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新型农民的培育

    彭新万

    [摘 要]新技术革命内含的科学伦理观对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型农民培育有着深远影响。依照新技术革命中的科学伦理观,当代人必须是“全面发展的人”,新型农民必须有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观,实现人对技术的自觉有效的支配,形成一种新的科学的价值导向体系,并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道德素质。因此,要在思想解放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中、在高新技术的应用实践中培育新型农民,同时以提高农民的精神伦理为重点,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培训工作。

    [关键词]新技术革命;新型农民;科学伦理观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我国有8亿农民,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的兴衰成败。本文拟基于对新技术革命中科学伦理观的分析,就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新型农民的培育进行探讨。

    一、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农民的现代性转型

    新技术革命是指以信息工业为主,包括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光导纤维、激光、海洋开发、太空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这是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的又一场技术革命。1940年代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问世,预示着一场新技术革命即将到来。[1]在国际上,有人将新技术革命称为“新的产业革命”或“第三次浪潮”,它引起了当代社会产业结构、生产组织、劳动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诸方面的重大变化。

    同样,新技术革命不断推动着我国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进而不断促使中国农民的现代性转型。农民的现代性转型即农民的现代化,本质上是指把农民从传统主义价值观下缺乏文化能力和民主意识及权利观念的工具性的传统人变为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相适应的融理性、科学性、制度性于一体的现代人的过程,它至少包括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价值观念的现代化三部分内容。新技术革命进程中,现代化的生产、管理与技术推动农民积极地从事创造性劳动,要求劳动者不是以体力和经验为基础,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最终推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新技术革命中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信息技术等扩大了农民的人际交往范围和视界,扩大了其精神劳动领域,促使其生活方式由传统走向现代;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由于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制度变革必然改变农民的思维方式,提高其民主意识与智力水平,推动其道德进步,建立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使农民的思维、思想、心理等融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中。[2]1980年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到来后,尤其是1990年代后它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使农民的现代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及中国的现实看,农民的现代性转型包括非农化、市民化及农民化三个不同层次的过程,农民化即新型农民的形成过程。

    二、新技术革命的科学伦理观意蕴与新型农民

    1.新技术革命的科学伦理观意蕴及对当代人的发展要求

    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被自然力和科技装置所代替,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一种从解放人的体力进而到开发人的智力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正极大地改变着社会生产力的整体结构,改变着劳动的条件、性质和内容,使劳动生产社会化的过程更加复杂化。同时它又影响到当代社会生存的一切方面:生产管理、人的教育、日常生活、文化、道德、心理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具有一种无所不包的性质,它在社会的全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都引发了重大变化。

    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和尖锐。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所以,在当代,人必须改变自身,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发展的需要。[4]显然,上面的分析清晰地表明了“新技术革命—人—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体现了当代新技术革命的科学伦理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是马克思本人对科学伦理观的阐述,科学伦理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以“应是”与“是”的双重语境揭示了自然科学和工业史的伦理功能——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过程中的作用。二是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方面,马克思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工业的科学伦理价值——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因而“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和“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三是阐述了科学活动的社会伦理本性。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他也是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5]由于科技作用的二重性,如今人的社会责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了。人的社会责任的不断扩大、人类必须面向未来并对未来负责,这种深刻的历史性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社会培养和造就出一种新型的人来。

    那么,这种新型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这种人必须具有全新的智力结构、品德结构和审美结构,他们意志坚强、发展全面,能够独立地组织和管理自己的生产活动,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当前这个迅速变化着的世界上的地位和使命,自觉地使自己的活动服从于社会共同的崇高的目的和理想,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才能。概括地说,这种人必须是一种具有高度的智慧、高尚的道德和健康的审美情操的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

    但这种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决不能自发地产生。虽然科学技术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但决不是一个抽象的孤立的领域,它们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发挥作用,它们对于社会的进步和人本身的发展发生作用的性质和程度,总是要受到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阶级结构以及驾驭它们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正因为技术的发展始终依存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强烈的社会定向性,因此,它的社会功能的发挥,它对社会的进步和人本身的发展所起作用的性质和程度,也不可能是直接的、机械的,而必须通过各种社会因素的中介才能实现。实践证明,科学技术发展得越迅速,它的社会后果受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就越强烈。因为科学技术越是飞速发展,这些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巨大力量为谁服务?为什么目的服务?它们是被用来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是为人类的普遍福利和进步服务,还是为一小部分人的私利服务?不同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体系,决定了对这些问题会做出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回答,因而也就必然造成不同的社会效应,进而造就出不同类型的人来。关于这一点,当代西方一些杰出的科学家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也得出了某些清醒的结论。控制论的创始人N.维纳认为:“技术的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不能从市场的观点,从节省了多少钱的观点来看待这种新的可能性……出路只有一条:建立一个以不同于买卖关系的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6]维纳的这个论断,实际上就接触到新技术革命对人的发展的作用的社会制约性本质问题。

    2.“全面发展的人”与新型农民

    “全面发展的人”,具体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就是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农民。按照新技术革命的科学伦理观,我们对“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做出如下诠释。

