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绩效
马桂芬
【摘 要】 文章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2011—201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股权激励力度越大，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不完备性，通过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可以抑制高管的自利动机和冒险行为，确保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促进作用的发挥。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在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关键词】 股权激励; 内部控制有效性; 企业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 F830.9;F27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11-0059-07
一、引言
随着投资拉动效应的逐年减缓，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逐步放缓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创新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因素有很多，股权激励和内部控制是其中两项重要的因素。已有文献大多直接研究股权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相互关系，或直接研究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而较少关注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在两者之间所发挥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股权激励、内部控制有效性和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中介作用。本文试图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1）为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提供新的证据;（2）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在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所发挥的作用及作用机理;（3）深入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
二、文献回顾
（一）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
近年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Banker等[ 1 ]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是否起到激励作用，关键在于创新投入增加与长期价值是否匹配，对高新企业而言，其价值主要来源于企业创新，这样股权激励的效应会更大。Li和Wang（2014）研究发现，股权激励的现值对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消极影响，而股权激励的预期值对技术创新力度具有积极影响。翟胜宝等[ 2 ]认为，不同的股权激励类型对企业创新影响有强有弱，严格的激励型股权激励提升效果较为显著，而严格的福利型股权激励则不明显。田轩等[ 3 ]发现股权激励的实施不仅可以提高创新投入，而且可以促进创新产出，这一效应在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中作用更大。王姝勋等[ 4 ]在研究期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时发现，期权激励对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对创新投入并没有影响。肖曙光等[ 5 ]以2011—2016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为样本研究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升级的关系，认为股权激励通过利益捆绑和利益驱动推动企业升级，并证实了股权激励对技术结构高级化具有推动作用。与上述结论有所不同，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却得到了不相关或负相关的结论。李小荣等[ 6 ]基于代理成本与风险规避假说，研究了高管持股数量与高管行为的相互关系，认为当高管持股数量超过一定界限时，高管倾向于选择规避风险，投资于风险较低的项目。Balkin等（2000）的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影响都是短暂且很小的。张晖等（2010）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并未充分利用股权激励来刺激技术创新，就当前资本市场的状况，两者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此外，也有学者开始关注两者的内生性，如Harleye等（2002）、孙维峰等（2013）均证明股权激励和企业创新绩效具有内生关系。
（二）股权激励与内部控制有效性
关于股权激励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尚未形成共识。大多数学者认为股权激励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有助于提升内部控制的质量。Rani Hoitash等[ 7 ]研究发现，CFO的股权薪酬越高，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越少，并且这种关系在监控越强的企业越显著。王书珍等（2009）以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为基础，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进行评价，认为实施了股权激励的公司其内部控制质量显著高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简玉峰等[ 8 ]将高管激励区分为“有效激励”与“无效激励”，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有效激励”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发挥有积极影响。也有研究认为，股权激励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弱相关，甚至不具相关关系。刘进等[ 9 ]发现，高管的薪酬水平、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但并不显著。董召奎[ 10 ]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质量不具有相关性。
（三）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绩效
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影响着企业创新绩效的高低，这一观点已形成共识，但到底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却有着不同的结论。龚毅、方润生（2004）认为，内部控制必须与创新类型相匹配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当企业以战略控制为主时将会产生较多的突变式创新，而以财务控制方式为主时将更适合渐变式创新。朱永明、黄德宇（2016）认为，内部控制具有降低代理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矛盾、加强企业内部沟通的功能，有助于提高研发效率。也有研究者认为，内部控制在创新过程中具有抑制作用。Deumes等[ 11 ]证实，严密的内控制度给员工带来压抑的感觉，打击了员工创新的积极性，不利于创新活动的进行。