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共产主义观的探讨

    信亚楠

    [摘要]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观的继承、运用和发展,同时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从理解感知毛泽东共产主义观形成存在的理论依据入手,通过分析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看法、概括其共产主义的主要内涵,对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观进行相关的探讨研究。

    [关键词]毛泽东;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一位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他选择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既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这条主线,又连接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副线。他阐释了包括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实现途径和发展阶段等共产主义的内涵,并论述了其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教育等相关看法。虽然在一些问题的理解上可能存在某些局限性,但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探讨还是比较全面深刻的,更不乏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研究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观,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共产主义,增进和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共产主义立场的形成与确立

    1925年11月,毛泽东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的调查表上写下“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立场。[1]毛泽东共产主义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国际、国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目标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受到传统“大同”理想的影响。

    (一)毛泽东共产主义认识与传统“大同”理想

    毛泽东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小学时毛泽东就开始接触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下来。我崇拜康有为、梁启超。”[2]直到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大同社会的无限向往:“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青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鹊,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鹊也。”[3]在当时各种混杂的革命意识影响之下,毛泽东已经有着救国救民、改变现状的强烈自我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大同”理想是密切相关的。而毛泽东也由此开始把大同确立为他的人生最初理想,并迸发了许多可贵的共产主义思想。

    (二)毛泽东共产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继承和发展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于传统大同理想基本是肯定的、向往的,并进行了热烈的实践。但毛泽东并没有盲目的接受这种思想,而是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思考、批判,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大同理想的空想性。因此,当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传入中国时、不少人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去领悟和解释共产主义时,毛泽东也开始了新的选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科学的共产主义观,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在设计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的发展目标时充分表明了自己对待共产主义的正确态度,在不断地实践总结中丰富深化了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毛泽东1936年曾对斯诺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4]正是20世纪初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树立了比较彻底的共产主义思想,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共产主义观。

    二、毛泽东共产主义观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观内容是丰富的、蕴意是深厚的,最基本的就是探讨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如何宣传教育共产主义的相关问题。其中很多观点看法是他在“我国社会发展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再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目标设计实践中所形成的对于共产主义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态度。

    (一)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的认识

    什么是共产主义是毛泽东共产主义观的基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概述。

    1、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也是一种社会制度

    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讲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5]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这种表达,其实是将共产主义看做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并且指出“共产主义在中国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自由和民族主权”,“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6]这是阐述了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把共产主义看成一套科学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成果,而他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条基本思路就是把共产主义看做包括马克思主义诸多相关理论在内的一个思想体系,这些学说的共同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同时,他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又表达,“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体系的最终目标。”[7]虽然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一个统一整体,但这里也揭示了他强调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下,什么样的思想体系会反映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既然还没有形成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及整个社会制度,就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当做全部思想要求并在实践中急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制度。

    可见,毛泽东在对马克思、列宁等人的共产主义理论继承和创新基础上,不仅认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是一种思想体系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明确地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进行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辩证阐述。

    2、共产主义是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

    虽然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但他并没有盲目地追求这个目标,而是把中国革命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大阶段,相应地制定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毛泽东提出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但他并不是孤立起来的去认识和理解它们,他认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统一的。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比较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政治纲领时指出:“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这种表达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问题上,是明确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纳入到共产主义这一个范畴来理解的。而在表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相同部分时,在共产主义和最低纲领关系的理解上,同样是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纲领”即最低纲领视为共产主义纲领的。毛泽东还用“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的形象比喻,阐释了共产主义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互结合密切联系的统一体思想。

    3、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

    毛泽东曾在1958年8月说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这实际上是对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做了概括。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有以下几点特征:

    首先,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是有矛盾存在的,仍是一个不断产生矛盾与解决矛盾的过程。其次,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也是具有阶段性的。毛泽东指出只要矛盾存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阶段还是要向前发展的,而不能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一切都“彻底巩固”。据此他指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8]当然,共产主义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发展阶段是长期性的。毛泽东清醒的认识与理解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特征,多次表示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比起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他提醒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现阶段并不是梦想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是重视现阶段的目标任务,重视实现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任何一个阶段。这是毛泽东以唯物辩证法中质量互变规律、理论联系实际规律对共产主义阶段性和长期性做出的精辟论述。

    最后,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再存在国家、政党等阶级工具。不过毛泽东也意识到,阶级的消亡伴随的是国家机器对内不起作用,只是为了对外对付侵略,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国家还是有必要的,而消灭政党、国家机器则需要通过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等全人类在时间和条件的现实问题下不断努力,逐渐使政党、国家自然地完成使命归于消灭,使人们进入到更高级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

    (二)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问题

    从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特征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极大提高。所以说共产主义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具有共产主义精神觉悟的人。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精神的表达,体现了马克思的社会性的本质思想,但他同时也像列宁一样意识到,共产主义思想、精神不可能自发的产生和形成,即使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无科学正确的方法和实践,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认为加强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是十分必要并且要着重强调的,当然对于开展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他有自己的思考:

    1、把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同现行方针政策辨别区分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如果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方针,混淆界限,是不适当的。他认为:“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术、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方针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从长远和整体来讲,学习共产主义的理论,掌握现行的纲领和方针政策,有利于实现最终的远大目标,符合走向共产主义的大方向,但是并不是要求现阶段的具体纲领和方针政策都要符合共产主义,不是把它们都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等同起来。在各个时期强调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教育,都要以保障社会革命和发展的共产主义方向为指导,立足于社会实践,把对共产主义思想及制度的宣传教育同现实的阶段性的方针政策区别开来。

    2、把对共产党员的教育同对党外群众的教育区别开

    毛泽东在讲到如何提高一些人的共产主义觉悟时说到“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可见,虽然毛泽东讲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的范围比较广,但并不是要求现阶段全体社会成员都要教育成共产主义者,对于“还不晓得什么叫共产主义”的一些人或者思想上不愿接受共产主义的人,指出“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的工作机会。”主要是要求党外群众要发扬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正确看待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同长远的、全国的、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而不急于强迫其形成和接受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员则要求他们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牢固共产主义世界观,建立共产主义的品德素质,发挥好先进的群众模范作用。归结起来,就是不要把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与对广大党外群众的要求混淆起来。

    3、把对共产主义道德宣传教育同智育体育结合起来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9]这是毛泽东对于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对于共产主义教育要求的经典叙述,他强调智育、体育与德育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三者都与从事劳动有关,三者都要发展。所以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10]这种把德育与智育体育密切结合起来的思想,对于现今的教育仍具有启示意义。

    三、毛泽东共产主义观的影响

    毛泽东在探索共产主义过程中,特别是到了晚年时期,在实践中发生了偏差,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走了一段弯路。主要是在所有制方面,片面把全民所有制看作向共产主义过度的标志,追求结构单一化、步子过快、方法过简、工作过粗地超越发展阶段,甚至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他晚年更是急于在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取消按劳分配制度,实现社会平等,因而提倡平均主义,把平均主义看成共产主义。总之,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观点的设想和阐述,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其思想的科学价值,他的共产主义观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深化和拓展了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及当代人树立科学共产主义观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对于中国先进的和未来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向意义,发挥着促进作用、感召作用。因此,学习、探究和发展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观,对于更好发挥共产主义观在实践中的作用,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伟大复兴“中国梦”各项事业的发展,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等都将发挥着更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本书编写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5.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89.

    [4]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上海:三联书店,1979:13.

    [5][7]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8][9][1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