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广播事业80年发展回眸
高贵武 李政
【摘要】作为新闻史“专史”存在的广播史一直以来沿袭着报刊史的研究范式，将政治变迁作为广播史断代与分期的节点，这多少忽视了推动广播发展的其他一些逻辑。在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诞生80周年之际，本文尝试从“技术”这一驱动广播发展的深层逻辑出发，审视其发展历程，在为广播史研究探索出更多可能性路径的同时，也为广播在融媒体语境下的发展探寻新的道路。
【关键词】人民广播 ?80周年 ?技术 ?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G220 ? ? ?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诞生的第80个年头。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发出了第一声呼号，这一天成为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日。人民广播事业经过80年的历程，从无到有、由弱趋强，在迭代中走向繁荣，正引领着我国从广播大国走向广播强国。更重要的是，作为重要的大眾传播媒介以及大众传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广播在80年的发展中不断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重塑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截至2019年底，全国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已经达到99.13%，全国广播节目制作时间则达到了801.87万小时，这些广播节目丰富了大众的文化知识，发挥着科普、教育、引领等多重功效。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包括广播在内的传播媒介在新技术浪潮中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数字化、移动化、智能化等成为广播在当下寻求迭代升级的几大趋势，但是相较于机遇而言，新技术给广播带来的更多的是挑战和威胁，“广播消亡”等论调不绝于耳。站在第80个发展年头的人民广播事业，面对着现实的挑战以及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在新媒体的语境下，人民广播应当如何完成又一次的迭代升级？这需要打破既有的旧的研究框架，通过梳理人民广播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回到广播作为媒介所依赖的技术本身以及大众和社会对于广播媒介的需求逻辑，为人民广播当下及未来的发展找到更为准确的方向。
一、技术变迁：审视人民广播80年发展历程的新视角
广播史研究是广播学研究的重要板块。近年来，我国广播史研究逐渐由分散的资料搜集向综合性、系统化研究跨越，基本厘清了广播在我国的发展脉络，尤其以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史的相关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广播史一直是作为新闻史的“专史”存在，以革命报刊史的结构为研究模板而不断沿袭，众多研究者常常将政治变迁作为广播史断代与分期的节点。
原有的研究体例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政治之外的其他演进逻辑，广播史依附于新闻史的框架，与报纸、电视等媒体一起被统摄于“大众传播媒介”这样一个一元化的认知概念之中，其中的差异化属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由此丧失了就广播媒介特征而做出的个性化探讨。实际上，广播之于其他媒介的差异性是不能以同一个概念尺度进行涵盖的：其一，不同于印刷媒介，广播既需要建设基础的技术设施，也需要普及技术终端，无论是广播传者还是广播受众都必须拥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其二，广播是一种听觉媒介，大众以听觉方式接收信息时并不会过多局限其身体的其他行为，也就是说，广播与生俱来地是一种伴随性媒介，其对于大众生活的渗透更为深入;其三，广播的历史是电子信息服务业，即新闻业和娱乐业的历史。有别于国外的广播本身即是以一种“新型娱乐休闲方式”而诞生，在中国，即使在人民广播创建前期，广播的主要功能虽是作为宣传的工具，但是当时一系列广播文艺节目的产出表明其休闲娱乐属性并没有被完全遮盖。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广播逐渐步入市场化发展阶段，从关照大众实际生活需求出发，展现出多元的服务功能。正是因为广播具有这些特殊性，用既有新闻史的研究框架来梳理人民广播的发展脉络并不完全合理，而应当更多地关注于广播技术的驱动作用。
作为一种电子媒介，广播的诞生与发展始终与技术创新密不可分，可以说，技术就是推动广播发展完善的根本动力之一。从报纸到广播，传播技术实现了电子化的重大跨越，这也恰恰启动了传播史发展的技术依赖状态，而后技术变革与迭代速度愈来愈快，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技术也对社会和大众生活完成了全面渗入，以一种具有构建性的力量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随着人类对于技术的依赖性变得愈发强烈，大众不断涌现的新需求更成为了带动广播寻求更大发展的一大动力。