Zhang[ 12 ]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因增加了高管违规操作曝光的概率而影响隐性收入，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高管往往减少创新投入，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总的来说，已有相关文献存在以下不足：（1）仍有许多学者以创新投入而非创新产出作为衡量企業创新绩效的主要变量;（2）所选样本多为某一行业企业，得出的结论可能带有片面性;（3）研究者在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大多采取一对一分析方式，而较少将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相互联系地研究股权激励、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实际数据分析检验内部控制在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而探寻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技术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最为重要的手段，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Bone，Saxon，2000）。对股东而言，企业创新有助于培育自身品牌、核心产品，并提升产品的获利空间，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股东通常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然而，具有更多经营决策权的经营者出于对工作稳定性、个人声誉等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否决带有更多不确定性但有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的创新性项目，而更加倾向于选择低风险的投资项目。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以促使高管利益与股东利益的趋同对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显得至关重要（李春涛、宋敏，2010）。具有长期导向性的股权激励机制既可以容忍创新的暂时失败，又可以在未来使高管获得较为丰厚的回报，是促使高管自愿承担风险、增加创新绩效的有效途径（Tan，2001）。企业赋予高管股权激励之后，高管可能迫于资本市场的压力，过分关注短期股价或者短期绩效，忽视了企业的创新。但是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期限相对较长，可以激励高管有动力投入到长期性的创新活动中;同时，股权激励最大的价值在于未来的资本利得，追求短期的股价上涨即使行权了持股价值也不大，这就使得高管有更强的动机承担风险（Armstrong等，2012），更愿意投资于高风险且具有超额潜在回报的创新项目。因此，高管为追求自身持有股权的增值，更重视企业的创新活动，从而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的力度越大，企业的创新绩效越高。
高管作为理性经济人，很可能做出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以实现其自利动机，因而必须建立适当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引导高管做出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决策。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机制，使高管具有了对企业剩余价值的索取权，进而促使高管与股东的利益趋同，从而减少企业的短期行为。股权激励通常以股票赠与为基本激励方式，股价的高低是影响股权价值的重要因素。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越有助于企业减少融资成本，进而有效提升股价（肖华、张国清，2013）。也就是说，实施股权激励后，高管如果要满足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实现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必须将企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加强监督和管控，例如加强内部规则制度的制定、加强对项目的风险评估、加强对企业重要项目的控制管理、提高信息流通渠道的畅通性和速度，以及注重日常的监督行为等，这些措施实际上都是在完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股权激励与内部控制呈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创新是企业在复杂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在影响企业创新的众多因素中，公司治理是关键。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提高资源分配效果，缓解利益冲突，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和非财务风险（韩少真等，2015），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效果。原因有三：（1）良好的内部控制提高了企业财务报告的质量，从而降低了投资风险，有利于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取资金，为企业创新提供资金保障;（2）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避免由于代理人不作为、厌恶风险而产生投资不足，或者由于过度自信而产生过度投资等问题，同时还可以监督由于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等损害股东的行为;（3）高风险是企业创新过程不可避免的问题，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降低创新风险，为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通过对创新项目进行有效论证和控制，减少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同时将风险评估的信息及时反馈给高管，帮助高管提前做出有效防范风险的措施，降低了高管对风险高而影响其未来收益的担忧（许瑜等，2017）。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内部控制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股权激励能最大限度地激发高管的潜能（Wikinson等，2001），但具有不完备性。根据薪酬契约理论，股权激励能有效缓解代理矛盾，但高管人员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极有可能做出虚构利润、虚假陈述、操纵股价等损害公司整体利益的行为，这就需要企业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抑制经营者的自利行为，以确保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也就是说，股权激励对高管的行为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而内部控制则通过监督机制抑制高管的自利行为，如通过建立严格的预算、监督和考核制度，可以有效抑制创新活动中的无效研发、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行为。因此，股权激励计划要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就需要建设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以便为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创新成果的转化提供良好的环境，最终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因此，股权激励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创新绩效，而且可以通过影响内部控制机制间接地促进创新绩效的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内部控制有效性在股权激励和创新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剔除ST、*ST、PT公司;（3）剔除数据不完整的公司。最终得到1 929个样本企业，形成7 850个数据项。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前后进行5%的缩尾处理，并运用Sybase12.5对样本进行基本处理，运用Stata11完成描述性分析及回归分析。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為了有效研究股权激励、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周煊等[ 13 ]的研究，采用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外观设计专利之和）加1，然后取自然对数（T-Patents）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借鉴张玉娟等[ 14 ]的研究，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加1，然后取自然对数（Patents）作为反映企业创新绩效的指标。
