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遇见未来:国庆档主旋律电影考索与拓新

    徐梁

    

    

    当前,面对“全球化、媒介融合、国家需求”[1]的影视艺术发展新环境,也随着国内电影市场的不断升温,国产电影的创作理念与营销策略面对新环境也在不断进行适应与突破。从题材视角的丰富化,创作类型的多元化到院线档期及观影主体的细分化等等,这些都助推了国产电影的快速成长和崛起。其中,国庆档作为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电影院线黄金档期,背靠严肃重大的仪式性政治现实,依托全民欢庆的情感化社会语境,于日渐成熟和火热的中国电影市场之中,正在快速发展成为一个以现实主义类别题材、浪漫主义叙事手法,爱国主义理想信念为主导创作理念的主旋律电影特色档期。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庆档主旋律电影呈现出了新的创作理念和趋势,同时也潜在着艺术创作理念上新的发展思路和空间。

    一、主旋律电影与国庆档期的文化共振

    主旋律电影的口号最早出现在1987年3月,电影局在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2]。口号的提出旨在强调和推行以弘扬革命历史传统与主流价值文化为核心的电影创作思路与发展理念,尽管到目前为止对于主旋律电影的概念没有较为统一的规范界定,但无论业界与学界都对主旋律电影自觉而广泛的形成了一种饱含家国情怀,推崇主流价值规范,弘扬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范式。

    溯源“国庆档”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明晰国庆档与主旋律电影的联袂过程与发展脉络。从2004年成龙电影《新警察故事》开始出现的“黄金周”档期概念,到2006年电影市场“十一国庆档”概念的正式提出,到2008年电影《画皮》以过亿票房首次形成了强烈的黄金周电影市场号召及国庆档期效应,再到2009年一部由阵容空前庞大的明星团参演的史诗级献礼片《建国大业》首次形成国庆档主旋律电影的,中间历经十年各类型题材国庆档电影争芳献礼,最后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档期主旋律电影的强势回归与所引发的观影热潮。可以说,国庆档初生至今的16个年头,主旋律电影从市场补位角色走向中心位置,从单一政治性题材聚焦走向开阔历史性类型叙事,从宏大历史事件与伟人的高瞻视角走向日常平民英雄的生活化多元面向,取得了艺术创作理念上的不断突破与创新,同时也得到了国庆档电影市场的热烈反馈——以《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三部主旋律电影为主导的2019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累计超过50亿元,迎来了国庆档主旋律电影的高光时刻。

    纵揽近11年跨越两个整十周年国庆档的主要院线影片的统计数据来看,我们越来越清晰的发现和辨别出,国庆档正在加速形成一个开放式的主旋律文化圈。圈层中心即是指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信念坚守与情感理想追寻,圈层之中聚集着中华传统人文精神价值的理性规范与价值导向,圈层外延还在不断吸引与附着着不同文化圈层之间对于主旋律文化所辐射的人类共享精神价值的认同与共鸣。

    二、主旋律电影艺术创作的突破与创新

    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献礼,2019年国庆档集中上映了三部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它们对主旋律命题的丰富性表达,给主旋律电影艺术创作带来了诸多新鲜尝试,无论在题材选择、类型细分、主题诠释、叙事视角和手法等方面都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突破与创新。

    《我和我的祖国》用七个不同主题的故事段落——《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构成了整部电影的主旋律内核。《前夜》讲述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夜为保“万无一失”,成为了升国旗电动装置设计负责人林治远惊心动魄的未眠之夜;《相遇》讲述1964年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为排险核试验而深受严重核辐射的普通国防科技工作者高远,保守国家秘密隐姓埋名奉献了青春与爱情;《夺冠》讲述1984年中国女排勇夺奥运会冠军,收获世界大赛三连冠之际,小小少年冬冬为弄堂邻里能够正常收看比赛直播而舍己为人令人动容;《回归》讲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为确保交接仪式上五星红旗升起时分秒不差,升旗手、护旗手、外交官以及普普通通香港市民的坚守与期盼;《北京你好》讲述2008年百年奥运梦圆之际,北京“的哥”把为儿子当做生日礼物的开幕式门票最终送给了汶川地震幸存孤儿;《白昼流星》讲述2016年祖国繁盛发展,神州登天与脱贫攻坚齐聚力,勾连起人的志气与希望;《护航》讲述2015年大阅兵王牌女飞行员吕潇然替补侯位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攀登者》将视角聚焦20世纪60年代中国登山队队员首次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为国争光的涉险征途。《中国机长》则是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特情真实事件进行的改编,讲述了万米高空之上生死时刻、惊险之旅,展现了一个中国机长所代表的一代中国人民前进航程中的英勇气概与奇迹缔造。我们可以看到,《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三部电影的主旋律艺术创作充满了敬意、诚意与创意——对家国传奇历史节点与切面的崇高致敬,对普通平凡人卓绝奋斗历程的忠诚写照,呈现了不同以往的震撼与精彩。

    整体看,从2009年国庆档的《建国大业》、2011年国庆档的《辛亥革命》,到2016年国庆档的《湄公河行动》,再到2019年国庆档的《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较为清晰的展现了国庆档主旋律电影艺术创作的理念创新转变过程。相较以往的经典主旋律电影,2019年国庆档的三部电影在故事题材的选择上逐步从开天辟地的重大历史事件节点转向选择历经传奇实现家国梦想的现实生活真实切面,将重大历史事件从以往的叙事主景转变为叙事背景,从历史伟人与家国伟业的仰瞻视角转变为普通平凡人的平近视角,从丰功伟业的伟大胜利主题转变为家国奋斗进程中的圆梦成功主题,从注重集体记忆的共性体验转变为注重个体情感的集体共鸣,从偏重激情火热的现实主义忠实叙述转向偏重温情动人的浪漫主义诗意描绘。

