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理论根基、发展现状与优化路径
张芳霖 段莉莎
摘要：近年来，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档案普遍利用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理论与实践高度契合的发展中也暴露出基地资源配置不均、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相对单一、利用主体参与被动等现实问题。鉴于此，基地须重构档案利用范式以引导公众参与基地建设，多重阐释爱国主义内涵以完善基地教育内容体系，搭建网络展示平台以拓展教育基地辐射面，进而优化对外传播路径。
关键词：档案利用 爱国主义教育 档案馆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atriotism edu？ cation base in the archives has achieved effective resul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of univer？ sal use of archives， but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ly consistent theory and practice exposing the base resources unfairness， single patriotism education content， and using passive participa？ tion are real problems. In view of this， the base must reconstruct the paradigm of archival use to guid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base construction， multiple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 of patriotism to improve the bases educational content system， build a network display platform to expand the ra？ diation base of the educational base， and then op？ timize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path.
Keywords： Archival utilization； Patriotism edu？ cation； Archives
隨着社会对档案教育功能的认可，我国档案部门在1997年首次将教育功能列入档案馆功能定位中，并提出把各级档案馆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截至2018年底，全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2141个，其中包括中央级2个，省（区、市）级28个，副省级16个，地（市、州、盟）级286个，县（区、旗、市）级1809个，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体系[1]。档案馆爱国主义基地的建设与完善标志着我国档案馆走向了整体结构更加优化的基地建设之路。
一、档案馆爱国主义基地建设的理论根基：档案普遍利用理论
1980年，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从档案利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档案学应用理论。根据利用主体和目的将档案利用细分为学术利用、实际利用和普遍利用[2][3]。大会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普遍利用将成为档案利用的最终趋势即档案利用的社会化。档案普遍利用理论包括使档案资料为普通人所利用和利用馆藏进行宣传教育两个方面，其目的是使很少为人所知的档案成为历史教育和文化传播的“中介”[4]。这意味着国际档案界开始重新审视档案利用客体功能、档案利用主体范围以及档案利用空间开放方式，而这三者所构建的档案普遍利用理论是当代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理论根基。
（一）客体：档案是教育素材
档案客体定性是档案普遍利用理论的逻辑起点。档案起源于人类各项实践活动，内含有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宗教等各领域教育素材，具有构建共同记忆的功效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能量[5]。出席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代表、圭亚那国家档案馆档案员巴依恩指出，档案必须被承认是一种基本的和有活力的“教育资源”，这是对长久以来“档案属于精英文化还是属于平民文化”这一争论的回应。现代“教育资源”外延的拓展可以理解为档案中所包含的教育素材。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形成了数量庞大、价值丰厚的档案，这对社会文化的积累传播、创新、发展至关重要，并以其独特的原始性和真实性成为宣传教育的重要素材。档案是教育素材的客体定性使得对应关系原本较弱的多元需求利用主体和广泛客体之间得以紧密联系，从而促使个体社会化和社会个性化。
（二）主体：普通人有利用权利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宣告：“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档案作为教育素材客体的定性决定了档案主体的普通人拥有档案利用的权利。档案普遍利用是主客体双向度公开互动的过程，在此前提下才有档案利用乃至价值实现的发生。意大利普林西普博士指出，档案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公共资源，但这种资源尚未伴随有使其能得到自由利用的措施，档案人员通过发表汇编的办法来接近广大群众并没有执行使“普通人”更接近档案的政策。主体对客体完全无差别的使用会对特定国家、组织和个人产生消极的影响，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档案客体也不能被平等利用。该理论强调的是面对公开的档案客体，档案利用主体的均等性，但这种均等性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各类主体无差别的利用权利上，还应要落实到档案利用环境是否公平、利用工具是否便利可行、档案馆工作者能否正确引导利用者得其所愿等现实维度上。
