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浯溪碑林摩崖《大唐中兴颂》图像学分析

    邓鸿娟

    摘 要:图像学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最初是用来研究绘画主题的传统意义以及绘画作品与其他文化发展的联系。后经潘诺夫斯基不断加以发展和丰富,图像学发展成为一种研究传统艺术史的新方法。潘诺夫斯基主张对作品的分析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由表到里,层层递进。文章从图像学相关理论概述出发,对永州浯溪碑林摩崖《大唐中兴颂》进行研究和分析,并对碑文进行解读,从而探析其在历史上的伟大意义。

    关键词:潘诺夫斯基;图像学;《大唐中兴颂》;美学价值

    一、图像学研究方法

    图像学由19世纪的图像志研究发展而来,进入 20世纪后,图像志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应用在各个学科中,进而发展成为一种艺术史研究方法的新方法——图像学。

    潘诺夫斯基是图像学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他在《视觉艺术的含义》一书中提出对作品的解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对象是自然的题材描述,这一描述被称为前图像志描述;第二个阶段的是结合艺术作品产生的时代与背景,分析作品特定主题和传统意义,这一阶段被称为图像志分析;第三个阶段的阐释,就是要对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或者是深层含义进行进一步的挖掘,这一阶段被称为图像学分析。

    二、《大唐中兴颂》前图像志描述

    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第一阶段被称为前图像志分析,在这个阶段,研究者只是对视觉物象进行基本的观察、列举,描述艺术作品的基本视觉呈现。

    浯溪碑林位于湖南永州祁阳县,碑林中代表性摩崖《大唐中兴颂》就位于浯溪汇入湘江的口岸边。此处石质结实,不易粉化,在地理学上属石灰岩,因而为刻石提供了条件,浯溪碑林的石刻大部分都在此。《大唐中兴颂》虽然字数不多,但字形较大。

    《大唐中兴颂》高宽都在450厘米左右。摩崖竖式21行,全文共计 263字。其诗文的撰写者为元结。公元761年,元结率兵镇守九江,抗击史思明。在战争结束后,元结在路过祁阳的途中写下了《大唐中兴颂》。公元771年,该文由元结好友颜真卿书写,后摩刻于浯溪石壁之上。颜真卿雄秀端庄的真书一改初唐风范,成为书法史上继王羲之之后的又一璀璨明珠,后世人无不推崇备至。在《大唐中兴颂》出世以后,无数文人学者亲临浯溪,吟诗作赋,运笔抒怀,并铭石刻碑,开辟了一个永州浯溪摩崖群,使得浯溪碑林成为国内最大的碑林之一。

    《大唐中兴颂》全文仿秦始皇时四字颂文体例,三句为一韵,共十五韵:“天宝十四载,安禄山陷洛阳,明年陷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于戏!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能令大君,声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可磨可镌,刊此颂焉,何千万年。”[1]

    三、《大唐中兴颂》图像志分析

    潘诺夫斯基提出的第二个阶段为图像志分析,这一阶段是对艺术作品做更深一层次的解读,分析艺术作品中所使用的艺术手法,关注艺术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

    公元771年,颜真卿在江西任抚州刺史,书名之高,时人极为推崇。元结派人将文稿送去江西,请颜真卿代为书写。颜真卿将《大唐中兴颂》用楷书书写成为高宽各一丈三尺的巨幅作品,再由匠人精心临摹镌刻于石壁上,表现出颜真卿驾驭巨幅的高深功力与精湛的技艺。《大唐中兴颂》整幅作品章法布局紧密,用笔仍以颜书的“外拓”为主,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激情膨胀之感,同时也映射出时代的进取精神。《大唐中兴颂》虽为楷书,但颜真卿在作品中又加入了篆隶的笔意。整幅作品气韵内敛,古拙而又不失灵动,横竖多藏锋,撇捺勾勒力挽千钧。颜真卿在全篇布局中运用了定位、提行、空格、丢行、透气等手法,有自然之妙趣,这也体现出了颜真卿情感的律动。

    从用笔上来看,《大唐中兴颂》全篇点画浑厚而不臃肿,书写气韵流畅,体现出充沛暢达的力量。字形由四周向外伸张,外部较密而内部疏松,布白于字中。笔势缓行,捺脚重拙含蓄。与颜真卿其他中年时期的作品相比较,《大唐中兴颂》在气势和字形上更为舒展和开张,有一种似拙反奇、平中求险的韵味存在。

    创作《大唐中兴颂》时颜真卿已经到了62岁, 我们从他的早期作品中所看到的“横轻竖重、蚕头燕尾”这些特征在《大唐中兴颂》中逐渐淡化,表现得十分内敛与含蓄,这件大笔楷书作品,被后人评价为“鲁公遗墨此第一”。《大唐中兴颂》这篇作品也反映了颜真卿一直在书法的道路上探寻,追求嬗变,是他书法艺术成熟的代表作。由于受民间书法影响, 《大唐中兴颂》中简体字运用较多。如“爲”作“為”, “驅”作“駈”,“异”作“升”,“復”作“复”等,唐代有着“法度森严”之说,此举可以说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同时,《大唐中兴颂》采用了竖式由左往右的写法,这种写法突破了当时的常规。颜书以“力拔山兮气盖世”式的壮美风格著称,安史之乱后,由于受佛道思想的影响,颜真卿的书法也由“炼形”转换到“炼神”的进化,质朴、雄厚的感觉也自然而然从他的作品中流出,而《大唐中兴颂》除了表现他慷慨正直的个性,也体现出一种气度恢宏的威武刚烈风度。

