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海峡两岸的“心桥”

    毕福臣，1941年11月生，1966年从部队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长期从事对台湾广播采编和研究工作，是大陆第一个主持人节目《空中之友》创办人之一。2000年获第四届长江韬奋奖，1999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始终坚守的使命

    1972年的一天，北京，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总理亲自接待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台湾留学生“保钓”团体。在座谈会上，总理认真听取每个人的发言，并做记录，询问他们在大陆各地参观的感受以及台湾当时的情况。座谈中一位叫花俊雄的同学站起来大声说：“你们大陆对台湾的广播效果等于零！”

    总理吃惊地抬起头来问：“为什么？”

    花俊雄说：“国民党在台湾宣传中国共产党‘青面獠牙、六亲不认。我们听大陆的广播感觉确实是高声大嗓、音调尖锐，似乎是在教训人，连女声都是这样。广播是给人听的，人家把收音机一关，效果不是等于零吗？”

    总理听到这儿，马上问组织会议的领导：“中央台对台湾广播部来人没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称中央台）对台湾广播部的老编辑毕福臣忆起往事，心情依然激动。他说：“我没想到，作为一国总理，日理万机，对台湾的事如此关心，做台湾人民的工作是如此细致。”

    毕福臣：1949年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着手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做准备，并把它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中央台对台湾广播就是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而诞生的，宣传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做台湾人民工作一直是它的使命。1954年8月15日开播后，对台湾广播就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和关怀下成长、发展。

    在改革开放前，中央台仅有两部能接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其中一部就在对台湾广播部。毛主席、周总理都曾亲自为台湾问题撰文，比如1958年解放军炮击金门期间，毛主席就以解放军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告台湾同胞书》等四篇文稿;周总理经常为重要稿件审阅把关，有时还亲自为《对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广播》节目组稿，为记者联系采访屈武、贾亦斌等原国民党军政高层人士。1956年，毛主席提出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主张，周恩来总理要求“动以感情、待以诚意”的态度来办对台湾广播节目等。

    王小珍：1972年，国内正处于“文革”时期，整个广播界的播音风格是高亢、严肃的，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确实离听众远了些。周总理过问之后，我们对台湾广播做了什么改变？

    毕福臣：“文革”期间，我们对台湾广播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整个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广播的内容和播音风格比较教条、僵硬。周总理主持召开台湾留学生座谈会后，每次有接待台湾青年“保钓”团体的活动，中央台对台湾广播部都会派两名同志参加，把内容整理成文，让大家了解台湾的情况。从那时开始，我们逐步做了很多改变。当时，对台湾广播还没有自己的播音员，都是由中央台播音部分配播音员。后来，我们提出来多用徐曼、文良来播稿件，风格上与其他广播区别开。

    在如何“动以感情”来做台湾人民工作方面，周总理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1974年7月中旬，中央气象局有一个台风的预警报告送到总理那儿。因为那次台风是要经过台湾的，总理就在预告文稿的“台湾”后面加了一个“省”字。

    王小珍：这是对台湾很明确的政治定位。

    毕福臣：是的，总理在稿件最后还加了一句“祝台湾同胞们晚安”，特别批示“要对台湾广播”。当时我们听了觉得非常亲切和感动，心里热乎乎的。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国家领导人心里想的是台湾同胞，牵挂的是台湾普通百姓的安危。正是有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垂范和具体指导，我们从事对台湾广播的同志始终以一种使命感，遵循着“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原则和“动以感情、待以诚意”的态度来做对台湾广播。“文革”期间虽然也受到一些极“左”思想的影响和冲击，但在党中央的及时纠偏下，始终没有出现离谱的事。

    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对台湾广播是台湾同胞了解大陆的唯一渠道。很多台湾同胞冒着政治风险，深夜里躲进被窝收听我们的节目。

    当然，对台湾广播到底能有多大作用，对台湾听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时还难以知晓。直到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结束敌对状态，实现“三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对台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那时，我们对台湾广播有一个《记录新闻》节目，就是用很慢的速度播音，慢到能讓你把文稿记录下来。有的台湾同胞就通过这个节目把《告台湾同胞书》的内容记录下来。其中有一位叫王友定的听众把《告台湾同胞书》全文一字一句记录下来，非常兴奋，觉得两岸隔绝的情况很快就要改变了。他的老家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家里还有老母亲，他迫切希望能够回家见到老母亲。1979年5月，他说服妻子，带着两个六七岁的孩子，借到泰国旅游的机会，转道香港回到大陆。当时这样的人有很多。

