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德国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势力对比及发展趋势

    李文红　吕律

    摘要：从左右翼和民粹主义概念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前世界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势力近年来在欧洲逐渐抬头并有“国际化”趋势的现象。以一部分欧洲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如右翼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的观点为代表的理论基础对其构成的思想根源对近年来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极右翼势力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及政治纲领方面的主张有所影响，其社會破坏度对德国社会及民众造成了不良后果，而民意与政府决策之间的持久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对右翼民粹思潮的蔓延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民粹;极右翼;卡尔-施密特;意见气候;中坚分子

    中图分类号：D75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01-0001-04

    2019年12月，半年无首的德国社民党终于选出社民党议员萨斯基亚·埃斯肯（Saskia Esken）和北威州的财政部长瓦尔特·博尔扬斯（Walter Borjans）为社民党的双主席。这种明确的党内权力制衡的双党魁设定，一方面清晰地表明了德国SPD内部存在矛盾和分裂，需要彼此制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德国社民党这个传统大党的改革意愿。近年来，不仅在德国，在整个欧洲各个国家的中左翼社民党均出现了党员流失的情况，以前以工人等阶层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社民党因为这些年欧洲传统工业的“铁锈带化”，德国极右翼趋向的发展，内部的分化问题而遭遇困境。而其政策模糊化和其提出的“中间路线”与其他中右翼政党政策趋同化等带来的问题也同样让这个欧洲传统大党面临着施政政策确定的困难。

    就在2019年12月初，德国右翼民粹党“另类选择党”（AfD）也举行党代会并选举出了新一任的两名新党魁，不出意料地由耶尔格·默尔腾 （J?rg Meuthen） 和奇帕拉（Chrupalla）担任，表明右翼民粹党之后的施政纲领具有连贯性，不会有很大改变。

    与此相比，2019年11月德国基民盟（CDU）在莱比锡举行的党代会，德国执政党基民盟主席及德国国防部长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的一次发言，震惊四座，对其担任基民盟主席以来出现的各种质疑和批评做出了反击。

    而德国各界对这位默克尔钦定的被称为“小默克尔”的基民盟女党魁体现出的强硬一面的质疑依旧存在，因为即使基民盟解决了内部矛盾，也无法改变基民盟在各州选举中连连惨败的结果，尤其在德国东部各州中右翼民粹政党“另类选择党”的选民有大幅度上升。

    德国各政党选举结果体现出的去中心化和碎片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在加剧德国目前的执政大联盟（GroKo）面临瓦解的可能性，“后默克尔时代”的内外政策倾向的发展引人注目，早到2019年5月23日到26日的这次二十年来选民参与投票率最高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中右翼的基民盟和基社盟联盟党选票收缩，而社民党的选票则大幅度下滑，遭遇惨败，议会中最大反对党右翼民粹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的选票比例在上升，获得更多东部选民的支持。在欧洲议会中占有96张席位的德国内部面临着内部的分裂和不稳定。而作为欧盟另一发动机的法国，在国内走中间派路线以马克龙为代表的执政党败给了以勒庞为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欧盟第三大国意大利右翼政党不出意料大胜。欧洲的“全面向右化”倾向不容忽视，令人担忧，这一点在这几年的欧洲似乎暗流涌动，已经成为部分知识阶层和中下层大众的共识。

    早在2018年5月到8月，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进行了名为《2018年的德国民粹主义趋势》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德国社会民粹主义倾向加剧，在2018年5月到8月参与调查的3400名调查者中，近三分之一有民粹主义倾向，其比例从2017年的29.2%增加到了30.4%，呈逐年递增之势。对民粹主义持批评态度的占德国选民的比例从2017年的36.9%降到32.8%。教育水平和收入越高，民粹主义的倾向就越轻[1]。

    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倾向和民意之间的相互影响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德国著名政治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 -Neumann）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用“沉默的螺旋理论”详尽地解释了以意见气候为其一特征的民意对德国政党的选票之间的影响度。

    本文从剖析几个重要概念如左右翼和民粹主义入手，分析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势力近年来在欧洲逐渐抬头并有“国际化”趋势的现象，以及以卡尔-施密特右翼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的观点为代表的理论基础对其构成的思想根源，继而剖析近年来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极右翼势力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及政治纲领方面的主张，分析其社会破坏度对德国社会及民众造成的损失及可能的后果，及民意与政府决策之间的持久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1左右翼之辩及概念来源和民粹主义概念的发展态势