由此可见，在广播发展演变的轨迹中始终内嵌着技术这条本质线索，相较于从政治变迁视角来审视广播的发展而言，从技术与广播的互动视角出发，不仅能够突出广播作为媒介在传者、渠道、内容、受众、效果等方面丰富的差异性，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广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样态，更能够让广播回归作为媒介的本质属性，揭示其诞生、发展、变迁的一般规律，从而对广播未来的发展道路做出更有力的回应与前瞻。
基于此，本文尝试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80年的发展历史置身于传播史的研究框架之中，植根于中国的本土语境，从技术的变迁出发，探索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发展的多元脉络。
二、早期无线广播与有线广播：用声音编织“共同体”观念
从技术演进的角度来看，有线广播的诞生早于无线广播，但是中国的有线广播却总体晚于无线广播。20世纪20年代，中国无线广播开始起步，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基础。1940年成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通过无线电发出了人民广播的第一声呼号，掀开了人民广播事业的序章。中国的有线广播则是在20世纪40年代才起步，新中国成立后，有线广播逐渐从城市到农村铺展开来，并在农村得到了大力发展。早期的无线广播与有线广播共同构成了人民广播事业发展前期的重要技术线索，而城市大众与农村大众对于获取广播技术的现实条件以及对广播内容的现实需求则是这条技术线索的发展逻辑。
（一）国营广播与特殊时期的技术管控
早期的广播经历了自由发展的阶段，但是由于声波频率资源稀缺、覆盖范围有限，广播台站设置、波长、频率等技术标准都需要由专门机构进行统筹管理，国家成为广播技术的主控者，也是广播事业的主导者，此时的广播与政治是如影随形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攻克东北、华东、华北等地，接管当地国民党控制的广播电台，建立起人民广播电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遍布全国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已达40余座，人民广播事业逐渐成长壮大。新中国成立后，根据1948年中共中央《对新解放城市中原有之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决定》规定的“新中国之广播事业，应归国家经营，禁止私人经营”的方针，国家持续对私营广播电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经过数次调整之后，全国的广播事业规模奠定，共有地方广播电台56座，其中省级广播电台27座，其余为地市级广播电台，中央、省、市三个层次的广播电台系统逐渐建立起来。
此时的技术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同时也是广播宣传的物质基础和保证。虽然随着广播传输技术不断升级，广播的传输信道和传播质量得到了丰富和提升，但广播资源的有限性与国家调配始终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在稀缺资源与社会效益之间做出的理性选择。另外，战争时期，广播被视为“打击敌人的政治斗争武器”，成为了宣传、教育、动员的工具。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的方针政策、经济制度、法律体制等基本制度都需要通过大众化的传播手段进行普及，面对5.5亿人口尤其是其中80%为文盲的现实条件，广播真正成为了“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对于广播技术的掌控，使得国家拥有了绝对的媒介话语权，一系列意识形态话语通过广播以声音的形式传递到四面八方，不断巩固大众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知与认同。
在技术的影响下，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群众现实需求以及当地文化也共同作用于广播的发展，由此，以无线广播为主的城市广播和以有线广播为主的农村广播在强化大众对于“国家共同体”认同这一共同目标之外也呈现出各自的发展样态。
（二）以无线广播为主的城市广播
无线广播技术系统主要由广播中心、广播发射网和节目传送网三大部分组成。广播中心负责制作和播出广播节目，由一系列发射台和转播台组成的广播发射网将广播节目变成无线电波并向空中发射，节目传送网则将节目信号传送到每个发射台和转播台。直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电台数量仅有49座（不含台湾），并且这些电台发射功率小、设备老旧落后，完全跟不上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新的“国家共同体”的诞生需要广播进一步发挥出鼓舞、动员、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的舆论宣传作用，在巩固大众对于“国家共同体”认同的基础上，迅速促进“国家建设共同体”的形成，改变社会发展落后的现状。以此为考量，中央从城市出发，开始大力建设无线广播电台，完善全国宣传系统。中央广播事业局确定了先中央后地方、先对国外后对国内、集中力量建设中央电台（包括对外广播）的方针，并从苏联等国引进技术设备，逐步建设了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称中央台）为核心的全国广播宣传网。
