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当随时代”中传承与创新的新精神
韩玉茹
摘 要：“笔墨当随时代”是清代初期著名画家石涛先生提出的绘画理论，这简短的一句话从变化的层面，清晰地向我们传达了中国绘画在传统的基础上应该如何前进。笔墨与时代看起来毫无关系可言，但二者确实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可以这样说，没有时代精神的笔墨没有灵魂，不能反映时代变迁的笔墨没有生机，故文章就笔墨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中国艺术如何在新时代中传承与创新，来解读一下我们的笔墨应该如何“随时代”。
关键词：中国绘画;“笔墨当随时代”;教条化;“中体西用”
美是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感悟，它更像是一种发现和创造，在历史长河中以独特的形态反映着时代的变迁。世间存在的任何艺术作品都应该具有美感，都应给人带来心灵上的独特感悟，没有美感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宛如一潭死水，兴不起波澜，因此没有美感的作品也不能称之为艺术品。其实真正的美感最终都要凝聚成情和意，恰好这两者也是美感的来源，无情无意的作品并不能打动人心、感化心灵，绘画艺术亦如此，凡没有精到笔墨语言和独特形式美感的作品，都不是好的绘画艺术作品。在立足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好的中国绘画作品更应该是民族、时代、文化和个人精神的融合，更应是绘画理念与时代更迭、个人情意和大众审美的凝聚。
早在清代初期石涛就提出了“笔墨当随时代”的高见，且笔者认为，此理念在当今时代仍旧适用，它不光保留了笔墨根基，还拥抱了变化，是任何时代、任何艺术家都应该静心琢磨、努力跟随的宝典。当今画界谈笔墨者众多，谈变化者亦众多，然谈“跟随时代”者少，故而“旧笔墨”和各类所谓的“新笔墨”在画坛交互盛行。笔者便就此现象，结合中国绘画传统，来讲一下笔墨应该如何“随时代”。
一、“随时代”应去资历排名
谈到笔墨，就不得不提一下传统，因其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笔墨是底蕴，是载体，是基石，更是中国画注定离不开的领域。笔墨不单纯是水墨的交融、提按的顿挫，它还包括气韵的流动和精神的渗入，就连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笔墨都是中国画的基础。正是因为笔墨对中国画的意义极其重要，它的地位才如此根深蒂固，我们如今的创新和变革才不能脱离笔墨的传统，要做到真正的扬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不断进步的时代迫使画家们要有新的笔墨要求和时代情意，既要摆脱因袭古人描摹自然的陋习，又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促进绘画形式的变革，这是当今中国画界必定也必须做出的改变。古今以来，不少名人志士、艺术前辈都根据自己独特的见解，围绕中国绘画发展这一主题，开展各类争辩和革新运动。然而，近百年来，关于固守与革新的讨论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仿佛“不可变法”已成为历次讨论的最终结果。中国画的笔墨革新难道真的是不可为的吗？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西方艺术仿佛给急需变革的中国绘画送来了新养分，各类讨论层出不穷，变法理念多种多样，新材料、新思路的出现更是冲击着中国艺术家们的灵感。直至艺术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的21世纪，在这个机会与挑战并存的世纪，在这个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同需同求的世纪，想要改变中国画传统笔墨的艺术家更是比比皆是，但阻碍仍旧存在。有些守旧者总以正统的门派、固化的思维以及所谓的代代传承的基础架构来轻视创新者，总给那些激情洋溢的艺术新青年冠上“资历浅”“功底薄”“不伦不类”的帽子，故不知是革新路上的荆棘阻碍了中国画笔墨艺术的前进，还是所谓的“资历深浅”阻碍了创新。我们必须承认老一辈的艺术家确有精炼扎实的功力，更有经过时间历练的老辣苍劲，他们是新一辈画家应该尊重、追随的榜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一辈的人才未必不能扛起改革创新的大旗，他们的所思所想也未必都一文不值。唐代文学家韩愈也曾在《师说》中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与弟子”，以及“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是世世代代相传的为师之道，想必这也是真正的、具有豁达精神的老艺术家们所尊崇的。因此笔者认为，创新需要所有社会艺术参与者、所有画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不论年长年少、不论资排名，在不失传统的前提下，只要是有价值的改变，都值得我们一试。青年人的活力与老一辈的稳重交织碰撞在一起，说不定会有举世瞩目的新突破。与其说这是时代的烙印，不如说这是时代赋予艺术家和艺术品的独特标志。
二、“随时代”应去教条化