（三）场域：档案馆是开放空间
档案馆的场域定位是档案利用主体明确后的自然延伸，更是档案客体教育价值实现的保证。普遍与特殊、个别相对立，具有抽象的广泛而共同性，该理论并非指某一份具体档案的利用，而是指档案这个群体能广泛发挥效能的共同性，档案群体作为集合被广泛保管在档案馆中，使得档案普遍利用理论的最终目标只能借助于档案馆来实现。出席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的学者普遍认为可以采取不同的实践形式使更广泛的公众利用档案。档案教育功能的发挥需要有档案馆的开放空间作为基础。当代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是多种实践形式融合的档案专题教育的场所，基地任务已经不仅仅是全方位开放那么简单，而应当将自身视为开放的公共文化场所，主动嵌入到社会教育活动中，并向各群体进行宣传教育，最终实现档案普遍利用的双重目标。
二、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发展现状
爱国主义，即主张个体成员对其所属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归属、政治忠诚以及利益维护的价值选择。爱国主义教育是当代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它需要借助特定的素材、场所、仪式或活动作为载体。档案普遍利用理论的提出使得档案转变为公众可接触的教育素材，档案馆成为公众可进入的场所，但档案馆在行使教育职能的过程中面临着主体、时间与配套设施等实践层面的桎梏，直到国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才真正打破了各种束缚，同时基地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新一轮的矛盾。
（一）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成效
1.实现了利用主体广泛均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者有权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有权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根据我国最新《档案法》第四章第二十八条规定：单位和个人持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中对“合法证明”又做了具体说明，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介绍信或者工作证、身份证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开放的档案。其他如未成年群体因为利用档案有效证件的局限，作为个体利用往往不在档案利用主体之内。这种状况不仅与档案普遍利用理论所倡导的思想相悖，更与教育法所规定的受教育者权利有所偏差，程序上的均等并没有有效措施加以保障。笔者承认理论和实践并不能完全契合，但以何种思想指导档案普遍利用实践工作，以何种实践方式化解理论上的局限是要有具体而明确的思路和做法的。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实际上将青少年群体从无形限制中解除并提到重要地位上来，使得该理论和法律规定可操作性较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部分档案馆在建成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中小学生教育社会实践基地，未成年人有机会到馆观展查档，普及档案知识，接受档案爱国主义教育。至此，档案馆利用主体才真正突破理论和政策的隐形限制，实现利用主体的广泛均等。
2.促进了利用环境长效可持续性。观念不同于知识、信息的可短时接纳并有效输出，它是人们头脑中长期保持的一种思维方式，需要长时间的影响与内化。传统的档案利用方式可暂时打开公众视野、保证利用行为发生。但遗忘是人的本能，文化长期效应的发挥只能通过不断地再体验，与此相矛盾的是传统实践方式历时短，间隔长，时间不确定，这些特点导致其所能发挥效用的时限性较短，重复利用率较低，公众档案利用意识与爱国主义意识未能通过档案存在的形式而深入。为此，《国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规范》规定了教育基地长效可持续的利用环境的硬件设施标准。2019年6月9日开馆的北京市档案馆新馆，地上建筑10层，地下2层，包含6个展厅、1300平方米的档案利用区和6万平方米的库房，汇集收集保管、查阅利用、展览陈列、史料研究、服务公众等诸多功能于一身。6个展厅中最大展厅面积为1200平方米，为基地提供了一个长效可持续的利用环境，也为发挥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提供了硬件保证。新馆开馆时，举办了“档案见证北京”和“新中国的记忆”为主题的一系列宣传展览活动。这种主题展览因场所固定，可以克服公众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引导公众不断地、重复地沉浸式体验，进而达到长时间的影响与内化。公众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在实践与受教育的不断循环认证中形成长效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知。