    王小珍：听说您和王友定先生还有过一段有趣的交往？

    毕福臣：当时，从香港入境，办手续还很繁琐，他怕夜长梦多，就写了一封信，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尽快办理入境手续。我联系到有关方面，很快帮他办妥了手续。他们回到黄岩，很可惜他母亲在一年前已经去世了。得知他回到黄岩后，我和一个同事特意到黄岩去拜访他。见面的时候，他的两个小孩就围着我前前后后、转来转去地看，让我很奇怪，还以为自己的衣服哪儿穿得不对。小孩看了一会儿就跑出去玩了。见我发懵，王先生笑着说：“我告诉孩子们，今天来的这个叔叔可能是共产党员。在台湾那边说到共产党员，都被宣传成‘青面獠牙，所以他们是在观察你呢。”

    王友定告诉我，台湾每个县都有一个文化馆，每个文化馆里都有一个展览室，里面展示的有大陆半两、一两、二两粮票，最多的也就是一斤的粮票，还有半寸、一尺、两尺、五尺的布票等。国民党在台湾宣传说大陆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是啊，半两粮票能买什么，哪能吃得饱？半寸布票能做什么呢？当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反共宣传给两岸关系造成了很大的恶果，台湾老百姓对大陆的疑虑就可想而知了。

    王先生介绍的情况，对我很有启发，让我了解了台湾的政治社会情况，了解了台湾同胞对大陆有着各种各样的疑虑。我想只要我们用心去破解，是能够与台湾同胞心灵沟通的。

    跨越海峡的心桥

    “亲爱的同胞们，新年好！从今天开始，我给各位主持《空中之友》节目，我姓徐名曼……”

    1981年元旦，中央台对台湾广播的电波中传来一个亲切大方、轻柔甜美的声音，与台湾听众谈心聊家常，把他们关心的家乡消息、亲人音讯、祖国大陆的发展变化娓娓道来，像一道和煦的阳光照在两岸隔绝的铁幕上，又像一缕春风抚慰着许许多多台湾同胞的思乡情。这是大陆第一个主持人节目——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它的出现，在尚未從“文革”时期高亢的播音风格中走出来的广播业界引来一片嘘声，甚至有人批评徐曼的播音是“靡靡之音”，但听众的反馈来信却像雪片一样，绕道美国、日本以及我们国家香港等地飞来，给《空中之友》的编播人员乃至整个对台湾广播部带来巨大的鼓舞和坚定的信心，业内的杂音也渐渐退去。《空中之友》的成功，既开启了对台湾广播的一个新里程，也为大陆主持人节目推开了一扇门。

    王小珍：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创办《空中之友》节目？

    毕福臣：这也是应台湾听众的要求。我们采访了一些经各种渠道回来的台湾同胞，问他们喜欢台湾的广播还是大陆的广播？很多人直率地告诉我们，还是喜欢台湾的广播，因为台湾的广播都是采取主持人节目的形式。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主持人，他们说“就像我们这样面对面地聊天、谈话，很亲切，很自然”。我们这才明白，哦，广播节目还可以这样做。广播应该与听众平等交流，而不能总像是给人家讲课，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所以，我们开始把播音的腔调放低。

    王小珍：听说当年为了找到这种平等交流的感觉，《空中之友》节目组的人员反复揣磨，光是开篇，徐曼就录了十几遍。也正是有了这样一种与台湾同胞诚挚沟通、交流的心，才使得《空中之友》节目一开播就得到广大台胞的喜爱。我记得有一位台湾听众说过，他每天都会守在收音机前收听《空中之友》，一边听一边用录音机录下来，有空的时候反复听。十多年下来，录下的磁带装满了家里好几个柜子。在两岸还没有开放探亲的时候，有的台湾听众想尽办法，辗转回到大陆探亲，也一定要到北京见一见《空中之友》的节目主持人。来信的听众就更多了。您还记得第一次收到台湾听众的来信是什么时候吗？有怎样的感受？

    毕福臣：过去，我们收到的台湾同胞来信都是经过有关方面转过来的，不是直接收到的。创办《空中之友》节目后，我们在节目里公布了几个信箱，包括在香港的，还有在美国的、日本的，台湾听众可以通过这些信箱把信寄到我们编辑部来。1988年，我去香港时还到香港邮局打开过我们的信箱，那里的来信一堆一堆的！这些信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我们希望了解的台湾情况，听众和我们诉说很多心里话，对我们的广播提供了很多有见地、非常实用的建议，当然也提出了很多问题。回答这些听众来信，又丰富了我们的节目内容。

