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当代价值
赵小成 殷丹丹
【摘 要】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始终坚持正确的教育管理方针，理论联系实际，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抓思想、抓作风，照镜子、挖根子，牢牢抓住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群体，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干部基础。细究当时的干部教育方式，从中可以影射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系列举措，对进一步加强干部教育，提高管理能力，优化人才结构，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中国梦”具有深刻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延安时期；干部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4-0013-02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从成立那天开始，便非常注重自己的干部队伍建设。对于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如果没有一群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领导干部作为表率的话，那么，共产党亲民爱民的形象就会蒙上阴影。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而建设伟大的事业，则需要一批批前赴后继的人民公仆去承担责任。可以想象，在一个数亿计人口的大国里面，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离不开广大干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纵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延安时期在抗战救国和创建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氛围下，干部教育也做得有声有色，始终坚持德才兼備、任人唯贤的整体思路，在干部的培养管理、业务水平、理论教育等方面都有全面的培养模式，取得了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从而有效地保障了抗日救国大业的顺利实现。
一、干部教育的措施
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就曾指出：“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 ，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是不行的”“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一）加强与丰富干部教育方式方法
由于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对干部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发展异常迅速。中央和边区政府创办了形式多样的干部学校，大到理论性很强的高等院校，小到各种实用技能学校有30多所，这些学校形式多样，几乎可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延安这个大熔炉里，有这样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学校是非常难得的。
同时中央也非常注重在职干部的教育，我们党的干部大多出身工农，个个“泥腿子”，文化水平低，甚至文盲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干部日常要从事繁忙的工作，几乎90%以上的干部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为此，中央先后发布一系列指示和决定，如在《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说到“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并且1940年中央书记处指示到“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者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随后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将领导干部学习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同时也规定了考核方式，作为硬性制度固定下来。提出要达到“提高文化水平，培植科学基础，加深政治认识，充实生活职能，增强工作能力”。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在职干部教育的方针和内容，从制度方面予以重视和保证。
（二）健全与完善干部管理制度
为了保证抗战救国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对广大领导干部实施有序地管理显得尤为重要。1942年，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建立统一的干部管理组织。随后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等法规，把干部教育管理纳入了法制化轨道。条例规定设立专职干部科，处理日常行政工作，专人专职负责。增强了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了解，以便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做到人人尽其所长。
（三）把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
无论是脱产干部还是在职干部，都规定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明确目标，坚定理想信念。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为此，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专门授课，加强思想品德的教育。同时又积极倡导廉政作风建设，大力扭转行政人员的不正之风，从细节入手，从一点一滴入手，同歪风邪气做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深知“作风是政党性质的集中体现，而干部作风是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外在反映，是干部党性修养、政治品质、道德境界的具体表现”，作风建设刻不容缓。而对存在的官僚主义，“一是开窗子，透空气；二是开动机器，动脑筋；三是照镜子，挖根子；四是有功赏，有过罚；五是发扬民主，严守法制”。通过上述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使陕甘宁边区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边区人人心情舒畅，风清气正。
（四）发动广大群众监督干部用权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为了强化监督机制，在各级行政单位设立监督委员会，随时可查察行政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同时在各重要交通口设立举报箱，人民群众可随时举报行政人员的失职行为。此后，随着政权机构的健全，边区又实行了“三三制”政权，根本目的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党外人士积极参与进来，对党员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为了监督的有依有据，边区政府先后制定并颁布了有关监督干部的法律条文，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职权范围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是1943年制定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从根本上诠释了行政人员的操守。此外还有配套的考核奖惩制度，通过每年考核，促使干部积极向上。创新干部交待制度和检查报告制度，鼓励他们积极向组织进言献策，加强个人与组织的联系。同时要求干部报告工作时具体真实，不要空泛议论，随时检查，发现问题，给予积极解决，总结经验，打破“怕民主”“怕放手”的错误认识，发动群众，提升工作效能。
二、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影射价值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朴素作风，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广大大党员干部提出了新的期望，同时中央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当严格的条令条例，切实加大了对人民公仆的监管监督力度。尤其是牢牢扭住主要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打虎拍蝇取得积极实效，党风政风明显好转，法律法规的敬畏感和存在感得以重新树立。新时代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风气渐渐浮现，这一切都得益于党中央牢牢扭住党员干部这个主体，尽心尽力地为百姓谋实事、谋幸福。
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注重干部教育， 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培植体系。科学运作，形成终身学习机制，加大各类干部教育投入力度，造就一大批能上能下，能里能外，治国理政的专家能手。注重管理教育水平的提升，领导干部进得去、学得来、悟得出，使得管理教育实效在随后的工作中显现出来。借鉴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方式，规定具体的学习课时，学习时间，同时也要量身定制具体的考核方式，优则奖，劣则惩。建立长效问责机制提升干部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力争广大党员干部能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2]的好干部标准。
注重作风建设，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任何情况下，作为人民的贴心人，立场不能变、宗旨不能忘、使命不能丢。从延安时期的“开窗子 透空气 照镜子 挖根子”到十八大以来的“照镜子 正衣冠 洗洗澡 治治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生动活泼而又不失严肃认真。深入推进作风长效机制建设，以抓带转，以转促立，着力抓好作风建设这个关乎全党生命的风向标，常抓不懈，抓出实效。
加强思想建设，着力从思想上正本清源，立根固本。拧紧“总开关”，开发“新思路”，加快“驱动力”，突出理想信念的重要性。讲政治、顾大局、凸核心、谋实效，积极引导领导干部投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去，在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历史潮流中彰显人生价值，以真抓实干的姿态赢得党心民心。
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各级干部必须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中央的各項规定，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形成“头雁效应”，带动下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践行落实法规政令。从中央高官到普通党员，都要一视同仁，勿自持高大，目中无人。从延安时期中央对“黄克功案件”的处理突显“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3]到十八大以来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案件”处理，说明打虎拍蝇的新成果新实效。充分说明无论谁犯案，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不徇私情，做到敬畏法规条令。积极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四风”问题，持续开展“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专题教育，持之以恒地创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方式，对各级干部分阶段、有层次的“补钙”“加油”。创新党内政治生态，治标治本，违纪必查，违法必究，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扎紧律己慎权的制度牢笼。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3]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秦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