起初，中央将工作重心放在中央台的建设上，事业建设资金偏重中央台的资源分配，虽然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相对合理的，但却降低了地方办广播的积极性。随着中央台的建设工作步入正轨、显出成效，各省级、市级人民广播电台的建设工作开始得到重视，一批立足地方、具有特色的城市广播电台相继诞生，一系列有着地区文化特色的广播节目开始出现，这些广播电台在宣传教育的同时向大众提供了相对丰富的文艺内容，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此外，中央台于1950年开始进行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藏语广播、蒙古语广播、朝鲜语广播、维吾尔语广播等相继播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播电台建设也得到了重视，体现出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关怀。
城市广播网的建设将“国家共同体”的声音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覆盖了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有效地巩固了新政权的话语地位。并且，这种按照人民群众需求办广播的逻辑，意味着广播听众的主体性意识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
（三）以有线广播为主的农村广播
我国的有线广播技术系统建设是从发展收音站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无线广播发射功率不足、节目覆盖率低，收音机等无线收听设备匮乏，有线广播的迅速发展成为必然。加之中国幅员辽阔、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有线广播得到了农村偏远地区大众的喜爱。与此同时，国内面临着发展经济的紧迫任务，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当时农村并不具备大规模建设无线广播的条件下，有线广播迅速在农村地区普及开来。
1952年4月1日，全国第一座以县为区域的广播站——吉林九台县广播站正式开播，标志着我国农村有线广播的兴起，此后农村广播网的发展日趋迅速。195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发展农村广播网”，并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要在七年内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到有线广播”。1955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发《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第32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根据文件要求，中央广播事业局制定了农村广播网的发展方针，到1956年6月底，全国已有783个县市农村有线广播站，到年底全国有线广播站发展到了1458个。
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快速发展的有线广播覆盖了众多交通不发达的偏远地区，凭借着高品质的信号传输、低成本的大喇叭播报，帮助党和政府传递政策方针、动员农村群众、紧密联系上下，也帮助当地大众获取农业信息和文化知识。由此，有线广播成为了党和政府紧密团结亿万农村大众的有力工具，不断强化着农村地区群众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广播技术在农村偏远地区的普及，也推动了当地的发展，一系列有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广播节目为当地发展提供了指引，驱动了地方生产力水平，间接地改善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四）小结：技术管控下的发展与失衡
早期的无线广播网和有线广播网建设，虽然在城市和农村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但始终被巩固“国家共同体”认同的统一目标编织在一起，两者之间互为补充，共同形成了强有力的全国宣传网络。随着广播网的建成和完善，党和政府的声音也得以传递到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历史时期，党和政府是广播资源和广播技术的掌控者，广播的宣传功能得到了彰显、放大，这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不过，随着极“左”思想逐渐占据上风，人民广播正常的宣传教育功能被扭曲，广播技术在“文革”期间完全被异化为“专政的工具”，大众的主体性意识遭到忽视。此时对于广播宣传教育功能的过度利用，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背离了人民广播之于“人民”的意義，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我国的人民广播事业经历了重创。
三、卫星广播与调频广播：提质增量加深人群分化，形成文化圈层