    1.1左右翼概念来源及基本差别

    左翼（political left，politische Linke）和右翼（political right， politische Rechte）这一表达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89年到1791年的法国国民议会中，坐在左侧是反对当时的法国的君主制，支持共和制，反对教权和世俗化的人，多为当时的处于第三阶层的市民和农民，这些人被称为左派或左翼。而议会右侧是保卫君主立宪制的议员，多为当时的处于第二阶层的法国贵族，代表保守的政治力量，被称为右派或右翼[2]。

    这一座位排列顺序和称谓在当时正处于思想启蒙期间，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萌发的动荡不安的欧洲迅速流行开来。1848年处于三月革命期间的北德意志邦联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国民议会时也采用了这一座次。1848年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die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在德国历史上意义深远，是统一德国的第一次尝试。与会议员通过了小德意志方案（相对于奥地利提出的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大德意志方案），把奥地利排除在未来统一的德国之外，并颁布了德意志宪法，但是最终没有成功，议会后来被军警强制解散。

    德国饱受争议的倾右翼政治思想家和公法学家卡尔·施密特（1888-1985）一生中历经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德意志第三帝国（纳粹德国），战后联邦德国，对德国宪法和政治学理论乃至对欧美世界的思想维度扩展和深刻影响力不可低估。这位对自由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保守派学者所历经时代的复杂性，让他的复杂的思想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欧美国家的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而极右翼也选择了其中一些，作为自身的理论根据。

    左右翼这两个词常用来表达在政治意识、立场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概念，在欧洲被视为“自由意志主义”“自由派”的通常在美国被视为右翼。欧美国家的左右之分和我国也是有很大不同，在欧美国家，民族主义通常被视为右翼，在我国民族主义通常被视为左翼。

    右翼通常的特点是：保守，多持保守派宗教观点，强调精英政治，部分赞同自由市场造成的不均等，认为贫穷的根源更多的在于懒惰、不努力等个人因素，偏好一个“更小”的政府，承认社会阶层，一般也是追求现世的政府（这种差异在美国，欧洲以及印度等国家的天主教国家特别明显，有时也包括中东地区），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对跨国家团体持保留态度，支持主权国家至上，对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持保留态度（经济民族主义或者贸易保护主义在左右两派都可以发现，左翼的保护主义是以确保国内的工作机会为目标，而右派的保护主义则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公司和经济），更多愿意承认人性的不变，愿意维持社会现状，高度重视市场经济。

    根据德国各政党政治纲领的大致划分，德国倾向于右翼的政党有：以基督教教徒为主要党员构成的基民盟（CDU）基社盟（CSU），还有自民党（FDP），一般视其为中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AfD）一般被视为“游走在违宪边缘”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倾向于左翼的政党有：左翼党（die Linke），以及部分绿党/90联盟（Gruene/Buendnis 90）。

    在欧美当代政治生态中，左和右已经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关系，左翼和右翼的划分不能极端化。追根溯源，西方国家的所谓左派（不包括极左）和右派（不包括极右），其实是自由主义这个大传统下的两个分支，它们是相互竞争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根据博弈论的“中间选民定理”，各党派的候选人，其政治主张均会向中间立场靠拢，以吸引更多的选民，导致中左、中右逐渐成为两大主流，而极左和极右以往大多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德国的左右翼致力共同推行的“新中间派政策”（Neue Mitte）深受上世纪七十年代威利·勃朗特时期的影响，这其实是自那时候起欧洲中左翼的社民党团整体上对寻求左右翼之间“第三条道路”的体现。

    二戰后的德国政坛基本遵循了这趋势，由两大主流政党社民党、基民盟和基社盟联盟轮流组阁。在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面前，西欧各国的传统温和党派呈现出明显的颓势，而持排外与孤立立场的极右翼党派已经摆脱过去的边缘地位，逐渐成为各国政坛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除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外，还有法国的“国民阵线”、英国的“英国独立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等，几乎遍及西欧所有的主要大国。右翼民粹主义阵营及其候选人的一连串胜利不仅表明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在坍塌，而且也标志着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吞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外壳火焰的照耀下，新世界的面貌若隐若现;这个新世界的特征和近几十年来所熟知的世界有天壤之别。用中国古话来表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很多普通选民的选票其实大多对切身利益的政策导向更为敏感。当然这只是一部分，还要考虑欧洲文化与宗教历史问题的影响。

