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喇叭”在基层信息传播中的再回归

    关键词 “大喇叭” 基层信息传播 再回归

    作者简介:郭俊,中共晋中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中图分类号:D6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3.304

    近日来,为了将疫情信息防疫知识宣传到位,各村镇社区的大喇叭紧急上岗,成为抗疫宣传一线的骨干力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喇叭在基层信息传播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响了几十年的“大喇叭”逐渐沉寂。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今年的防疫抗疫的过程中,这一被历史“淘汰”的物件又被基层工作者捡了起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回顾历史:农村“大喇叭”的发展轨迹

    “大喇叭”从专业术语来讲,属于广播电台。从时间上看,我国境内电台的出现并不晚于欧美国家,但限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程度,中国广播的发展相对于欧美来说缓慢且滞后不少。即便如此,处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早期中国广播,已经开展了许多尝试。

    (一)国民党统治时期:萌芽

    我国最早的广播电台出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美国人E·G·奥斯邦于1923年1月23日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家广播电台,随着这家广播电台在国内的良好反响,广播电台逐渐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这一階段的广播事业,受限于设备的简陋和规模,收听范围仅限于电台附近地区。这一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同程度的认识到广播在基层舆论教育引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不止于认识层面,在实践层面亦做出了一些努力和尝试。但是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无论是国民党的基层广播无线电台还是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基层广播试验都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拉开了中国大规模的“广播下乡”的序幕。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起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基层政府对广播的基层宣传教育功能都极为重视。从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到1950年发布的《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都提出了基层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当时的农村有线广播站,设备虽简陋,但在农村思想教育和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到1956年底,县级广播站增至1458座,1957年底增至1698座(1949年仅有11座);广播喇叭增长很快,1956年底增至50.67万只(1949年仅有900只),1957年底增至94.12万只。这一时期,农村广播事业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三)大跃进、文革期间:高速发展

    这一时期,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带来了农村有线广播事业的空前发展。全国各地在这一时期不遗余力发展广播电台,据统计,仅大跃进期间,县级层面建成的广播站到1960年共有2万多个,比上一年增加了十三倍左右。广播喇叭到1960年共有604万只,比上一年增加了四倍左右。

    “文革”时期,全国农村广播进一步发展,各项数据达到了农村广播建设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国有线广播网经过建国后十几年的建设在这一时期已经基本普及。“文革”结束前,广播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实现全面覆盖,广播喇叭更是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增加了十倍以上,广播入户的覆盖率达到了60%以上,实现了广播下乡的全面覆盖以及广播入户的基本覆盖。

    (四)改革开放以来:衰落

    1976年,“文革”在“四人帮”被打倒后随之结束,这一时期,广播事业的基本任务与全国全党工作一样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的变化。这一时期,国家对广播网的建设开始同电视网的建设相结合,农村广播事业逐渐衰落。

    在农村有线广播走向衰落的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手机和电视等产品进入人们的视野,其传播的内容和形式多元、丰富和立体,更有吸引力,农村广播事业日渐衰落。二、分析当下:农村 “大喇叭”面临的“危、机”分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广播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其生存和发展都陷入一定的困境。

    (一)农村“大喇叭”面临的危机与困境

    1.互联网技术的极大冲击

    互联网技术的创新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广播的发展,从传统广播到电视、手机的发展,信息的采集、传播更加多样和立体。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很多信息能够同步及时的采集和发布,增强了信息传播的及时性;同时借助于先进的现代数字媒体技术,信息的传播形式和内容都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吸引力,这些都降低了传统广播的社会影响力。

    2.节目内容的乏味可陈

    长期以来,大部分的基层广播节目缺乏创新意识,很多节目内容过于单调、乏味,制约了基层广播事业的发展。对于任何广播来讲,受众多少是其发展与否的重要指标,而乏味可陈的节目其实是在推开受众。另外,农村“大喇叭”广播节目的主动性和随意性较大,而且这种广播一般无法储存,其传播内容较难搜索和查询,存在一定局限性,用户参与度不足。

    3.资金、人才的严重匮乏

    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多元的新媒体得到了市场的亲睐,故而能够吸引大量的资金和人才,这对于传统广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不管何种广播,资金和人才是其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传统广播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既缺钱又缺人,这对于传统广播的创新发展都是极大的阻力。

    然而,即便危机重重,传统广播依然保持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在新媒体的强势发展势头之下,传统广播并没有完全丧失自身的特点和功能,尤其在基层信息传播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农村“大喇叭”的优势与机遇