“文革”之后，随着全国拨乱反正工作的展开，人民广播逐渐回归正轨，1980年相继召开的全国广播事业规划会议和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重新确立了人民广播事业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并提出要在20世纪末使我国广播电视在事业规模、技术设施、覆盖指标等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其中，建设卫星广播系统、积极发展调频广播网成为了重要的工作部署。此后，卫星广播、调频广播等应用于无线广播的新技术在我国愈发普及成熟。卫星广播大幅提升了广播信号传输与接收质量、覆盖范围，具有投入相对少却收益高和见效快的优势;调频广播的抗干扰性能强，比调幅广播的覆盖面积更广，节省了电台的建设投资。这改变了国内广播业原本按地方划分的竞争格局，使得全国广播网日趋完善;此外，也激发了地方电台建设的活力，为各地广播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经过10年的文化荒漠之后，大众对于知识有着极度的渴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广播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之外，承担了文化普及和人文重建的责任。随着对广播技术管控的松绑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人民广播逐渐从政治主导向市场供求关系倾斜，愈发重视人民群众对于广播内容的个性化需求。在市场化的环境中，听众与广播之间的关系从被动状态走向了主动的信息生产传播与信息消费关系。在这一阶段，作为媒介市场化产物的专业化广播日渐成为主流的发展趋势，但是技术天生有着向社会优势群体靠拢的特点，因此，专业化的广播也呈现出靠拢优势人群的倾向，这导致其更关注于社会中坚人群的收听需求。由于广播专业化发展不断加深，围绕着不同的信息内容，社会中也逐渐出现了在广播影响下形成的“趣缘”圈层，广播在进一步走入大众日常生活、走进大众私人空间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不同文化群体的分化，而这种分化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广播技术与大众文化进行深度互动的结果。
（一）广播与圈层分化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人群流动的深刻变化，不同的社会人群在媒介使用方式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作为社会资源主要掌握者的中坚人群，在广播技术（尤其是以收音机等为代表的广播信号接收终端）上有着绝对优势，这一群体成为了广播市场化过程中的核心受众。深受中坚人群喜好的音乐、新闻、交通等信息成为广播内容传播的重要内容也是此时专业化广播发展的重要方向。包括知识分子、干部、党政机构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一部分工人农民等在内的社会中坚阶层和市民阶层，有着一定的媒介技术和产品的购买力，且群体规模庞大，他们的信息获取需求是广播进行信息传播的重要方面，因此深受这一群体喜爱的都市生活、教育类广播频率不断增加。而农村广播、老年广播、儿童广播等只能维持着“粗放式”运作，这是广播业引入市场调节之后出现的一大弊端。对此，1998年，国家广电总局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大力推进“村村通”工程，着力解决部分农村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一系列积极的对农政策、家电下乡政策、送文化下乡举措等关照了广大农村群众。
无论是对于社会中坚人群需求的满足，还是对农村群体、困难群体的关照，此时的人民广播呈现出明显的“关怀个体”“尊重个体”的理念。广播面对的再也不是无差别的社会大众，而是有着自身需求、个性鲜明的信息接受者。更重要的是，随着听众电话、听众来信等方式引入广播节目之中，传统的传受关系逐渐被打破，广播传者和广播听众开始互动起来。
（二）广播与趣缘圈层
专业化广播加深社会分层的同时，也因为其不同的专业取向聚合了一批有着不同收听兴趣的大众，这些被专业化广播聚合的人群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趣缘圈层，成为当时不可忽视的社会图景。
广播与流行音乐共同造就的文化现象就是一个例证。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台文艺部、中国音乐家协会《歌曲》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一场“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推选出15首听众喜爱的歌曲，清一色的是温柔缠绵的抒情歌曲，反映了当时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一种社会气候。如果说广播通过流行音乐影响的大众群体过于庞大，超过了圈层的定义，那么，在我国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时，一系列英文广播引发的群体性文化现象则更为典型。当时英语教学类的广播受到追捧，大众对于英语广播节目的热情使得此类广播节目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产生了大众文化的群体基础。不仅如此，随着此时广播的专业化发展以及各类节目的层出不穷，广播逐渐深入不同的社会领域，聚合了一批忠实受众，由此催生出多股大众文化潮流，虽然广播带来的这些文化潮流带给社会的改变难以全部划归为广播的功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潮流形成的影响深度渗入社会发展的肌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社会的面貌，也丰富着社会的文化景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广播催生趣缘圈层的过程也是大众真正获得广播技术赋能并通过广播这一媒介重构或强化社会关系的过程。并且，在关系巩固以及新关系建立的过程中，新的文化在技术的基础上得以诞生，并推动着技术进行不断的创新迭代，以满足大众持续增长的文化需求。也是在此时，广播作为大众媒介的功能得到了真正的彰显和利用。