    三、新时代主流价值的影像增值与表达

    过去一段时期内的主旋律电影创作,不单单是国庆档期上映的电影《建国大业》《辛亥革命》,包括非国庆档期上映但同样具有重要庆典节点意义的主旋律电影《建军大业》(2007年8月首映)、《建党伟业》(2011年6月首映)等,大都将国家和民族的標志性重大历史、政治事件以忠实献礼的基本理念进行艺术创作并搬映银幕。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电影所艺术化建构的历史史实影像空间都是恢弘而壮丽的,震撼而写实的,但其所营造的情感空间却是有距离感、年代感和强烈影像仪式感的红色岁月情感印记,面对当下以90后、00后为主流观影主体的电影市场,从艺术接受与传播意义上讲,并未更加充分、更广范围的获得主流观影主体与主流历史叙事之间的情感共鸣。

    在近年来的主旋律电影创作中,尤其是2016年国庆档主旋律电影《湄公河行动》,包括近年来非国庆档期上映的如《战狼2》(2017年7月首映)、《红海行动》(2018年2月春节档首映)等主旋律电影,在电影主旋律的把握和拿捏上进行了大胆尝试和新突破,最突出的特点是商业类型片的叙事规律和手法被合理运用到了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当中。国家形象的影像构建不再局限于呈现开天辟地的历史正史大事件,也很少出现类似历史教科书般严谨、严肃的史实叙事,取而代之的是在当下社会政治新闻事件中进行故事的取材与改编,取材新闻事件对象不再局限于对伟大的、革命性的事业胜利的聚焦,而是更加放眼于充满戏剧张力的矛盾叙事,在对危机任务的应对与最终解决之中展开对主流价值的建构、维护与宣扬。《湄公河行动》取材2011年真实发生的“湄公河惨案”;《红海行动》根据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改编;《战狼2》故事主线同样取材海外华人撤侨真实事件。这些真实事件背后蕴含的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硬核展示,更是国家意识与主流价值观的赤诚书写与重温。

    回到2019年国庆档三部主旋律电影的视野中,无论是《我和我的祖国》中演绎的共和国七个闪光的历史时刻切面,还是《攀登者》中涉险克难完成珠峰登顶壮举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亦或是《中国机长》对取材川航真实新闻事件的灾难重现与危机化解,都非常明确的将视角转向了平凡人物之中的不凡经历,日常化叙事中的非常化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我和我的祖国》七个故事中的平凡人,设计师、科研人员、小学生、钟表匠、警察、外交官、出租车司机、基层干部、女飞行员等,正是用他们的热爱,他们的坚守,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纪律,他们的品格,见证着、参与着、书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卓绝奋斗的发展史。

    应当说,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点,中国电影人这些可贵艺术创作理念的探索、转变与革新,不仅找到和适应了与时代、与人民进行深入沟通与对话的方式,同时促进了“文化双主流现象”的有效和解,也最终达成了主流价值与主流观众的双向对位与融合,实现了主旋律电影在更高程度和更广范围上所收到大众的理性接受与情感认同。并且,在达到电影主旋律的价值高点的同时,也迎来了面向未来进行影像书写的价值拐点和想象空间。

    四、主旋律电影的未来书写与文化空间

    从历史书写转换到未来书写,不仅是电影需要考虑和探讨的时代命题,同时也是所有文艺创作的时代之问。何以在历史中遇见未来,怎样在现实语境中关照未来发展,这是主旋律电影在充分进行历史书写的基础上,需要关注和实现的未来书写诉求。2019年春节档鼎沸电影市场的科幻题材主旋律电影《流浪地球》实验性的交出了一份关于未来书写的电影答卷。历史的深沉是为了未来的轻盈,而非繁复又厚重。我们的主旋律电影面对历史书写满怀极大的热情,然而,面向未来书写却缺失应有的才情。支撑我们未来书写的不仅是我们面对历史的自信和面对当下的自信,更有连接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文化自信作为智力和情感支撑。过去我们的主旋律电影极少参与国土以外的空间,极少关注历史和当下以外的时间,我们的时空书写貌似不善于“搞扩张”,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种艺术创作上的文化侵蚀和野蛮妄想,相反恰恰是一种胸怀家国天下、心系未来发展的文化自信和关照。我们愿意看到主旋律电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突破时空的可见、可触边界,用历史书写未来。当然,书写的过程同时也需要我们基于受众的视角进行创作和思考,从“好看”的视听动力出发,让主旋律的未来书写更加“有种、有货、有料、有趣”[3]。

    此外,当前主旋律电影中,面临着围绕意识形态空间重复徘徊的创作理念陈旧问题。对历史的解读和呈现,允许我们无止境的“复读”,但这对于电影艺术来说,对主旋律的价值建构来讲毫无意义。现实中在政治社会与经济社会发生的一切历史,对于电影,都应当以文化视角进行重新审视和创作。人类精神价值内核的代代传承在于文化的实现与超越,因此我们的主旋律电影在今后的创作中,必然要从意识形态空间的重复阐释走向文化空间的无限想象与创造,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未来的必然。

    参考文献:

    [1]胡智锋.十八大以来中国影视艺术发展纵览[ J ].现代传播,2018(1):96.

    [2]转引自黄会林,刘藩.传统民族精神与主旋律电影[ J ].电影艺术,2017(6)1:10.

    [3]胡智锋.主旋律电视剧,怎样才能拍得好看?[N].文汇报,2017-12-1(11).

    【作者简介】 ? 徐 ? 梁,男,山東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传媒艺术、网络文化、影视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主流媒体内容生产研究”(编号:19JJD8600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