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路径与发展困境探析
赵炎峰
[摘要]传统儒学有三个层面,即政治制度层面(政治儒学)、生活层面(生活儒学或民间儒学)、精神信仰层面(信仰儒学)。政治儒学的社会基础已经丧失,信仰儒学的建构难以实行,复兴儒学最好的方法就是从生活儒学入手,发挥儒学在民间生活层面的作用。从文化的延续性、儒学的超越性、实践性、包容性等方面分析考察,儒学存在复兴的契机。然而在基础改变、传续断层、多元冲击的情况下,在精英化与大众化、知识化与信仰化的两难中,儒学的发展还是面临外部和自身的诸多困境。儒学复兴,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关键词]儒学复兴;政治儒学;生活儒学;信仰儒学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思想的地位异常稳固,即使经历了多次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儒学依然能够从内部进行自我修复和完善,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学东渐”,传统儒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开始一步步从自己的领地退却。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扫荡后,儒学为千夫所指,承担了造成中国落后的全部罪名,被视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绊脚石。新中国成立至1970年代,儒学从内地意识形态领域彻底退出,出现了“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况,仅存一些批判性的研究活动;只有港台和海外一些学者还在坚持着儒学研究工作,为儒学的延续保留着星星之火。
复兴儒学的思想就产生于儒门衰落之际。早在解放前梁漱溟先生就在《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作出了在未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必将复兴的预言。1970年代,海外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等提出了儒学发展三期说,认为儒学在经历了原始儒学、
宋明理学之后,在当代进入了第三个发展时期:儒学复兴。之后,儒学复兴论传入中国大陆,引起了一批对传统文化抱有敬意的学者的附和,他们纷纷发文,从不同层面论证儒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对儒学复兴持乐观态度的人们有一种共识: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不可磨灭的组成部分,具有恒久的理论价值和一定的现实意义,能够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接轨,并将重新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和指导思想。这种呼声逐渐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成为新世纪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传统儒学的三个层面
1.政治制度层面
传统儒学的基础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制度之上的,而这也正是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所以它一开始就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原始儒学中,孔子通过“引仁入礼”,对礼乐文化进行重构,挖掘出礼乐文化的政治意义,强调“为政以德”和“为仁由己”,形成了“德治”的政治思想。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把它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儒学的政治内涵。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思想中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使儒学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政权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百家而尊儒术,使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儒学。“三纲五常”遂成为政治儒学的纲领,在我国2000多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的解体。
2.生活层面
儒学是人间学问、生活智慧,它是“安排人间秩序与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学问,是社会正常运转得以进行的人文轨道”[1]。儒学是生命生活生存之学、践履之学,它对人生的基本的、普遍的问题进行反思、提升,而后落实于人伦日用之中;即使那些看似高深玄妙的天道性命之学,也是由人生常道问题经反思提升后又用其规范引导人生的。儒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践履精神:通过孝悌调整家庭内部成员关系,孝悌推广至乡里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仁、义、礼、智、信等思想都是教人从最基本的细节做起,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儒家的这些价值观念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之中,成为人们日用的指导思想和精神信仰。“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正是在最普通、最平常的生活中,体现了儒学作为社会人生妙道的高深与精微。
3.精神信仰层面
所谓信仰儒学,指儒学由于其超越性品质和它对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追问而成为一种宗教信仰。儒学是天人性命之学,它本天道以立人道,内透心性,外通天道,合内外,一天人。这种对天人的贯通与宗教信仰颇有相似之处。从这个角度讲儒学具有宗教性。
关于儒学是否是宗教的问题,学界争论颇多,还没有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不过,即使是持儒学非宗教观点的学者也都同意儒学具有宗教性的看法。德国神学家保罗?田立克(PaulTillich)将宗教定义为一种“终极关怀”[2]。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儒学无疑有丰富的宗教性内涵。所谓儒学的宗教性并不是指它是具有严密组织的制度化宗教,而是指儒家价值的信仰者对于宇宙的超越本体所生发的一种向往与敬畏之心,表现为他们对“道”的无限向往与追求。孔子就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个“道”既是天道又是人道。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世界里,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天道与人道是契合的。儒家相信人与宇宙的超越本体之间存有一种共生共感而且交互渗透的关系,人们可以透过人事把握天道,也可以依据天道安排人事。这种信仰是一种博厚高明的宗教情操。所以孔子自述其心路历程说“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第二》),孟子也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些都揭示了儒学的超越性品格,显示了儒家对这种超越性的忠实信仰。在对超越性进行追问的过程中,儒学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经典和义理系统,成为“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圣人之学。宋明理学把这套理论体系发展到了高峰,表现出了儒学深刻的宗教性和哲学性。
二、儒学复兴的三条路径
从儒学的三个层面来看,儒学复兴有三条路径:第一,走上行路线,复兴政治儒学,通过主导政治实现自身复兴;第二,走下行路线,回归生活儒学,发挥儒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走民间儒学路线;第三,走中行路线,把儒学完全推向信仰层面,建立儒教。[3]
从政治儒学的角度看,从原始儒学到现代新儒学,儒者们始终在“内圣”与“外王”的紧张中找不到合适的契合点,不能很好地解释“内圣”何以能够开出“外王”。而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传统政治儒学所依存的社会环境已不存在,另一方面传统儒学的德治和礼治思想与现代社会民主自由和法制思想有所抵触,“三纲五常”等已成为历史逆流。缺失了这些社会基础,政治儒学很难完全复兴。
