绕这两个主要问题展开讨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和理论基础
“共同体一词源于古希腊语Koinonia，原意是指团体、同盟、关联等。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语境中，城邦有共同体之意，城邦里的公民相互合作共同生活，此时的共同体具有较强的人文色彩”[3]。中国提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最早见于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其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趋势。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正式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得到中国党和政府的正式表述。随后，在习近平的几次重要对外出访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词语被反复提起。其中人们普遍认为，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作了详细描述，即“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5]。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就是希望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同时，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也给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并不是凭空臆造，其背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追根溯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脱胎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仁”的思想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思想。
（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天下大同”“仁”的思想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家、道家以及墨家思想中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如《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达则兼济天下”等。儒家始终把全人类都当作关怀的对象。道家也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卦·彖辞》）。这句话强调通过调和矛盾和冲突达到“太和”，实现国泰民安。墨家则有“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墨子·法仪》）。可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对全世界共同发展，进而实现天下太平的愿望一直都存在。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也是对马克思有关社会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将自由人联合体作为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不再是作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置于共同体成员的共同控制之下。在这一关系下，不再有尖锐的阶级对立，成员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6]。马克思认为社会共同体发展过程中要经历“抽象共同体、虚拟共同体”，最终才会走向“真正共同体”。从目前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依然是相对独立的存在，虽然出现了欧共体，但是整个世界从本质上说依然孤立分散。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实质上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现实依据与中国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也有现实因素的考虑。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政策证明了关起国门搞建设是逆时代之举。新时代的中国不仅在经济建设上需要与各国往来，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将更多的“中国制造”推销出去，把更多的外资“引进来”。同时，中国文化发展也需要更好地与世界各国其他文化交流，促进各自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繁荣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中国的政治文明也需要借鉴人类政治历史上的得与失，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政治文明提供参考依据。中国发展需要世界，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不仅可以推动“一带一路”的顺利进行，而且可以让各国共同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来。
其次，这也是“全球化治理”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今天的世界早已变成了麦克卢汉预言下的“地球村”，互联网更是进一步突破时空障碍，将每一个个体变为原子化存在。然而这也带来了网络犯罪、恐怖主义活动越发猖獗等问题。显然，这些问题仅靠一国之力不可能解决，而是要实施“全球化治理”。此前中国曾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即“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的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7]。意思就是各国应暂时放下分歧，携手共同加入到网络全球化治理之中。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也是期望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理念来实现全球化治理。
最后，是生态有机体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性议题，特别是在当前全人类面临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枯竭、臭氧层耗竭、海平面上升等生态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生态有机体的整体利益出发，把人类发展与生态系统紧密结合起来。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前提下推进人类发展，在人类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生态系统，实现人类与生态的协调发展”[8]。
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者和倡导者，同时也用实践证明了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作出的努力。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五年中使6000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4%以下，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中国虽然是拥有较强军事防御力量的国家，但从未侵略他国，而是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上更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对中国主流媒体及其报道的新期待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媒体的任务可谓任重而道远，特别是中国的主流媒体。处于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主流媒体，既要重新掌握国内话语权，又要提升在海外的“议程设置”能力。具体来说，目前中国主流媒体需要进行重新定位，此外还面临着新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的定位
中国主流媒体具有一般新闻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有较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此前，中国的主流媒体也曾开辟了一些国际节目，如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CCTV-4）的《今日亚洲》《华人世界》《中国文艺》等，其主要受众瞄准的大部分是海外华人华侨，在传播的内容上也主要是对中国文化的输出，这与中国主流媒体的传统定位有很大关系。在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的定位应是“内外兼修”，对内继续保持其主流地位，对外发出中国“新声音”，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倡议主张的认同。“中国传媒必须积极有效地为新世界主义的国际传播提供全方位、多渠道、全媒体服务，使其尽快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大众理解与接受，成为全球共识与行动”[9]。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中国主流媒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能够获得一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机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西方传媒业遭到沉重打击，世界新闻传媒业“西强我弱”的传统格局有望被打破。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举措，大大改善、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国家实力的增强、国家形象的提升，自然也给传媒业形象塑造与提升创造了极好的机遇。在过去几年间，西方媒体正面引用中国媒体的信息和资料的数量呈上升态势即是明证。其次，中国政府及有关管理部门对新闻传播的理念与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为媒体“强身健体”、科学发展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好环境。从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明确规定及时发布信息是“常态”开始，中国政府还在县级以上政府和中央、省级各管理部门全面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并规定新闻发言人不得欺騙传媒，也不得用“无可奉告”搪塞记者。2009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和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对中国主流媒体来说，也充满了新挑战。首先是传播观念的重新调整，“如果一味强调发出‘中国声音，而忽略了‘中国声音中的公共性，忽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其他成员的利益诉求，我们的声音可能就成了‘独唱而不是‘合唱，仅仅靠‘独唱无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其次就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近些年“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甚嚣尘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容易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是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又一大挑战。
四、中国主流媒体在重塑传媒世界新秩序中的责任与担当