    1.成本低、效率高

    大喇叭广播曾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基层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这种传统广播形式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升级下逐渐被人们遗忘。但是在广大的基层地区,大喇叭广播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物美价廉。村里的大事小情都能通过大喇叭传递到各家各户,而且通过大喇叭广播,可以对一个信息进行反复的播放,成本几乎为零。另外,传统广播是靠声音传递,听众在收听广播的同时可以处理别的事情,能够“一心二用”。而人们在看电视、使用移动手机等时则需要手眼并用,很难做到“一心二用”。

    2.共鸣强、效果好

    大喇叭广播利用同声传播的方式,一人在喇叭前广播,众人在不同的空间收听信息,这有利于让收听广播的众人在不同的空间共同讨论一个话题,容易产生共鸣。而且大喇叭广播的范围基本是生活在相近区域、彼此熟悉、社会风俗相近等,再加上大部分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利用方言来进行广播,无形间拉近了广播者与听众的距离,对于这一区域的听众来讲是具有吸引力的。这就有利于政府进行各种动员,使政令通达。另外,大喇叭广播的这种接地气,在遇到一些需要紧急应对的场合时,尤其是发生自然灾害和公共危机时,就像这次的新冠肺炎,采用大喇叭广播去进行相关的宣传及动员,效果会事半功倍。

    正因如此,即使是在当今5G网络的大发展趋势以及不断推陈出新的移动端产品的广泛普及之下,大喇叭广播,尤其是在广大的基层农村,其重要性仍然是不可小视的。基层工作者一定要重视发挥大喇叭在基层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当前乡村振兴是非常得力的工具之一。三、展望未来:农村“大喇叭”新时代的再回归

    新时代广播对于构建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所具有的战略意义随着国家的“新农村建设”工程重新受到重视,农村广播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村头的“大喇叭”作为农村的“公共传播媒介”,再次被一些地区重视起来。

    (一)与新媒体“融合”是互联网时代的不二选择

    伴随着移动网络的迅速发展,带给传统广播巨大的挑战的同时,也为传统广播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传统广播转型突破的最佳选择非媒体融合莫属,广播网站、网络电台、微信广播、抖音、快手短视频平台等传播渠道更为丰富,广播通过与新媒体的融合,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大喇叭与移动互联网、移动手机的完美结合,使得大喇叭重新回归大家的视野。

    (二)节目内容的创新与发展是核心

    当然传统广播想要在新媒体时代浴火重生,仅仅将新的科技成果与播出平台和方式相结合还不够,传统广播还要做好、做实自己最重要的音频业务。想要求发展,提供给观众优质的节目内容是关键,提高节目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是保障,与此同时了解分析听众对节目内容和形式的需求,满足不同听众群体的个性化需求,用更加专业化、精准化的广播内容,不断扩大广播听众的受众范围并培养更多的王牌节目和忠实听众。

    因此,新媒体时代,传统广播虽然面临着各种困境,但只要不放弃自己的核心价值优势,坚持“内容为王”的宗旨,充分、合理地运用调查数据,分析受众,迎合受众需求,在产品内容上不断更新、发展,同时并入互联网思维,走全媒体道路,就可以在逆境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發展之路。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通过大喇叭广播,政府的各项政令顺利下达基层;通过大喇叭广播,中国农村的宣传教育工作高效推进;通过大喇叭广播,农民和政府的距离越拉越近。

    技术在发展,更新更高科技的传播媒介在不断涌现,但是大喇叭仍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抗疫时期,大喇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互联网时代,基层传统广播事业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创新,只有以开放、革新的心态拥抱新时代、接受新技术,才能有效地促进新时代传统广播的再回归,进而推动国家文化事业的创新发展。

    注释:

    雷彦明,武晓然.农村“大喇叭”广播的实践与思考——以保定广播电视台农村“大喇叭”为例[J].中国广播,2018-09-20.

    参考文献:

    [1]潘祥辉.“广播下乡”:新中国农村广播70年[J].浙江学刊,2019-11-05.

    [2]富子梅.“大喇叭”凝聚正能量[N].人民日报,2020-02-01.

    [3]柴志明,林勇毅,徐洲赤,汪洋.发展农村广播: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农村广播发展的思考[J].视听纵横,2009-10-10.

    [4]喻频莲.“两报一刊”评论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6-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