（三）来自电视新媒介的挑战
卫星通信技术的出现，不仅带动了广播的发展，更带来了电视市场的繁荣。相较于广播而言，电视的起步和发展较晚，但作为新媒介的电视，对广播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现在看来，电视的起步与发展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和电视信号接收终端匮乏的状况减缓了电视的发展速度，为广播探索转型发展留出了缓冲时间。
此时，广播不断从技术本身进行探索，来挖掘自身的传播优势，并借助新技术的发展应对电视新媒介的冲击。一方面，广播借助于及时收听的传播性能，通过与电话的结合实现了广播互动节目的创新。例如：1986年，广东珠江经济台的“珠江模式”，推出一系列主持人直播、热线电话互动节目;1992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推出我国第一个广播谈话节目《市民与社会》，首开节目全程与听众互动的先河。一批广播互动节目的兴起有效巩固了广播的市场规模，成为广播在这一阶段走出“低谷”的重要推动力。互动广播的实现和流行也反映出此时广播对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车载广播信号接收装置的诞生，革新了广播的接收终端，广播也凭此实现了受众群体的扩展。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汽车等交通工具逐渐流行，广播委身于交通工具之中，以车载广播的新面孔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广播的发展空间发生了转移，其形塑的声音文化景观从家庭走入车载空间，移动收听成为广播竞争的“法宝”。这一新的移动收听场景的引入，驱动着广播在内容上进行调整，为了适应移动听众群体的收听需求，“短、平、快”的广播节目日趋主流，轮盘式播出成为面向这一收听需求的主要编排手段，不仅张扬了广播方便且快捷的收听优势，也对听众的选择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尊重。同样的，车载广播的人性化节目创作和编排，凸显了受眾主体性意识的提升，让移动收听人群在任意时间能收听到“想要听”和“需要听”的节目。
总之，电视的出现瓜分了大众的注意力，但并不能完全取代广播的地位。面对发展空间压缩的威胁，广播选择了一条差异化的道路，无论是深化内容的互动还是发展车载移动广播，广播的“反击”给电视留出了互补合作的空间，形成了“早上听广播、中午看报纸、晚上看电视”的景观，多种媒介形态同存，形成了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广播与报纸、电视三者构成的大众传播系统，成为社会信息供给的重要途径。
（四）小结：技术发展带来受众分化
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的稳定成为广播进步的底色，广播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自然而然地使大众广受裨益，大众的自主意识在广播从宣传教育转向社会服务的过程中被不断激发出来。此时，广播走入了大众生活的日常，参与文化知识的播撒、对生活氛围的调解以及休闲娱乐的提供。
对于受众而言，其自主意识的觉醒也在不断作用于广播，此时大量听众通过电话、信件等方式与广播之间形成互动，受众在无形中介入广播节目的生产环节，成为广播节目的生产者。此外，受众基于广播内容的文化圈层不断形成，深刻影响了广播的发展路径，更为广播在下一阶段的分众、窄播发展埋下了伏笔。
四、数字化广播：精准对接个性化信息获取需求
广播数字化在上世纪末成为我国广播业的重点工作，从其演进的脉络来看，可以划分为两大线索：一是广播自身寻求数字化转向的发展阶段;二是广播与其他数字化工具、数字化技术融合的发展阶段。
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数字化是广播业的自我革新过程，既包括节目制作环节的数字化，又包括节目传输环节的数字化，本文用数字广播来指代这一时期广播技术的发展成果。数字录音机、数字播音台、音频工作站、光缆以及激光唱片等数字设备在广播节目制作环节的广泛应用，提升了节目音频的质量，也带动了节目质量的发展。而在传输环节上，数字化信号相较于传统的调幅调频等模拟广播技术，有着更高的稳定性、抗干扰能力，也能够适应多媒体传播的要求。
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中，广播则凭借着互联网等外部力量实现了数字化的进阶，诞生了网络广播以及融合广播，广播的制播方式迎来了全新的数字化模式，即通過互联网完成内容制作到节目播出、收听的所有环节，这种模式与传统广播制播模式并存互补。与此同时，互联网的高效信息传输和通信功能，也优化了传统广播的制播过程，推动着传统广播制播流程和机构的改革与创新，尤其是在传播渠道上，广播与互联网以及其他媒介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势。
（一）数字广播：全方位提升质量，注重受众听觉感受