    我记得有一位台湾老先生在来信中问：“你们广播里面为什么总是说台湾不能独立？为什么台湾主权不属于台湾人？”我看了这封信后，觉得这种疑惑不是个别人存在的，如果能够解决这位听众来信的问题，就有可能对他、对更多的台湾同胞在思想上有一个启发。于是，我查了很多资料，做了一期节目，从国际法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论证台湾主权应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这就像广东省的主权不应说是广东人的，而应该说是全体中国人的一样。第二年，这位老先生来到北京找我们，告诉我们，这期节目他听到了，而且把它录下来一遍一遍反复听，一边听一边流泪，他说：“（你们说得）对，就是这个道理！”他的认同、转变，说明我们的广播是能打动人心的，是有作用的，而且有些作用是我们都想象不到的。第三年，他又来了一封信，要把他研究的一项关于粮食利用的专利无偿献给大陆。你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变化！那时候，类似这样的听众还有很多。我觉得这一辈子从事对台湾广播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王小珍：据说当年驾机起义的黄植诚也是听了我们的广播，思想有所触动。

    毕福臣：包括黄植诚、李大维，他们都听过我们的对台湾广播节目。1979年以前，我们有对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广播，那里面就有讲祖国必须统一的道理，对相关人员做思想工作。他们为什么要驾机起义？首先是对台湾当局不满，还有就是对祖国的向往。他们通过广播，清楚地了解了大陆的情况，可以说是我们的忠实听众。

    毕福臣这一代对台湾广播人为对台湾广播付出青春和热忱，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使对台湾广播成为一座跨越海峡的心桥，起到了联系台湾同胞、沟通两岸情感的作用。虽说远隔千里又有重重的政治藩篱，但有很多台湾听众日日抱着收音机，听他们聊天说事，宣传祖国大陆发展建设的成果，传播祖国必须统一的信念。对台湾广播为海峡两岸听众解疑释惑、化解分歧，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在台湾当了一回明星

    王小珍：中央台对台湾广播影响了很多台湾听众，随着隔绝的坚冰逐渐消融，两岸开放探亲，台湾人民的心和祖国大陆越来越近，越来越共融。您从事对台湾广播几十年，并曾有机会踏上台湾的土地。当您看到真实的台湾，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毕福臣：2000年，我随一个广播参访团去台湾参访，那是我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宝岛，但并不觉得陌生。首先，它的车牌跟大陆是一样的，打头是“台”字，跟大陆其他各个省的车牌一样;景观跟厦门也很相似，说话也都听得懂，交流起来毫无障碍。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台北待了三天，离开的时候，我给冬艳（当时《空中之友》节目主持人）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这两天在台北的见闻。她问我后几天会到哪儿，我说还会去日月潭、高雄等地，把行程简单说了一下。结果我们到日月潭那天，刚一下车，领队就对我说：“毕先生，有朋友来看您。”我很吃惊，我说我在台湾朋友很多，可是他们都不知道我来呀。他指着饭店里站着的一群人说：“他们确实是来找您的。”我过去一看，有的是参加过《空中之友》夏令营、冬令营的营员，有的是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都知道我的，说是在节目里听过我的评论。原来冬艳把我在台湾的行程广播了出去，于是，这些见过面、没见过面的“空中之友”就赶到日月潭来与我相聚。到了高雄也是一样，我们还没进饭店，又有三四个朋友在那儿等我。因为是参访团，不好单独活动，他们就一直等到我的参访活动结束。真没想到，我在台湾还当了一回明星，走到哪儿，就有台湾听众追到哪儿，觉得自己为对台湾广播事业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000年毕福臣在台湾与听众合影。

    1972年7月，我曾到福建小嶝岛调研，亲眼见到相距不远的金门、小嶝岛炮火相向。在宣传上，双方都用24个巨型喇叭向对方叫阵喊话，噪声震耳欲聋。两岸开放往来后，小嶝岛率先做起了两岸小额贸易，后来又发展成两岸小额贸易区，现在更是商客如织、贸易繁荣;金门也成了旅游胜地，炮弹壳被制成了菜刀，成了深受游客喜爱的旅游纪念品。“炮弹变菜刀”，生动诠释了两岸关系70年来从敌对到交流、到和平发展的沧桑巨变。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新时期两岸关系的五点政治主张：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这是党的对台政策的传承和与时俱进的深化、发展，标志着两岸关系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让我们看到了对台湾广播几十年来坚守的光荣使命和所追求的目标越来越近。我觉得海峡两岸统一的前景是光明的，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统一这个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广播学会）

    （本文编辑：宁黎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