    首先,要有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观。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同社会解放的历史过程始终是一致的。马克思说:“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它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7]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动的创造本质的充分发挥,既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丰富性。如果说,人类只有通过人与人的关系即人的社会关系才能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那么社会关系的变革,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的日益丰富便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动的创造本质的充分发挥的基本前提。人们只有真正能够驾驭自己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自觉而全面地驾驭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们要真正能够驾驭自己的社会关系,则是以消灭阶级压迫、消除社会贫富分化和对立、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形成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的关系为前提的。而那种以“买卖关系的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的状况,证明了人不仅不能驾驭自己的社会关系,相反地人的社会关系却异化为一种物与物的关系,成了支配人自身的一种盲目自发的异己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人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构建过程,农民如果不能真正驾驭自己的社会关系,就不能摆脱物与物的买卖关系对自己社会关系的支配,必然会遏制新技术革命在新农村建设中“善的无限可能性”的发展。

    其次,实现人对技术的自觉有效的支配。 当代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客观上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造就新型农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这是因为:高新技术的应用不但可以使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且使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多,这就可以为广大农民进行系统地学习、有效地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文化素质,从事创造性的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由于智能机器和自动装置的应用给劳动者创造的闲暇时间以及现代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劳动者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广泛和丰富,因而使人们的社会关系更加发展、全面与丰富。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代新技术革命为农民的全面发展、农民创造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也为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对技术的有效支配提供了智力基础。

    再次,形成一种新的科学的价值导向体系。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和重大的历史斗争,都需要有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作为其精神基础和价值支撑。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得人的社会责任范围空前扩大起来,只有造就出一种全面发展的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能与之相适应。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如何造就出能够适应和推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的新型农民,需要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即科学的未来观、深刻而广泛的责任观以及全面发展观。这些价值观深刻反映了新型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敢于负责、顾全大局、牺牲自我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我国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目的。只有树立这种价值导向体系,才能培养和造就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农民。也只有这种全面发展的新型农民才能适应和推动新技术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应用,并有效遏制新技术革命的负面影响。

    最后,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道德素质。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生产力越发展,人的因素就越重要。传统观点把道德修养排除在劳动者的素质之外,认为人的道德素质对生产力的发展无关紧要,埋下了轻视道德建设的祸根。事实上,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需要提高人们的劳动技能、科学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而且需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新技术革命不仅对农民的知识和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且对农民的道德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更需要通过道德建设来为生产力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更需要通过道德建设来调节越来越复杂的人际关系,更需要通过道德建设来为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指引方向,更需要通过道德建设来更新人们的传统观念。[8]毛泽东同志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9]在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今天,特别需要人们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就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来说,农民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已成为阻碍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新的研究成果往往得不到推广,新的经营方式得不到人们的认可。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农民有改革开放的观念,需要农民有进取精神,需要给竞争以合法的地位。这些只有在破除某些旧的道德观念,树立起新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

    三、按照新技术革命的科学伦理观培育新型农民

    1.在市场开放与思想开放中培育新型农民

    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性。信息化不仅引起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而且会引起思想领域的革命。因此,培育新型农民要在市场开放与思想开放中进行,让农民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以开放的意识参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造就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新型农民。同时,开放的意识和广泛的参与必然促进农民的思想解放,使之变革一系列旧观念,建立起与改革开放及新技术革命相适应的新观念,从而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念系统,在思想上成为新型农民。但在培育中要通过创新制度来抵制和消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消极影响,正确引导农民吸取新技术革命的积极成果。

    2.在制度的建设与创新中培育新型农民

    新型农民培育制度化是一种必然趋势。这种制度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将新型农民的培育与现代科学技术管理和应用的制度创新相结合,二是与当前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当前我国新型农民培育的制度建设和创新主要有相关的法律制度、管理制度、教育和培训制度、资金保障制度、考核和评价制度等。同时,也需要创新与农民利益直接相联系的土地制度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借助制度的建立与创新来强化新型农民培育的各种机制。

    3.在高新技术的应用实践中培育新型农民

    把新型农民培育与高新技术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相结合,使新型农民培育真正融入到高新技术的实践中。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特别是生物工程等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和推广,农业产业及其相关产品的科技文化含量越来越高,这不仅为新型农民培育提供了新的文化内容,也为新型农民的造就提出了更高的伦理道德要求。总之,这种方式对新型农民的培育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导向、教育、调节作用。

    4.以提高农民的精神伦理为重点,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培训工作

    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和精髓应该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农民自觉的致富运动,在初期需要中央和各级政府倡导、扶持、示范和带动,但不是包办代替,且政府的这些行动应逐步淡出,否则又会成为“农业热闹、农村萧条、农民消沉”的形式主义花架子。[10]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突出和激发农民的自觉、自助、协同的主体意识,激发其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这样才可能把政府的意图长期、正确地贯彻实施下去,并且变成农民的自觉行为。当前,中国农民最需要树立的精神伦理是勤劳、自立与合作,这也是创建乡风文明的新农村的灵魂。而通过系统的农村教育培训工作能较好地提高农民的精神伦理。因此,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培养和提高农村人口的基本素质;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直接培养懂技术的新型农民;要完善农村成人教育体系,形成扫除文盲、提高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层次由低到高并相互依存的农村成人教育体系,有效地解决农村成人教育问题,以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张卓元.政治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林兴初,陈晓熊.农民现代化与发展本体的时代性变迁[J].理论与改革,2006(1):6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

    [4]唐凯麟.当代新技术革命的伦理意蕴[J].道德与文明,1998(5):10.

    [5]陈爱华.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青年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6.

    [6]唐凯麟.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J].科学资讯,2004(2S):2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

    [8]毕天璋.新技术革命与社会道德建设[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

    [9]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A].毛泽东著作选读[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39.

    [10]李水山.如何借鉴韩国的新农村建设经验和教训[EB/OL].(2005-12-13)[2008-02-03].http: //www. xsl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