从信仰儒学的角度看,虽然儒学具有较强的宗教性内涵,但儒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儒学与宗教的最大区别在于二者对超越性的回应方式不同。在儒学的超越思想中,天人是合一的,是天与人的双向贯通,这种贯通不仅仅是自天而人,更有自人而天的贯通;而宗教中上帝与人的贯通是单向度的,上帝是全知全能的神,他能够影响人,人对于上帝只有崇拜和信仰,而不能影响和改变它。从这点讲,将儒学转化为宗教,反而会拉开它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削弱它对人的终极关怀。现在确实有一些学者提出要重建儒教,甚至有人要把儒教定为国教,“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4],历史早已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康有为发起的孔教运动的失败就是先例。
从生活儒学的角度看,重建生活儒学,走民间儒学路线,重新贯通儒学与民间生活的联系,这条路线的可行性最强。首先,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传统儒学赖以生存的血缘宗法制度已经消失,但是儒学的一些基本精神如孝悌、忠恕等价值取向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实践性,易于被人接受和传播。其次,儒学长于关心人的精神世界,善于调整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能够弥补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道德缺失和人们的精神信仰危机。再次,传统文化在民间的生命力最强,儒学在民间大多以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存在,保留相对完整,人民群众乐于接受。
三、儒学复兴的可能性
1.从民族文化的延续性来看,儒学具有在现代社会复兴和发展的可能性
在民族这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5]里,文化是最重要的象征体系,它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外一个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作为民族精神基础的文化具有延续性,文化的强大是一个民族强大的精神基础。一个民族不可能完全切断自己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一种新文化或改奉其他文化而变得强大。放眼世界,欧美、日韩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是各自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以新加坡、中国香港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各自的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延续。毫无疑问,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与发展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是必需的。
国家民族的复兴,未必以传统文化的复兴为前提,但国家民族复兴之后,必然回归于传统文化,并以传统文化复兴为国家民族复兴的最高标志。儒学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人们的民族认同感进一步加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得到了明显提升。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复兴,而是在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全面复兴;国家的强大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的强大,更重要的是在民族精神方面的强大。
2.儒学接触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具有超越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
儒学中双向互动的“天人合一”理念,较好地消解了超越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首先,儒学认为人是天的一部分,人和人事都归属于天,天是人和人类社会存在的终极依据。在这里,天不仅仅是指人们可以感知的自然之天,更是指对人和人类社会具有主宰作用的超越性存在,即天道。其次,天与人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感应、相互贯通。天在上,能够主宰人事;而人在世,也能够通过道德修养感知天道。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就是一条通天人、与内外的思想进路。
“天人合一”有两层涵义:第一,人与自然的合一。天首先是作为自然现象而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的“天人合一”首先是自然界与人的合一。这与西方科学话语体系下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思想有明显区别。西方思想传统中人是自然的主宰,自然只是无生命的客觀对象,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改变自然。但过度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导致了人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在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中,自然与人是贯通的,人可以改变自然,自然也可以影响人类生活,人类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开发自然的同时不忘记保护自然,才能保证二者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学者认为这一点可以用来指导人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第二,人与社会的合一。在超越性的天道层面,天道是人类赋予天的超越性,其实代表了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这样的“天人合一”其实是人与社会合一,强调人应该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为儒家所提倡的社会伦理道德和个人修身根基,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相处。所以,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又是社会良性运行的保证。可见,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是宇宙和谐图景的总结,更是人类社会和谐共生的基础,对人类社会中根本问题的解决具有启发意义。
3.儒学揭示了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常理常道,能够满足现代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需要
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前两项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后三项为高级需求(成长需求)。他认为人们只有在低一层需求获得满足之后,高一层的需求才会产生。作为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必然要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必然要向全世界展示自己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优秀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基本上解决了生理与安全的基本需求。但人们并没有很快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归属与爱等高级需求得不到满足。摆脱儒学思想的“控制”之后,人们的精神领域出现了真空,面对各种社会思潮,人们陷入了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信仰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回头观望,才发现传统儒学所揭示的正是现实生活中所缺失的常理常道。儒学的“修齐治平”和“内圣外王”思想进路,通过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来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强调社会对于个人的意义和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这些常理常道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不会因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变而改变,具有恒久的价值。