所谓“教条主义”就是不会分析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也不去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仅仅是生搬硬套已有的、现成的原则，并以此为标准来处理问题，这是哲学上的定义，其体现在中国笔墨艺术中便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教条化。为什么谈论“笔墨当随时代”要提及教条化这一现象呢？原因有三。其一，固定的思维和程式化的创作模式一直延续到今日，突出表现在司空见惯的构图方式上。如画折枝花一直沿袭古人的对角式构图，从角落斜插一支，按照一定的比例分割画面，在空白处添一些鸟、蜂、虫等作为活跃画面的细节，仅凭经验我们就可以想象最终的画面效果有多么常见。其二，我们因循守旧的教学模式也阻碍了笔墨的发展。一般来说，中国画都是按照临摹、写生、创作的过程来进行教学的，这个过程并无问题，问题出现在临摹这一环节上。对绘画作品的临摹一直是夯实基础的法宝，临摹也是中国画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我们的临摹有时也禁锢了创作者的思维，再加上对派系的认同，让笔墨教学出现了以某个人、某个派为基准的单一审美，造成了严重的固化思维。如果说在意识上很难改变，那就更别提在实践中有所突破了。其三就是一成不变的表现形式。这也值得我们去仔细反思，精到的形式美要有内容、有思考，内容离不开形式，形式也离不开内容，注重形式不是指用奇异夸张的手段去遮盖浅薄的功底，达到博人眼球的效果，而是在强大功力的铺垫下，做到合情合理，锦上添花。
如果不去掉这些教条化的理念，中国笔墨应该很难随着时代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条化影响下所产生的不过是一批批同样的、没有情感的“物品”，连作品都称不上更别说是艺术品了。我们不能“食某家残羹耳”，这不是继承传统，也不是发扬传统，更没有独创性可言，这样呈现在观者眼前的不过是急功近利的丑态。我们要承认水墨的多种表现形式，也要认可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新的审美思潮，了解新的艺术风向，保留我们的根源（中国水墨气韵的精华），丰茂我们的枝叶（多種表现形式和创作理念），让中国水墨这棵大树不光长得又高又壮，还要生长得健康且具有活力，甚至还能为艺术家遮风挡雨。除此之外，创作者能够具有个性化的艺术风格，也是去教条化的良好途径，在作品中真正倾注情感，走自己的画路，形成未曾出现但又让人眼前一亮的画风，也能走出教条化的枷锁。总之，世间的万事万物，在每分每秒都是运动变化着的，时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前进着，艺术自然不能停留在原地，甚至进步得慢了都会被时代落下，这是每个中国水墨艺术家都不想看到的。
三、“随时代”应“中体西用”
清末洋务派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开展过救亡图存的洋务运动，在那个饱受欺凌的年代，清政府依旧以本土文明为主体，从未轻视、抛弃过我们中华五千年的传统，在这个外来文化冲击日益增强的世纪，笔者希望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也可以运用在中国画笔墨的革新中。
客观来说，笔墨创新由于艺术家感悟的不同和所处环境的差异会产生多种创新视角。如，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艺术家，可能从未接受过西方艺术教育，他的革新可能更多是去寻根溯源，通过挖掘中国画笔墨本身，让传统的形式随时代变动，保留其纯洁性;再如，一个长期接触西方艺术的中国画家，从事的却是中国画创作，那么他更多是用中国画的材料来表现西方的艺术理念，与中国传统笔墨的内涵、韵味有较大差距，其跟随时代所进行的变化，也是按照西方艺术的变化模式，与本土艺术的时代要求明显不同，对于普通受众来说可能难以接受。这两类人所进行的革新，有些会过于保守，有些会过于西化。然而在这两种视角之中，必定有折中的一类人，他们既受过扎实的传统国画教育，生活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吸取中华艺术的养分，又根据时代的变化借鉴外来的优秀成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拓宽了中国笔墨的内容形式，更新了创作手法。在笔者看来，这才是可走之路，毕竟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既不能守着老一辈留下的精华盲目自信、固步自封，也不能完全西化，抛却我们应有的文化自信。唯有将“自身挖掘”和“借鉴外来”结合起来，在保留中国画笔墨精华的同时，吸取外来艺术优质的养分，才能传承经典，中西合璧，让笔墨艺术随着时代的进步焕发出新的生机，同时还能促使各民族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四、结语
艺术来源于生活，更要紧随时代发展。“笔墨当随时代”并不是以一种教条化的观念来鞭策当今画家为了迎合时代而创作，它更像是一种在继承中探索前进道路的方向。要成就具有时代意义的艺术作品，就必须要打破陈规，敢于创新，要符合大众审美，又不能过于迎合市场，要去反映、记录时代，而不是使艺术创作沦为宣泄负面情绪的工具，要去吸取其他艺术中有效、有意义的方法，而不是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我们要明确继承传统和革新传统的区别，同时也要理清继承传统和吸收借鉴的关系，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寄托于画面之中，回归最单纯的对美的体悟，即使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也要保留对艺术最单纯的热爱，最关键的是还要明白时代所赋予艺术家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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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