    在德国，倾左翼的社民党和中右翼的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几次联合政府，比如现在的德国执政党就是GroKo，大联合政府。它们向“中间道路”靠拢的心理意识和执政趋势，却给两级留出了空缺位置，让民意中感到自己经济下滑的趋势增强，外来移民增多，自身利益受损的“沉默”的一部分选民投向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AfD）。

    而在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升至德国政坛第二位的绿党的成功，遍及欧洲的环保活动“周五为未来”充分体现了大众媒介和民意的互动以及对德国政治版图的巨大影响力。

    1.2 民粹主义概念的发展趋势

    民粹（populism，Populismus）最初指俗民，外延到所有下层居民的范围。俄国最早出现了“民粹派”，而俄语中的“民粹”含有“到民间去”，即“向人民靠拢”的含义。民粹主义通过建构和解释人民这个主体，来反映与人民相对应的阶层或群体，即少数精英。民粹主义隐含了大众与精英的特定关系，它主张以人民为主体，“以民为粹”，表现为反精英的大众主义、平民主义或者叫做“底层主义”，也有草根政治之说，构成一种以反权威、反建制派以及反智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极端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思潮。

    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是：相比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相对成型的“完整的”（full） 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是一种缺乏稳定内涵的“稀疏的”（thin）意识形态。[3]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敌视与反对，而不是“建设”。在政治风格上，诉诸、强调“人民”以反抗其不许可的“其他人”的二分法是民粹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特征。作为“人民”的对立面，那些“其他人”可以包括“精英”“当权者”“体系” 等不同的对象。这些对立面也会被民粹主义所认可、划界的“人民”被视作危机、分裂、腐败和失效的根源而加以反对、攻击。

    事实上，民粹主义在西方并非新鲜事物，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民主的伴生物。在欧洲宪政派政治学者为防止“多数人的暴政”所做的制度设计的约束下，极端民粹主义势力在西方社会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影响力并不大。

    民粹主义通常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其中又可细分为政治左翼，政治右翼，经济左翼和经济右翼。民粹主义中的政治左翼和经济左翼有其积极的一面。以北欧经济社会福利为代表的经济左翼民粹主义提供给社会平民高质量的福利，体现其积极的一面，而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右翼民粹则是孤立主义的表现。以拉美民粹主义为代表的政治左翼和以欧洲右翼为代表的政治右翼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连，差别在于左翼的表现是强调爱国主义，反对外来势力侵略干涉及殖民渗透，而右翼民粹主义则侧重于反对外来移民，强调种族认同。[4]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的转折点。之后，欧美各国一大批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人物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逐步在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登堂入室。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支持脱欧选民票数占总投票数的52%。同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以反建制派自居的唐纳德·特朗普获胜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这两件事给世人传递出了十分重要的信号：全球思潮急速向右倾斜，右翼经济及政治民粹势力的影响力上升，对西方传统政治格局产生了强烈冲击，新一轮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已然来临。

    德国经历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希特勒“合法”上台的历史教训后，成为欧洲对极端民粹主义防范最严厉的国家。各界民众对极端民粹主义思想十分警醒，同时有法律制度上的多重防范及保障机制，政府及社会各界也对极右翼势力不断进行斗争。因此，在2016年以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和英国脱欧为代表的民粹主义风暴让西方许多国家地动山摇之时，德国仍被认为是一个平静的“避风港”。

    但仅仅过了一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在2017年德国大选中的强劲表现，终结了民粹主义“德国例外论”，德国也失去了对愤怒、反建制的民粹主义的免疫力。对于一些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国家，尤其是欧洲和美国来说，这场意识形态危机已经迎来了“民粹主义时刻”，或者被称为是“民粹主义时代精神”：正在出现的新政治现象填补了所有皈依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建制派危机遗留下来的虚空——这一切似乎都带有民粹主义的烙印。[5]在这个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借助于试图跨越左右分裂之趋势的幌子，民粹主义才得以出现;而且民粹主义成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建制力量的共同逻辑。