4.儒学自身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开放性、发展性、再诠释性
原始儒学仅仅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学说,影响力甚至不如杨墨之言,可是它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通过对诸子百家的批判吸收来完善自己,最终成为官方哲学。即使遭受到佛教等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儒学仍能屹立不倒。荷兰汉学家许理和有一本名著叫《佛教征服中国》,但若认真研究佛教与中国的关系,那么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征服佛教。儒学以其极强的包容性融合了佛教,并且从这些外来思想中汲取合理成分为我所用,最终在宋明理学中完成了对释、道两家的融合,达到了自身发展的高峰。即使后来又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强烈冲击,儒学仍没有失去自己的核心精神,基督教最终也没有征服中国。
儒学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经学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原始儒学《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再加上先秦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这些经典不是历史著作和典章制度,就是先哲的一些箴言集,儒学的精髓就存在于这些可以无限诠释的言语中。儒学的可再诠释性使人们可以根据当今的社会对其进行重新理解,发扬和发展儒学的真精神,创造时代的新儒学。
四、儒学复兴的困境
1.外部困境
首先,传统儒学所依存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改变。传统儒学有一个较稳固的社会基础——血缘宗法制: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由家庭而宗族,由宗族而乡里,由乡里而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6]。家庭、宗族、社学、书院、乡约都是儒学赖以生存和发挥作用的场所。在血缘宗法制基础上,儒学建构了基本的伦理体系,确立了以伦理道德思想为指导、以各种礼仪为载体的作用机制,并延续下来成为文化传统。即使统治者焚书坑儒、禁讲学、毁书院,也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儒学在百姓生活中的支配作用,不能彻底地摧毁儒学。然而这个社会基础,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被大大地毁坏了。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代替了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宗族规模逐渐缩小,人们的血缘宗亲观念日益淡薄,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由“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随着社会基础发生改变,儒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热土,成了无源之水,只剩下抽象的理论,举步维艰。
其次,儒学的传承出现了断层。儒学特别注重师承关系,教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担,儒学义理靠一代代的师生传续而发展。传统社会中教师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在社会阶层排序中,教师处于“天地君亲师”序列,地位明显高于士农工商等阶层。而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学经过多次冲击,“门前冷落鞍马稀”,真正能够传承儒学精髓的师者越来越少,满足不了传接整个民族文化的需求。并且现在教师成为专门的职业,教书活动成为谋生手段,失去了传统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精神。除了“授业”外,教师们“传道”“解惑”的观念日渐淡薄。
再次,全球化语境下儒学失去了一学独尊的地位。全球化背景下,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创造的各种思潮蜂拥而至,人们的思想也变得多元化。在诸多学说并存的背景下,儒学沦为众多思想和学说中的一种选择。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对儒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儒学不得不接受这些思潮的挑战并与之进行正面
交锋。
2.内部困境
首先,儒学应该走精英化道路还是走大众化道路?从儒学的受众层面和普及程度上看,现代儒学面临着精英化和大众化的矛盾。所谓的精英儒学,也可以称作学院儒学。这样的儒学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只有少数人像研究自然科学一样把儒学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义理、历史等。但是儒学原来是平民之学、大众之学,如孔子就提倡“有教无类”。“有教无类”从根本上决定了儒家学说的本质。“‘有教无类的涵义不是某些特定阶层、特定集团、特定群体可教,而是人人可教。”[7]原始儒学的基础扎根于民间,根植于广大百姓的日常生活。即使在两汉以后,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升级为官方之學,作为儒学根基的大众儒学和民间儒学也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大批民间儒者的工作使得儒学继续扎根于民间,儒学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层面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百姓的人伦日用。
即便如此,儒学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永远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个儒学,被贴上了官方标签。当今中国,儒学只能以精英儒学的身份蜷缩于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精英儒学的研究对象也不是人伦日用,而是高深莫测的玄理,越来越成为一门专业的学问。在高等教育西方化的分科模式中,儒学甚至没有自己独立的领域,只能在哲学或者文学等学科下赖以生存。这样的儒学如何能够复兴?
其次,儒学应该走知识化道路还是走信仰化道路?从儒学的内涵上看,儒学又面临着知识化与信仰化对立的矛盾。如前所述,在原始儒学和大众儒学中,儒家所传授的经典知识只是一个载体,儒学正
是通过这些知识的载体来传播自己的真精神和信仰,寻求“大道”。传统儒学经典中的仁、圣、天道等思想是为了教导人们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达到“合天人”、“同人我”、“一内外”的“天人合一”境界。[8]即使在官方的制度化儒学中,也包含了深层的精神因素在里面,即对人的关切,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切,对人和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除了经典之外,儒家还通过人伦日用、生活方式、祭祀仪式等不同的礼仪来表达一种信仰。作为精神信仰的儒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身局限性的超越、对永恒的不懈追求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不断追问。
而在现代,儒学仅被作为知识来传授,其实践性和真精神却被日渐淡忘。这无异于买椟还珠。儒学丢掉了最宝贵的精神,空守着经典故纸堆,其复兴还有什么意义?
当然,我们也应该相信,这些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儒学选择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则复兴之日一定能够到来。总之,儒学复兴,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