数字广播采用的是数字编码与解码技术。不同于以往调幅或者调频广播存在频带不足、信噪比低、串台频繁等缺陷，数字音频广播能够有效提升信噪比、减少串台，其堪比CD的纯净音质还提升了广播节目的高保真度。按照技术标准分类，数字广播可以分为DAB数字音频广播、DMB数字多媒体广播、DRM数字调幅广播和HD Radio高清晰度广播四大类。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了数字音频广播的立项研究。1996年，数字音频广播项目被正式列入国家重点科技产业工程;2005年4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试播DAB和DMB;2006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了国家数字音频广播标准。20年间，我国尝试了多种数字广播体系标准，但因各自都有缺点与不足，这些数字广播技术并没有在国内推广开来。
对于数字广播的探索，同样出于为大众提供高质量广播节目的主旨，也是广播应对电视等视听综合媒介的发展策略。数字广播大幅提升了受众的听觉体验，让广播在创新节目形式之外，回归声音的本质，着重发展用声音描绘意向、以耳朵欣赏美感的信息传播类型。此外，数字广播放大了广播作为伴随性媒介的作用，清晰的声音表达帮助其更好地适应了车载广播等场景，巩固了广播在特殊情境中的传播地位。
（二）网络广播：融入多媒体信息，打破单一形式
网络广播是传统广播依托于早期互联网进行创新的产物。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深刻颠覆了广播的演进规律，打破了广播的时空边界。一方面消解了广播的地域性特征，另一方面改变了广播线性的、不可逆转的收听模式。互联网丰富了广播的传播方式，网上的广播音频以流媒体的形式出现，并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网络广播的应用和发展，受众得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取广播节目内容。由于网络广播随时可得且能够下载收听，受众与广播之间的关系从“同步性”逐渐出现了“异步性”，受众开始摆脱传统广播技术对于自身的束缚，其可选择的空间被大大拓展。与此同时，受众与广播的互动方式也因为互联网的引入而变得更为多元，聊天室、论坛以及网络广播开辟出的评论区都成为了双方沟通交流的途径，此类广播在直接对话受众的过程中也更加趋于人性化。
互联网技术还为广播提供了整合多媒体资源的能力，将广播内容与图像、文字、视频等进行穿插编排，使得节目更为丰富，提升了节目整体的品质。受众在收听网络广播时，已不仅仅依靠听觉系统，他们的感官被全部调动起来，在听广播的同时，受众可以通过超链接获取更多资料来辅助收听，这也帮助广播吸引了更多的受众。
（三）融合广播：基于用户思维，打造分众产品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社交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彻底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受众对于专业媒介机构的依赖，受众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也不再局限于通过媒介提供的特定方式或特定渠道来完成传受双方的互动，受众这一传统概念开始向用户转化。用户既是信息接收者、消费者，也是信息的创作者、传播者，大众的主动性意识被空前激发。
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和互联网创造的便利技术获得条件，使得大批非专业人士成为了广播内容的创作者，而且，除了广播的传者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外，广播的其他传播环节也在与新技术碰撞下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例如传播渠道的整合化、传播终端的移动化、传播场景的差异化以及传播对象的精准化。“三网融合”等成为了此时被常常提及的一项战略设计。2010年1月21日，《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的通知》指出：“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过程中，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统一，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能为用户提供话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
“三网融合”的实践价值在于不同形态的媒介整合为一个系统，在这个大的系统中广播借力于互联网的发展而大大拓宽了自身的传播渠道。
广播传播所依赖的技术终端逐渐转移到移动智能设备上来，移动智能设备成为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多种传统媒介的“栖身之地”，由此，广播迈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委身于移动智能设备的广播真正开启了其移动化的进程，典型的代表则是客户端（App）。基于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手机客户端逐渐成为各种媒介进入同一平台的接口， 实现了广播与移动智能设备的深度融合。如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基于智能手机开发的“央广手机台”就提供了“央广新闻”“听天下”和“中国之声”等音频内容，并加入省级卫视及阳光自由频道的直播、歌曲MV、电影、电视剧等版权内容的点播功能。《2019 中国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显示，其检测的38个中央及省级广播电台的近3000个广播频率中，大多数依托14个广播电台客户端或19个广播电视台客户端进行传播，总体开通率为97%，有94%的广播频率至少入驻了一家移动音频聚合客户端。