在经历金融危机、世界政治格局改变等一系列事件后，由西方传媒主导的传媒世界也发生了改变。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深入的进程中，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倡国，中国主流媒体有必要在促进亚欧非经济合作、与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和文化交流特别是在推进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进程中发挥其独特的媒体形象塑造和预警功能，并在中国日益崛起过程中为协调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处理中西文化摩擦发挥其解释功能。
一是正确塑造、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传媒形象。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传媒形象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主流媒体应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报道真实的“中国故事”，注重新闻话语的专业追求与表达，摒弃“宣传调”“宣传腔”，传播中国一贯奉行的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努力消除“中国威胁论”;传播中国在减少碳排放、履行2015年在巴黎气候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努力树立起负责任、与全人类休戚与共的中国大国形象;对于那些不符合国际传播潮流的报道，一定要改正;对于那些容易在跨文化传播中引发误读之处也应当注意避免“授人以柄”;应讲究报道艺术，善于运用事实来表达中国主流媒体的观点和立场。
如在2019年香港反修改《逃犯条例》事件中就很好地通过事实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维护“一国两制”和香港稳定繁荣的坚定立场。综上所述，中国主流媒体要有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敢于并善于发出“中国声音”，积极争夺国际传播话语权。在报道国际新闻时，则要勇于与西方主流媒体同台竞争，不仅要敢于开“第一腔”，迅速及时地作出反应，而且要“以我为主”做出深度解读。比如在中美贸易战中，主流媒体利用独家新闻资源，对中美贸易战根源、本质与危害做出全面、深入分析与报道，让全世界认识和了解“美国第一”“美国再次伟大”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本质。
二是要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及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等提供智力支持、决策参考和风险预警。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倡议，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响应，是促进亚欧非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主流媒体应秉持“监测环境”“协调社会”“传承文化”等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这个国际大战略框架下，为中国与亚欧非各国的发展战略、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对接，特别是在推进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进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传媒作用与功能。
各级主流媒体应当充分发挥其“监测环境”的功能与优势，为国家、各地方、各企业主体的投资提供沿线国家的重要资讯和政策预警信息，为其进行适时、合理、科学决策提供重要的资讯与舆情参考，以优化投资，并预防、减少甚至化解投资风险。各级主流媒体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可以积极、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各地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为沿线国家更好地认识、了解中国文化，加深中欧非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互鉴起到沟通、桥梁连接作用。各省份的主流媒体可充分传播所在省份的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以促进各省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与相邻国家加强互动合作。比如中国的西北地区，可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三是主流媒体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要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做好协调和解释工作。中国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在不断拓展与深化对外关系的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传统主流大国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必然不断增加。主流媒体作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在配合报道国家或政府的对外重大战略决策和行动计划时，可充分发挥好媒体释疑解惑、消除疑虑和缓解焦虑的社会功能，在对外关系与利益调整上做好润滑与纽带连接，使其尽可能趋利避害，避免四面出击，树敌太多——在处理对外摩擦上既坚持总体原则，又讲究斗争策略。比如，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落实巴黎气候协定和中美贸易冲突过程中，主流媒体应表现出能为国家做出协调与解释的大智慧大谋略的国际传播水准，为国家争取战略主动、战略调整和灵活变通，赢得国际社会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尊重。在发挥传媒的解释功能时，主流媒体要恪守客观性、平衡性，避免给外界留下“中国政府的跟屁虫”的口实。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与外部世界有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主流媒体应从历史、文化传统与价值观角度做些深度思考与解释，以获得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理解、同情与支持，缓解或逐渐消除中国“威胁论”。
四是主流媒体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与沿线国家媒体间的互动，提升中国主流媒体的国际合作传播能力与水平。截至2019年4月，共有86个国家的182家媒体确认加入“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25个国家的40家主流媒体应邀成为联盟理事会理事单位。[11]“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热门的词汇，更是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下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与沿线国家“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寻求合作与共同发展的行动路线图。[12]在这一国家发展战略下，中國主流媒体可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媒体在人员交流、开展活动、内容交换、产业运营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互派人员进行交流与培训，掌握对方国家语言文化和国情，熟悉对方媒体编辑方针与原则，知晓对方媒体生存与发展环境，了解对方媒体市场与经营状况，这样可以为本国主流媒体培养精通该国媒体实务与媒体运营的国际合作传播人才。
中国主流媒体还可以与沿线国家的各类慈善组织、公益性组织等机构合作举办公益性活动，帮助当地弱势群体、关注儿童成长，提升中国主流媒体在沿线国家中的良好口碑与树立负责任的媒体形象，释放和彰显中国和平、友好和善意，消减中国“威胁论”，为下一步与沿线国家在媒体实务层面的合作筑牢形象基础。中国主流媒体可与沿线国家的媒体进行媒体内容交换与输出，互相进入、落地各自国家的主流媒体，以各自各具特色的媒体内容影响各自国家的人民，形成民意相通、文化相通、商品流通、资金融通的媒体良性外交格局。
中国主流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的合资性产业运营近几年已纷纷展开，走向了媒体间的深度合作。比如，2014年，国家广电总局启动“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中国影视剧本土化语言译配”“丝绸之路国家大型媒体品牌活动”“丝绸之路影视精品创作”和“沿边境省区广播影视走出去”等17个项目立项，为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的广电媒体合作提供了众多契机。[13]2016年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成立“丝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共同体成员目前已达到41个国家、68家媒体机构，中国优秀电视节目纷纷被译制成近20种语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播出。[14]2014年，云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云视传媒集团与缅甸影视管理局合拍电视连续剧《舞乐传奇》;广西电视台与柬埔寨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电视台共建了《中国剧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新时代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符合各国发展要求的概念，其核心就在于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环境。中国主流媒体作为塑造、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的主力军，应运用多种手段，展开立体式传播战略，在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同时，正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在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携手共进，共同发展，为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应有的作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微博民间舆论场发育、构建与风险规避研究”（16BXW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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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带一路”新闻合作搭建新平台，各国主流媒体负责人纷纷点赞[N].经济日报，201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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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车南林，蔡尚伟.“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广播电视媒体合作历程[EB/OL].www.sohu.com/a/163336434-157267.
[14]“一带一路”上的媒体合作与深度融合[EB/OL].media.people.com.cn/n1/2017/1108/c40606-29632871.html.
（鲁佑文为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思含、聂明辉为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硕士生）
编校：王志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