    2德国民粹和极右翼思想的来源和理论基础

    在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化危机背后，是全世界自由主义国际化的偏离方向，偏转为更为保守的民粹主义方向。

    19世纪著名哲学家尼采的观点如“权力意志”等通常被认为对纳粹有影响。欧美极右翼延续了这一思想脉络，把比卡尔·施密特和写《第三帝国》的凡登布鲁克（Von den Bruck），军国主义作家恩斯特·容格尔（Ernst Juenger）等人早几十年的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观点视为欧洲右翼和美国另类右翼的思想源头之一。

    尼采之后，对自由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和公法学家卡尔·施密特通常被视为德国新右派的来源。他对一些宪法概念的梳理和公法学思想，部分体现在其重要著作《宪法学说》，《宪法法学文集：1924年至1954年》，还有《论法学思维的三种形式》。他的《陆地和海洋：一个世界史的观察》，深化了麦金德和马汉的海权陆权理论，从法理学的角度对海权和陆权代表国家的政治传统和法理傳统进行了分析。卡尔·施密特的政治思想可用“决断论”，“敌友观”和“例外状况”简单概括。

    其在《政治的概念》一书中提出“决断论”（Dezisionismus），和极富争议的观点，即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政治就是国家之间的生存冲突，需要划分敌友。认为政治的重要标准就是区分敌友。卡尔-施密特的这种“敌友观”构成西方政治思想中最为著名的敌友观之一。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Derrida）的敌友观是强调应该化敌为友，将政治理解为友爱的政治学，提出了“友爱政治学”这种假设。

    左翼民粹知识分子墨菲（Chantal Mouffe，1943—）深受施密特的影响，近年提出了抗争政治学的观点，认为抗争是一种区分方式，但不至于敌对，相对温和——Wir gegen "die"（我们反对“他们”）。施密特的敌友观和德里达的友爱政治观，这一理念在欧美国家追随者非常多。

    这三种对待“他者”的态度深刻影响了德国民众及右翼政党施政方针和民意导向。

    卡尔·施密特把“例外状态”这一概念应用于政治和法律领域，与其主权论联系在一起，指主权国家为了应对危机而进行的一种悬置现行法律的非常态行为，其名言：“主权就是能够对例外状况做出决定的人”。

    他的书籍不仅被欧美的右翼知识分子吸收，也受到左翼知识分子的青睐。受到他影响的右翼知识分子有被公认为是欧洲极右翼理论基础奠基者的法国哲学家阿兰·德毕努瓦（Alain de Benoist），还有写了《为生存而战》的著名德国右翼学者皮埃尔·克雷伯思（Pierre Krebs）。1968年，阿兰·德毕努瓦领导的小组成立了欧洲文明研究组（GRECE）。这个新的智库试图为一个拒绝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过度法西斯主义的新政治秩序提供哲学基础。还有写了《为生存为战》的著名德国右翼学者皮埃尔·克雷伯思（Pierre Krebs）也是深受卡尔·施密特的影响。

    同时施密特也影响了一批左翼欧洲知识分子，如比利时的政治哲学家墨菲（Chantal Mouffe），曾经担任过德国外交部长的德国前绿党党魁费舍尔（Joschka Fischer），还有发展了生命哲学的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其对施密特和本雅明的“例外状况”做了进一步阐释。

    施密特的保守主义思想对蒂洛-萨拉辛（Thilo Sarrazin）等德国非虚构畅销书籍作者等一批对德国未来保持悲观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并因后者畅销书如《欧洲不需要欧元》的流行对德国沉默的大多数以及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选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强化作用，如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成立。

    参考文献

    [1] 郑春荣.德国失稳的原因及其影响[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166（06）：27-33.

    [2]熊光清.西欧极右翼思潮的发展和影响[J].人民论坛，2018

    （8）：108-110.

    [3]房宁，涂峰.当前西方民粹主义辨析：兴起、影响与实质[J].探索，2018（6）：66-67.

    [4]郭正林，李振超.当代世界的民粹主义：四种主要类型[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10）：67-71.

    [5]MUDDE C.The populist zeitgeist[J].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2004，39（4）：541-563.

    （编辑：董坡）

    作者简介：李文红（1969—），女，北京人，博士，研究方向：德国外交及中德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