内容层面上，广播不再拘泥于音频内容，用户意志成为创作和供给的参考依据。与用户概念相对应，广播产出的内容被赋予更具市场属性的产品概念。对作为产品的广播内容而言，用户的多元需求成为与技术力量同等重要的发展线索。为了满足用户不断变化、增长和即时即地产生的收听需要，广播需要不断吸纳新技术力量来拓展传播场景。例如：部分移动音频客户端向用户提供了“刚起床、上班路、下班路、准备睡”等多种使用场景的选择，这帮助在其他媒介难以渗入的大众日常中发挥出独特的媒介功能——广播与生俱来的伴随性。广播的伴随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背景性媒介”，二是作为私人化随时随地收听的“贴身媒介”。?广播的伴随性是区别于其他媒介的特殊属性，成为现阶段大众仍旧选择广播这一信息获取方式的根本所在。
与此同时，用户地位的提升带领着广播进入分众传播和精准传播的窄播阶段。相较于此前专业化广播频率的发展，此时广播的分类更为丰富，内容也更为专业。由此，精准对接用户需求的广播與用户之间形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密切关系的形成呈现了基于广播延展粉丝文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广播机构、广播内容、广播主持人都有形成粉丝圈层的潜力，从而进一步推动广播的市场化发展，为广播在当下找到生存空间提供了机遇。如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广播剧就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这些粉丝在实现广播内容变现、推动广播发展的同时，更以广播为基础形成了小有规模的文化气候，从本质上看，这就像上世纪末专业化广播带动形成的趣缘圈层的进阶版本。
（四）小结：新技术与新需求催生广播的新形态
在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下，广播的发展除了针对以往各个环节的技术优化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全新的土壤。融合广播得以完全脱离传统的模式，实现独立的发展。此时，“人”作为另一关键要素的决定性作用也在不断显现，受众已然成长为具备完全主体性的用户，他们的需求亦更加多样化。
互联网新技术与用户新需求的双重作用催生了广播的新形态——移动音频。移动音频承袭了广播的内容特征，即以听觉内容的形象走入大众视野。除此之外，移动音频成为一种超越传统广播的存在，它并不依赖于传统广播的基础技术设施，而是完全凭借着互联网土壤生根发芽。从广义上来讲，移动音频可以被视为广播在当下新形态演进的结果，但这也驱使着我们必须要以超越广播的视角对广播做出全新定义。
五、超越广播：新媒体语境下人民广播的未来道路
在技术视角下梳理人民广播80年的发展历程，同样能够看到清晰的历史分期与各个历史分期中的不同特点：早期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的发展时期，广播整体上的受众主动意识欠缺。在卫星广播和调频广播到来之时，随着国内重点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新兴的广播技术得到了应用和普及，新技术扩展了广播节目的提质增量和市场化竞争能力，专业化广播在不同人群之中形成了具有规模的人文气候。而后广播步入数字化的制播传输阶段，受众成为了广播服务的用户，寻求生存空间的广播开始以用户意志为转移。
当下，互联网仍旧在深刻地影响着广播的发展进程，并以一种极具建构性的力量重构着广播当下的形态。瞭望广播的未来，超越“广播”已然成为广播未来发展道路的全新设计。这种超越包含着双重含义：一是对于广播内涵和外延的超越，“广播”由“Broadcast/Radio”翻译而来，传统定义下广播的内涵指的是“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一定范围播送声音、图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其外延包含无线广播、有线广播等多种形式。在互联网的语境下，广播的内涵在原有定义中的传输方式层面有了拓展，其外延则能够将一切音频节目包含其中，广播以移动音频等新面孔走入人们的视野之中。二是对广播模式的超越。广播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开始革新甚至脱离传统的制作、播出、传输、收听模式，例如移动音频完全靠互联网就能够完成所有制播环节，超越广播成为当下最为突出的发展趋势。而在这一趋势下，人民广播事业如何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沿着其技术轨迹进行思考。
（一）人民广播发展史的规律与启示
技术是媒介生产力中相对独立的要素，是媒介生产力诸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导因素。?从早期的无线广播、有线广播到卫星广播、调频广播，再到数字化广播，人民广播事业始终贯穿着技术演进的线索。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广播技术与其他媒介技术之间的差异性正在被弥合，不同的媒介技术呈现交融的状态。当下的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带来的都是系统性的进步力量，继而具体落实应用到广播层面。未来，技术依旧是媒介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但可能不再是区分媒介多样性的依据，而依托于音频的内容呈现形态将成为广播最鲜明的标志。