    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大唐中兴颂》镌刻者姓名难以辨认,但从摩崖石刻笔划来看,其“刀折锋摧,慷慨激越”,可谓精彩绝伦,必也是出自高超匠人之手。元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大唐中兴颂》亦是一篇意义深远的雄文。颜真卿则是唐代楷书的集大成者,《大唐中兴颂》也是颜真卿的代表作,是盛唐书法审美趣味演变的代表作。二人作书撰书,可称 “珠联璧合”。《大唐中兴颂》的“文、字、石”出奇,世称“摩崖三绝”。

    四、《大唐中兴颂》图像学分析

    相对于第一和第二个阶段,在分析的过程中可能会潜意识地把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情感表达体现在其中,用以烘托主题,第三个阶段是对图像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深一步的挖掘与探析,这一阶段次被称为图像学分析。

    纵观整个唐代,其社会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在文化发展上也与其他国家交流不断。这一时期不似战乱频繁、饥寒交迫的那些其他朝代,从史书上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思想、心态都是积极开放的,崇尚雍容华贵的心理状态和豪迈奔放的生存风貌是他们主要的特征。一个书家一种书风的形成必然要经历一个成长与完善的过程。

    颜真卿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登进士第,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颜真卿为人坦荡,刚正不阿,人生经历复杂,其书法有着自然瑰丽的境界又有着恢宏雄健的面貌,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成就了其书法的阔大气象[2]。中唐之后,社会发展的同时人们所追求的精神审美也较之前有所变化。在新的审美思潮的影响下,颜真卿的审美取向也随之而改变,取得了新的书法成就。颜真卿初学褚遂良,汲取褚书中对笔意的理解,后在张旭的指导下,学习“二王”传统书风,其后他将初唐四家的书法风格相融合,同时学习篆、隶又融以北碑的笔意,从而自成一家,形成自己独特的书风。

    《大唐中兴颂》是颜真卿62岁时的作品,也是他书法风格成熟时期的代表作,纵观颜真卿一生的书作,《大唐中兴颂》也是颜体楷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篇巨作变初唐楷书风貌为正大、雄壮,从而更多元化,标志着颜真卿在笔法、章法上的改革,因而在颜书中有着重要的意义。颜真卿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反复临摹创作,最终颜体巍然屹立在书坛,后人习书皆以其为学习楷模。

    在书法史上,颜真卿的楷书在各个时代都受到了后人的推崇,影响着书坛的发展。其书风的形成,开辟了二王妍美书风之外的新道路。他的书法丰富了书法作品本身的内涵,增添了他所追求的意象,而且由于二王法帖无法发展成榜书,颜真卿此举正是填补了这一空缺。浯溪碑林其他的摩崖刻石群,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大唐中兴颂》衍生出来的,它是浯溪碑林最为精华的地方。《大唐中兴颂》文辞精彩,书艺超群,是历代人瞻仰学习的对象,它对于颜真卿本身的楷书技法进程而言是一块里程碑,对于榜书技法的形成而言更是里程碑。

    时代与艺术观念都是相互映衬的,唐代的经济、文化发展都处在鼎盛时期,既然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时代,那就必然有与时代观念相应的艺术。颜真卿书法雄强粗犷的特色、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与大唐的艺术精神和时代文化息息相关[3]。可以说是大唐的盛世成就了颜真卿,同时颜真卿又将大唐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意趣通过书法映射出来,通过观赏他的书法我们也能从中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气度恢宏的唐代。

    五、结语

    本文運用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方法分析了永州浯溪碑林摩崖《大唐中兴颂》,在第一阶段分析了《大唐中兴颂》的地理成因与其基本内容,在第二阶段对《大唐中兴颂》的书法艺术与其颂文进行了深刻剖析,第三阶段以《大唐中兴颂》为基础,结合大唐的时代精神,对作品的文化价值与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分析,我们深入地对摩崖《大唐中兴颂》的 “石”“文”“字”进行了全面而充分的了解,也了解了蕴含在这块摩崖背后的历史政治、社会、人文之间的内在联系。图像学的运用使艺术更加贴近于生活,在证明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同时又体现出艺术高于生活的文化内涵。图像学的运用与研究让我们对作品的形式与意义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使观念与作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对作品的理解由浅到深,很大地提升了艺术的社会功用。

    参考文献:

    [1]彭智恩.《大唐中兴颂》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8.

    [2]松涛.颜真卿书法与大唐时代精神[N].中国艺术报,2016-06-20.

    [3]邵仲武,郭琳琳,闫薇等.以“图像学”管窥颜真卿书法艺术的三大境界[J].美与时代(中),2016(3):122-123.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