3.强化了基地建设多方协同。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档案馆的文化属性有助于扩大档案对社会的公众开放，发挥档案的多重社会作用，推动档案馆事业的发展。但是因为档案馆自身影响力、精力有限，服务范围有限，经费来源渠道有限，档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仅凭一己之力难以达到良好的宣传利用效果。教育涉及多方责任主体，教育部门、政府部门、宣传部门、各类文化事业单位应该协同一致有计划地、长期地、深入地参与到基地建设中。多元实践责任主体的互补性合作，使档案馆在收集、保管等基础工作与对外展示、阐释、拓展等提供利用工作之间保持平衡，进而促进基地建设与发展。现今，各级档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由政府和各级宣传部门参与评选建设，政府参与基地建设不仅保证了利用主体权力，同时也将相对充裕的教育资金纳入到基地所需的经费预算中。学校是广大青少年群体的集中地，“校館衔接”研学基地联盟，不仅可以从整体上提升基地对档案素材的理解和阐释，更为基地输送了大批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对象——青少年。基地建立与宣传部门的紧密联系，在广泛宣传基础上拓宽基地用户群体，促使公众认识到档案馆馆藏的价值和潜在用途，并最终为档案馆培育下一代的利用者、捐赠者与支持者[6]。如南昌市实施“走出去”战略，以“三名档案”（名人、名优产品、名胜古迹）为主要资源在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历史遗址等文化胜地挂牌成立档案教育示范基地，各基地作为向社会全天候开放的公共文化设施，与档案部门充足的史料形成合力，共同营造了立体直观的利用环境。
（二）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困境
1.基地资源配置不均。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配置不均，主要原因在于档案馆空间的固定性和馆藏资源的地域性。全国各级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均以档案馆为依托，在档案馆内挂牌成立而非专门独立的场所，而这会造成县以下一级行政区域无法开展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工作。本地档案馆对其他地区档案无征集、接收和保管的权利，各档案馆虽具有馆际利用的权利，但出于安全考虑，档案资源大规模、长时间的借用并不可能完全实现。档案馆的国家规划无疑在客观上造成了档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内容差距。
2.爱国主义内容相对单一。现阶段，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内容不够多元，主要表现在各级基地将爱国主义内涵片面理解为革命传统教育。国家及地方历史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而公民身份认知教育、国情教育更是当代爱国主义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规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八项基本内容。当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构建的爱国主义素材相对单一，多元爱国主义素材处于闲置。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站在更高的角度，将我国古代、近代、现代等多元爱国主义素材进行横向、纵向分析比较和宣传教育，实现内容的多元化。
3.利用主体参与被动。随着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知名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进档案馆。参观的情形大多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集体活动；另一类是以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为主的党政教育活动。集体活动因其团体性质大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被动性。团体活动对利用主体的影响虽然无法量化分析，但对于普及档案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何使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公众主动选择的常态化行为模式成为新的课题。近年来，我国各基地广泛开展档案展览、征文、演讲、专题报告、研学等活动拓展基地教育形式，应用现代化传媒手段满足用户体验，但与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烈士陵园、各旧址等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相比，公众主动参与度仍显不足[7]。
三、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优化路径
（一）重构档案利用范式，引导公众参与基地建设
公共档案是包括书籍、手稿和博物馆珍藏品在内的文化财富的一种。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公园、纪念碑和各种建筑物[8]。激发档案内在活力，变被动为主动，就要从转变档案利用范式开始。在传统的档案利用范式中，档案利用者的主体性地位体现在档案利用工作会考虑档案利用需求，而在新型利用范式中，利用主体既是档案服务的对象又是档案工作开展的参与者，公众从基地教育的边缘参与者转变为活动的主体和中心。我国档案教育基地建设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可以从基地档案征集、基地宣传等工作开放开始，在适当时机将基地适当的事务交给公众抉择，满足公众需求，这不仅能有效节约基地的人力、物力、财力，还能促使利用者理清所有直观性展品，了解活动和故事背后的价值内涵与历史逻辑，重组原有知识体系，进而固化档案馆与利用主体的关系，更好地形成公众的情感认同。基地在业务开放过程中要做好思维引导，以保证公众的思想正确和路线正确。
（二）多重阐释爱国主义内涵，完善基地教育内容体系
