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安全从哪里来?

    认清美元霸权背后支柱,是破除美元霸权的关键。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军事霸权、金融霸权、理论霸权、舆论霸权——四大霸权支撑美元霸权,但现在看,似乎还该加上“科技霸权”。

    军事霸权:武力威慑脱离美国轨道的国家,维护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结算的地位,为金融霸权开路。金融霸权:通过大宗商品期货定价权,将灾难引向实体经济为本的发展中国家,从而掠夺全球资本和财富。舆论霸权:英美利益集团操控西方媒体,依仗巨大的资本实力选择性发声,使其他国家的舆论力量大打折扣。理论霸权:为世界“洗脑”,让舆论霸权更具效力,让发展中国家跟随金融帝国的逻辑,不知不觉地掉进它们设定的陷阱;科技霸权:基于美元霸权,美国可以通过印钞去培育和购买全世界的顶级人才,并垄断关键科技优势,并使之变成制约他国经济强盛的武器。

摒弃“新自由主义宗教”

    历史证明,无论金融战还是军事战,任何一次大规模的行动,都离不开舆论先导。尤其是金融战,经济舆论决定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决定资金流向,资金流动决定经济健康——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凸显舆论了重要性。为什幺西方舆论会如此灵光?因为,部分被“洗过脑”的专家、学者,甚至官员与民众,都会认为“人家说得对”,并跟随舆论的指挥棒,掉进人家设定的陷阱。

    

    比如,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把消费物价上涨定义为通货膨胀——货币投放过多,而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金融资本、美元升贬决定资源期货价格走势的背景下,CPI上涨往往属于输入性物价上涨。所以,货币投放往往是被动跟随价格,原材料购进价格越高,企业所需贷款数量越多,倒逼货币当局不得不去满足企业货币需求。否则,经济停滞,企业破产,而未来物价会因供给不足而出现更大涨幅。所以,必须认真分析物价上涨的原因,对症下药,而不是一味机械教条地通过货币手段去控制物价。

    再比如,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强烈反对“工资和物价循环上涨”,但面对当下可能发生的全球性“滞胀”而言,如果美国允许“工资和物价循环上涨”,那大宗商品价格会不会涨上去就下不来?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许“物价和工资循环上涨”,从而导致企业前端成本无法顺利向后端消费品转导,并引发股市下跌,企业求贷无路,大量退出,经济会否还有美好的明天?相反,美国通过“物价和工资循环上涨”护住消费、投资,实体经济生存环境改观,一旦重获实体经济新生,美元霸权地位必得巩固。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掉进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陷阱。

    当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它带给我们许多重要的认知启示,但无论如何它只是一种学说,一个学术门派,都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认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需要破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依据中国的经济目标与国情特点,探索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的规律与逻辑,依此实现中国金融理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才有可能走出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力。

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

    按照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金融供给结构应逐步转向“长期金融为主,短期金融为辅;资本金融为主,货币金融为辅;股权金融为主,债务金融为辅”。为此,央行应大力调整M2结构,拓展对货币职能的认识。

    必须意识到,单一强调货币的交易职能是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特征之一,其真实用意是将货币发行权交予金融资本巨头,弱化货币的主权属性和政府控制货币的权力。但基于金融理论发展,中国需要扩展货币认知,更多强调货币的主权属性和资本属性。这就要求央行通过提高基础货币供给、降低货币乘数倍数,调整M2结构。一来,确保广义货币M2的合理增长;二来,推动中国金融长期化、资本化、低成本化;三来,减低商业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增加存款——创造货币的能力,降低金融运转速度,降低流动性风险,降低金融成本,使中国金融变得更加稳定。

区分外资性质,尽量兴利除弊

    研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热钱”大进大出带给一个国家的危害,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但是否该因噎废食?不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科技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第一要务,而且,当代和未来科技所需资本规模之大,史所罕见。科技竞争首先是资本竞争,尤其是股权资本、产业资本的竞争。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球资本的簇拥。那该如何兴利除弊?