2.解释变量
（1）股权激励（Share）。股权激励的衡量指标有相对数（即1和0）和绝对数两类，但绝对数更能反映股权激励的强度，因此本文借鉴徐宁等[ 15 ]的做法采用高管持股数量与总股数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借鉴张玉娟等[ 14 ]的研究采用高管持股数量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指标。
（2）内部控制有效性（ICI）。本文借鉴赵息等[ 16 ]的做法，采用深圳迪博公司设计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的对数作为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指標。该指标越大，说明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反之则越差。
3.控制变量
借鉴刘运国等[ 17 ]、池国华等[ 18 ]的研究结果，控制变量选择如下：资产收益率（ROA）、研发投入（R&D）、企业绩效（Tobin'Q）、公司规模（SIZE）、股权集中度（HHI5）、资产负债率（LEV）、独立董事比例（IB）、公司成长性（Growth）、高管薪酬（MI）、企业性质（OWNER）、年度（YEAR）、行业（Industry）。
由于创新绩效具有滞后性的特点，所以以上变量除了创新绩效之外均滞后一期。
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企业创新绩效指标（T-Patents）的最大值为3.850，最小值为0，均值为1.675，说明样本公司的创新绩效差异较大，但是大部分公司的创新绩效较好。从反映上市公司股权激励（Share）的指标看，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中极大值为0.479，极小值为2.00e-05，均值为0.101，反映出股权激励的实施力度差距很大。从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ICI）分析，极大值为6.624，极小值为6.314，均值为6.499，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都比较重视内部控制的建设并取得了较好成效。此外，绝大多数样本公司属于非国有企业，说明非国有企业经营方式较为灵活，且较重视股权激励。资产负债率差距较大，说明样本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不一致。
（二）相关性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股权激励力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10，表明股权激励力度越大，越能提高创新绩效，初步验证了假设1。股权激励程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25，假设2得到初步验证。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63，初步验证了假设3，说明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强的公司，其创新绩效就越高。
（三）回归分析
从表4中回归结果（1）得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回归系数为0.531，说明股权激励程度越高越能促使高管进行创新活动，如增加创新投入等，从而提升创新绩效，假设1得到证实。我国上市公司大多实施“业绩型股权激励”模式，这一模式有助于将高管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协调一致。创新是企业提高盈利能力的重要手段，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确保高管所持股权的价值。因此，上市公司制定股权激励计划时可以适当提高激励的力度，激发高管的创新热情，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从表4中回归结果（2）得知，股权激励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在10%水平下显著相关，回归系数为0.011，表明股权激励的程度越高，越能提升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假设2得证。其理论解释是，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增加高管的违约成本，有效避免高管追求短期利益而造成内部控制有效性降低的情况，促使其主动改善内部控制制度，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为企业创新提供重要的内部环境。
表4中（3）的回归结果显示，R2为0.183，F值为4.420，说明所选变量能较好地解释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都在1%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为0.524、0.612，假设1及假设3得以证实。这一结论可以解释为，良好的内部控制通过其监督作用的发挥，可以全面评估创新项目的风险，及时、有效应对创新过程中出现的突发事件，从而确保公司经营效率和创新效果的提升。
按照温忠麟等[ 19 ]中介效应的程序，表4回归结果（1）显示，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531，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回归结果（2）中股权激励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回归系数为0.011，在10%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回归结果（3）显示，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612，且在1%水平下显著，与此同时，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524，在1%水平下显著。由此可知，内部控制有效性在两者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即股权激励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而且通过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间接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假设4得以证实。
六、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股权激励、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两种方法进行检验：（1）以（发明专利申请数量+1）取对数代替（专利申请数量+1）取对数，回归结果见表5稳健性检验1;（2）以高管持股数量的对数代替高管持股数量/总股数，回归结果见表5稳健性检验2。
由回归结果可知，不论是稳健性检测1还是稳健性检验2，所得出的检验结果均与前文一致，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可靠性。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股权激励、内部控制有效性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股权激励力度越大，高管创新积极性越高，企业创新绩效越好;第二，股权激励力度越大，高管越有动力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第三，通过优化企业内部控制，可以减少代理成本，有效降低决策风险，进而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第四，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不完备性，有效的内部控制保障了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方向的正确性，降低了高管决策的风险性，进而减少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促进的不完备性，因此，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在股权激励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