面对当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构建的爱国主义素材相对单一现象，我们要多重阐释爱国主义内涵，完善基地宣传教育内容体系。一是在厘清古今爱国主义内涵的基础上从多维度对基地自身进行定位。我们可以根据各馆的馆藏情况推出有关公民身份认知教育或国情教育的基地素材。如2019年，广州地铁档案馆专门为广州地铁博物馆精心挑选各类档案，包括政府批示、地质勘查报告、车模、服装、车票、岩心、盾构机、道岔等，全面展示了广州地铁的建设发展历史，让公众更加了解广州地铁的发展创新文化与广州地铁人攻坚克难的精神，认识到地铁对于完善城市功能的重要性。2012年，北京市档案馆推出“青少年与奥运”展览，将北京“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在青少年中进一步发扬光大，2022年冬奥会举办后的档案亦将进馆，北京市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两批档案为依托开展各项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不仅能普及公众的档案意识、全民健身意识，更能引发公众的民族自豪感。二是要聚焦地方馆藏特色，做好特藏展览。2019年，国家档案局发布的我国档案行业内标准《国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规范》，在展览板块中新增特藏展览内容。要做好特藏展览，如福建省的侨批档案、东三省的工业档案、河北省的唐山大地震档案、江苏省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云南省的傣族贝叶档案等各类特色档案。在完善基地教育内容体系的基础上，要找到每一类档案中历史、现实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结合点，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爱国主义思想引领作用。
（三）搭建网络展示平台，拓展教育基地辐射面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理论上讲是针对全体公民，但结合客观实际，我们无法忽视地域问题、城乡差距问题等社会客观现实。基地在無法扩宽实体空间资源的情形下可选择积极拓展线上空间，利用网络环境的公正性，有效地缓解基地资源配置不均问题。国家可以进行统筹规划与指导，将各级各地档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规范化整合，更可以联合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网络资源包，运用数字化信息获取技术、多媒体虚拟场景建模技术、虚拟场景协调展示技术，建设网络平台，提供生动、直观、高效的信息利用服务，有效地推动档案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保护与传播。地方各级基地可在档案馆官网、官方公众号、官方微博等平台开辟基地专题空间进行宣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网络专题构建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此外，在社会重大事件时间节点，各基地可利用网络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争取最大范围话语权，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之际，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以俄罗斯联邦档案部门提供的开国大典彩色影片为基础剪辑制作的开国大典影像档案，真实还原了这一伟大时刻，并在各大平台进行宣传，全国人民深受鼓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利用现代传媒方式时可以尽最大可能消除公众与实体基地之间的隔阂。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网络平台的搭建、空间的拓展，并不意味着实体基地的弱化，只是为了拓展基地辐射面，实现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服务的全国性覆盖[9]。
四、结语
档案普遍利用理论是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理论根基。档案教育资源的客体定性又是普遍利用理论的逻辑起点，决定了档案主体的普通人拥有档案利用的权利，而档案馆场域成为档案利用主体明确后的自然延伸，更是档案客体教育价值实现的保证。在国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统一规划下，实现了利用主体的广泛均等，促进了利用环境的长效可持续性，并且强化了基地建设的多方协调。但是仍然存在基地资源配置不均、爱国主义内容相对单一和利用主体参与被动等困境。我们唯有通过重构档案利用范式、多重阐释爱国主义、完善基地教育内容体系以及搭建网络展示平台、拓展教育基地辐射面等方面破解困境，优化路径，档案馆才能在具备收集、保管、利用档案资料这三项基本功能外，真正成为向社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2018年度全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档案馆基本情况摘要（三）[EB/OL].[2019- 09- 26]. http： // www. saac. gov. cn/daj/zhdt/ 201909/768be44569544f30ad6421c391e4d514.shtml.
[2]孙方玖.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介绍[J].档案学通讯，1981（1）：63-66.
[3]孙方玖.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介绍（续）[J].档案学通讯，1981（2）：62-66.
[4]马仁杰，程亚萍.论国际档案大会对档案开放利用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影响[J].北京档案，2014（2）：19-22
[5]宋琦.档案馆教育功能的社会学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2（4）：84-87.
[6]谭必勇.如何拉近档案馆与公众的距离：解读西方公共档案馆公众教育职能的演变[J].图书情报知识， 2013（4）：85-94.
[7]谢咏含，王运彬.新时代档案馆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研究[J].档案与建设，2019（6）：23-26.
[8]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M].黄坤坊，等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14.
[9]黄霄羽，杨青青.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探析及启示[J].档案学研究，2018（6）：118-123.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