    看清不同资本不同偏好。资本有的偏好债券投资,有的偏好股票投资,有的偏好实业投资,有的偏好种子/天使/VC/PE,有的偏好货币套利等。因降息而逃的资本属于哪类?当然是债务和套利偏好的资本,很多也就是俗称的“热钱”。但股权投资偏好资本、实业投资偏好资本,会反感低利率的金融环境吗?显然不会。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股权投资、实业投资偏好的资本,而非“热钱”。

    不给金融大鳄搅乱金融市场的工具。历史地看,国际金融大鳄狙击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通常需要市场提供足够高的杠杆、足够多的金融衍生品。所以,应当依据实体经济需求去设置金融衍生品,以及杠杆倍数。

    应当始终保持并提升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能力。同时,应当以立法的方式明确告诉世界:对一切“恶意金融攻击”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和干预权力。2010年,当欧洲央行获悉金融大鳄预借欧债危机狙击欧元之时,果断采取措施,不仅要求金融巨头每日提交交易报告,甚至临时拘押了其中的几位始作俑者。

强化舆论导向和预期引导

    经济舆论决定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决定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决定资本流向,资本流向决定经济健康——这样一条规律线、逻辑线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从历史经验看,经济舆论与一国金融安全密切相关。

    鉴于经济舆论的专业性,它往往比政治舆论来得更加隐秘、更加复杂,这恐怕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舆论方面往往处于劣势的关键原因。怎幺办?从根上入手,铲除社会公众对一些理论问题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解。

    建立专门研究团队,组织多方面的经济专家、新闻人和社会心理学家,研判当下经济舆论动向,并给出具体分析,给出经济舆论引导方向的建议,并依托国家主流媒体和重要传播渠道,借以引导和形成良性预期。

防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过度转移至境外

    实际上,全球经济已经陷入低谷,中低端消费品也是未来国际市场的重要需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之所以很快修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全世界在危机中失去了奢侈消费能力,大量消费转向一般消费品,中国生产的一般消费品也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中国经济学家樊纲曾经多次提出: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能。实际上,除了军事用途外,一切科技进步最终都要汇聚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等生活层面。所以,政府在鼓励科技进步的同时,有必要同时关注与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密切相关的消费品工业领域,激励这些产业加快摆脱散而小的状况。尤其在基础设施大规模延伸向西部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通过产业转移,使之形成几个大型龙头企业,形成几个完整的产业链集群,并以科技渗透保持一般消费品“物美价宜”的中国优势。

    这方面的典型教训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其消费品生产走向高端时却发现,尽管高端消费品确有较高附加值,但越是高端消费品,市场容量越小,竞争越剧烈。比如,凌志轿车就遇到欧洲高档轿车的挤压,最后高端轿车也无奈走向“相对价廉”的套路。更严重的是,高端消费品可能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所必需的经济规模。欧洲、日本都是例证,当他们失去一般消费品的制造能力之后,再想恢复,难上加难。

    事实说明,中国一般性消费品的生产优势,恰恰是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关键,或许也是中国保证自身金融安全、经济良性发展的手段。

研究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的措施

    历史地看,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必有华尔街之手。中国是制造大国,是国际原材料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所以,避免,至少弱化金融资本通过大宗商品价格侵蚀中国利益,是当下也是未来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们的总体思路核心在于: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优势,一手保住企业,一手保住消费能力,从而保住中国经济活力和良性循环。(编者注:2021年5月19日,《中国经济周刊》发表《看清美国“无惧通胀”背后的企图——关于破解大宗商品价格困局的12项建议》,具体事项请参阅这篇文章。)

    还是那句话: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按套路出牌,不去跟随敌手所希望的时间、空间和方式,而是以我为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才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保障。维护自身金融安全也一样,我们必须会打“迷踪拳”。所以,我们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或许是,看清美元霸权背后的支柱,有针对性地查漏洞、立规矩、补短板、强筋骨、造优势,在加厚金融防线的前提下,加大开放力度,使中国有机会利用全球股权资本、实业资本加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