技术的整合与交融也启示着我们应当走出广播的一方天地，全面地看待整个社会传播系统的演进。正因为如此，应当辩证地看待新兴媒介技术，媒介技术的更迭并不是绝对的接替关系，而是对既有媒介的延伸，使得不同的媒介形态实现交织融合，日趋完善，在这个系统中，包括广播在内的每一种媒介都能凭借自身的无可替代性找到用武之地。
（二）广播在新技术语境下的发展道路
当媒介技术趋于融合，人民广播的未来究竟在哪里？纵观广播的发展历程，其用户整体呈现出“小众”到“大众”再到“小众”的演进过程，这也蕴含着广播技术发展、影响力的变化以及对未来发展路径的探寻，进一步基于“细分市场”的窄播将成为广播接下来的重要方向：
一是精准对接用户人群的个性化需求。互联网时代，用户信息创造和获取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得到空前释放。为了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广播所涉猎的内容层面也不断被延展、开拓，这需要其不断倾听大众心声，创作出能够引发与用户心声共振的音频产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也将帮助广播进一步洞悉用户，在广播内容制作层面提供支撑的同时，通过算法等更为智能的形式，从用户实际需求和潜在需求出发进行更为精准的传播。如2020年3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了基于移动端的声音新媒体平台“云听”，其加入了总台“5G+4K/8K+AI”等新技术，能够完成基于用户需求的内容定制生产，此外还叠加了一系列优质的其他視听资源，成为总台广播转型的重要支撑，也为广播在新技术语境下的发展提供了样本。?
二是持续满足社会特殊群体的特殊需求。特殊群体的信息获取和意见传递一直是完善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重要侧面，对于部分生活水平低的生活困难群体、视障群体、老年群体等而言，广播仍旧是难以被替代的生活媒介，对于他们特殊需求的满足彰显着人民广播的使命担当。尤其在农村地区，近年来“大喇叭”“小广播”在乡村重新响起，农村有线广播承载着打通信息“最后一公里”的国家战略目标，其内核承载的正是国家对于农村地区的关注与守护。?
三是作为社会应急信息系统而存在。应急广播系统是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的必要信息传播手段与渠道，相较于依赖电视、互联网的应急系统，靠无线电以及有线设备进行信息传播的广播在特殊条件下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应急广播系统成为对于基本民生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在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应急广播发挥独特的民众教育、知识普及和舆论引导功能，在稳定社会民生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三）革新广播史研究的史学观
站在人民广播诞生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重新梳理和审视其历史脉络的意义自然是落脚于人民广播的当下以及未来。此前革命报刊史的研究范式之下，广播作为新闻史的“专史”而存在，并没有在新闻学者的研究视野中得到重视，并且这种研究范式也对广播学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研究框架下，一直忽视了广播技术的作用力。本文尝试从技术的角度重新梳理人民广播的发展史，呈现出广播被忽视的丰富侧面——技术创新、技术影响下广播所延展的人文景观，以及广播与其他媒介的互动、与大众的互动、与社会的互动等，这些侧面为深入地阐释人民广播的演进过程提供了更多支撑，也为人民广播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自我定位和发展逻辑。
技术对广播发展而言是最为根本的一种动力，可以说，没有技术，广播也就不复存在。在人民广播80年的发展历程中，技术的力量始终没有缺席、也不可能缺席。此外，对于广播的考察始终无法脱离“受众/用户”的存在，也无法脱离广播与社会的互动。本文在如上的梳理与讨论中也多次指出技术对于“受众/用户”的影响，若是再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切入，又将是一片新的研究天地。当然，如果单从人文的角度来审视我国广播发展历史，真正能够被书写出来的人文史却是不连贯的。一方面是因为早期利用广播进行宣传教育的政治诉求限制了广播人文功能的建设，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早期缺乏对受众的重视与考量，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受众研究仍处于一片空白?。本文尝试打破既有的广播史研究范式，尝试从技术的视角审视人民广播80年的发展历程，不仅力求呈现出以技术脉络进行书写的新发现，更延展出广播史作为一种文化史、社会史的多元可能。本文呼吁更多研究范式和视角进入广播史之中，通过全面的史学考察为“国家之声、民族之音”的未来发展探索出新的进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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