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迹考略》手稿背后的故事
俞兆娜
1933年隆冬，时近寒假，燕京大学历史学二班的大二学生侯仁之战战兢兢地向历史老师洪业教授递交了自己的第一篇学科论文——《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迹考略》。体验过老师近乎严苛的治学风格，不知道这篇习作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侯仁之的内心惴惴不安。
侯仁之先生出生于1911年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抱着“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给社会治病”的思想，于1932年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32年9月开学季，典雅深沉、美轮美奂的燕园早已做好了迎新准备。那一年学校迎来了789名新生，侯仁之就是其中的一员，并被安排住在男生宿舍六楼。[1]在燕京大学这些年间，侯仁之遇见了对他一生治学方向影响至深的洪业教授。
洪业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曾被称为“燕京大学最重要的教职人员之一”。[2]洪业老师在燕京大学主要给二年级以上学生教授初、高级史学方法，远东近代史与历史教学法等课程。侯仁之大二那年，就开始上洪业老师的“初级史学方法”课程，学习用历史批判性思维进行史料分析，学习科学论文写作，同时也进行演讲练习等。[3]
转眼之间学期已过半，某个周三下午，洪业老师像往常一样走进历史课堂。他说，期末临近，要求每位同学写一篇论文，论文得分即是这个学期的学习成绩。说完，便在黑板上写出了“茫无涯际的大题目”，诸如“历史上最爱藏书的是谁？”“中国第一个造墨的是谁？”然后一一分给同学们。侯仁之和邻座同学领到的就是上述两个题目。[4]与“历史上最爱藏书的是谁？”这个主题初次见面，侯仁之心里一片茫然，幸好老师留下一句话“自己到图书馆去查”。他便钻进了书海，翻阅着与主题相关的书籍，细心记录着每一个线索和每一条有价值的信息。每周三下午回到课堂，洪业老师都会让同学们当众汇报研究进展，并回答各种问题。为使自己少走弯路并得到老师的亲点，侯仁之经常在周末的午后前往燕南园54号院拜访洪业老师，向老师求教。洪业老师敞开家门，欢迎学生们到访。对于侯仁之来说，那是一段特别的时光。往日他只是在拜读洪业老师的文章及课堂上聆听老师传道授业时，远远地看着老师，暗暗表达自己敬佩之情，然而这一次写作训练，竟有机会与老师近距离接触，他格外珍惜。
经过不断地搜寻、查找，以及对重点人物进行對比和研究，侯仁之发现明朝学者胡应麟最符合“最爱藏书者”这个头衔，得到老师同意后，他就将这个人物的来龙去脉付诸笔端，并定题名为《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迹考略》。在写作过程中，侯仁之丝毫不敢马虎，查找了诸多第一手资料，详细标注每一个引文与信息的出处。不知几易文稿、几遍誊抄，终于画上句号，在封面署上姓名和学号“32053”后，将17页燕京大学稿纸交给老师。
等待的时光是焦灼的，等来的会是什么呢？当侯仁之再次取回自己的论文时，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在文末看到了老师用毛笔写下的两个字评语：佳甚。可见，老师对自己的文章是肯定的，是欣赏的。对于一向对己对人都严格要求的老师来说，这两个字已经是特别高的褒奖了。初次写作便得到了老师的首肯，侯仁之顿觉欢欣鼓舞，他视老师的评语为至宝，决定用这两个字激励自己不断向学术高峰攀登。
通过这次作业，侯仁之先生与洪业教授之间亦师亦友的情谊才刚刚拉开帷幕。或许当年在洪业老师看来，侯仁之孺子可教，以至于后来在侯仁之本科、硕士论文的写作中，以及走上历史地理学专业的治学道路，都毫不吝啬地对他加以指点与帮助，为他指明了人生的方向。
侯仁之不会忘记1938年春天的那个早上，家中铃声大作，竟是洪业老师打电话让他过去一趟。想着定有要事的侯仁之匆匆赶往老师家。“我进门后刚一落座，他就突如其来地对我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侯仁之在《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再记我师洪业教授》中回忆道。在侯仁之茫然之际，洪业老师压低了声调解释道：“你应该到外国去专功（攻）历史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名气不如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进历史地理学的领域里去。”[5]老师的一席话最终决定了侯仁之一生治学的领域。
侯仁之还深深记得在赴欧洲求学前，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遭日军封锁，多名教师和学生被捕，其中就有洪业与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侯仁之。不管是关押在狱中，还是后来缓刑暂居天津期间，洪业老师都非常关心侯仁之的“气节”。他通过口信或书信向侯仁之表达了内心的期望：不能暴露送学生去大后方之事，不可为敌伪机构工作，不要收受敌人的礼物，不许为保命而自行离开津门，宁可死也要让燕大人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死的”，并鼓励他拿起笔做学问。在洪业老师的鼓励下，侯仁之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天津聚落之起源》的写作，寄给老师进行汇报并恳请写序，洪业老师虽拒绝写序，却在回信中称呼侯仁之“任之贤弟如晤……”亲切之感，如沐春风。在栖居天津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中，侯仁之也把洪业老师的精神传递给他在天津工商学院执教期间的学生们，他寄语1944年的毕业生时如此说：“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牺牲。”[6]
洪业教授于1946年赴哈佛大学讲学，后一直定居于美国。侯仁之在1980年3月赴美国讲学期间，专程前往洪业老师的寓所看望并逗留了几天，畅叙阔别，每晚聊至深夜。时年87岁的洪业老师还在研究手校明初刻本《通史》……没想到那一次拜访竟是侯仁之聆听洪业老师的最后一课，老师于当年12月22日因病逝世。在这之后，侯仁之撰写了许多回忆老师的文章，对老师的敬意、爱戴与感恩跃然纸上。
当晚年的侯仁之被问起燕京大学的生活，他总是念念不忘洪业教授影响自己生活和专业的巨细之事，《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迹考略》这篇习作的写作过程也是侯先生常常提说的。侯仁之称是“初级史学方法”课程引导他“走上了治学道路的第一步”，而这一次学科论文的写作是他“学术训练的第一课”。从1934年初定稿直至2013年故去，侯仁之都一直珍藏着这篇习作。岁月沧桑变幻，纸张早已发黄变脆，但那份起初的鼓励和赞誉却久久回荡在他的心间。如今，这份跨世纪的手稿，已于2015年由侯仁之的家属向北京市档案馆捐赠，成为馆藏侯仁之档案资料中的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
注释：
[1]燕京大学教职员与学生名单，1930-1932，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馆藏档案，档案号G011-308-4750
[2]洪业往来信件，1930-1936，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馆藏档案，档案号G011-337-5157
[3]燕京大学文学院公告与报告，1932，1934，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馆藏档案，档案号RG011-314-4809
[4][5][6]侯仁之著《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再记我师洪业教授》，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ZHJ216-001-151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