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凯恩》:现代主义下的个人史与美国梦

    《公民凯恩》是1941年时年仅26岁的奥逊·威尔斯编导演制的处女作,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被业界交口称赞,于次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著剧本奖,并在随后而来的半个世纪中,被数家电影杂志、报纸评为影史上最伟大的影片。影片的故事发展采用了一种拼图式的结构:报业大亨凯恩孤独地死在他永远也未能完工的宏大宫殿仙纳度中,只留下了一句谜语般的“玫瑰花蕊”的遗言。一家杂志社的编辑部为了探寻凯恩一生的真实面貌以及“玫瑰花蕊”的真实含义,开始了一系列的寻访。在对凯恩生前的密友、监护人、妻子、管家、经纪人等角色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访后,杂志社的记者将拼图一块一块地拼接到一起,但是仍然无法得到“玫瑰花蕊”的真实含义。直到影片的最后,“玫瑰花蕊”与其余木椅、家具、雕像共同化作仙纳度上空的一股黑烟,消散在世界,人们也未能得到“玫瑰花蕊”的真相。

    作为一部20世纪40年代的电影,《公民凯恩》所表现出来的视听语言与叙事手法都是极为成熟的,哪怕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也丝毫不逊色。作为导演的处女作,影片却超越了之前的电影讲述手法,采取了多人多重的视角来进行故事的推进,其蒙太奇以及景深镜头的运用亦为人称道,并被后人沿用至今。但作为一部名垂青史的电影,《公民凯恩》比其技巧更为耀眼的是它的内核所在。它文学化的表达手法在某种程度上令电影这种形式坐实了“第九艺术”的称号,亦使影片蒙上了一层现代主义的色彩。在影片长达60年跨度的内容中,导演通过对荒野雪原、纽约都市以及空旷的仙纳度宫殿的展示,对凯恩这一以赫斯特为蓝本的人物的勾画,出色地再现了美国在资本主义达到垄断时期的风貌,并对美国梦这一概念进行了象征性的试探。个人史与资本主义所彰显的神话相交错,最终使影片挣脱时间的桎梏,在任何年代中都成为不朽的存在。

    一、现代主义的透镜: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

    1776年,来自欧洲的殖民者们怀抱着他们的信念,在一片“新”的大陆、上帝的应许之地发表了《独立宣言》。这些最初一代的资产阶级们围绕着他们的理想,在北美广袤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由资产阶级建立的国家,美国的种种法律、政治制度自然体现了他们的意志。在之后,随着年月的累积,这种意志开始渗透进美国的种种文化中,其中最显著的代表便是“美国梦”。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其著作《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与文化的联系。[1]他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亦同时经历了三个阶段。它们互相关联,具体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对应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对应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对应后现代主义。这三个阶段分别反映了不同的心理结构,它们折射出社会中的人对现实与自我的不同感知。《公民凯恩》这一影片正是诞生于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其影片内容亦透露出现代主义的色彩。

    现代主义思潮的起源极为复杂,但目前大多将其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挂钩。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传统的乡土社会改变,人口的流动性急剧增加,现代工业和城市迅速兴起,人们之间的纽带开始被打碎又被重塑,大众社会理论便是旨在描述这一现象。该理论认为,现代人已经位于大众社会,是一个个孤立、分散、均质的原子化个体。这一现象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冷漠。报纸承担起维系社会联系的任务,巧合的是,影片主角凯恩正好是一位报社的老板。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令人思索,科技、社会的进步带来的究竟是福祉还是灾难。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使得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在现代主义的审美范畴中,绝对的美、善不再存在,与丑、恶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当人们对某件事物或某个人物进行审视时,他所看到的仿佛是一个千手千面的阿修罗。现代主义的叙事形式则打破时空的限制,运用各种意象、梦境来实现表达目的。

    《公民凯恩》杰出的一点在于,它的叙事手法更像一本现代主义小说,但又将其与视听语言进行了完美的融合。杂志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块又一块凯恩形象的碎片,但它们如此迥異,以至于无法对凯恩做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评判。凯恩究竟是共产主义者、法西斯、美国民主的推进者还是只为谋利的报团首领、冷血的资本家;是失去了母亲的孤独男孩,还是用报纸为人民争取利益的新闻记者,这根本就无法得到定论。现代主义的人物塑造手法亦应用到凯恩身边的每个人身上,即杂志记者的采访对象们。凯恩的第一任妻子与他是“因为爱而结婚”,但后来又一手毁掉他竞选的梦想;凯恩的第二任妻子起初对他爱慕,别无所求,但这种“别无所求”最后竟转变为是出于一种爱恨交煎的心态;凯恩的好友李兰起初替他珍藏“报纸宣言”,日后却对他的信一封也不回。在这种现代主义的氛围下,古典、传统的标准开始消融,人们无法对一个人抱有一种稳固的信念,对社会亦是如此。《公民凯恩》中人物复杂的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伴随着贯穿全片的人物描写,现代主义的透镜亦被放置于美国的社会现实与文化之上。从“有钱便是伟大”到“凯恩真是个怪人”,资本主义的信条受到了挑战。家财万贯、比过往更有钱有权势的大资本家凯恩最终挂念的居然是儿时的“玫瑰花蕊”雪橇。总是声称自己是一个美国人的凯恩,在竞选时却遭遇了选民的抛弃。挑动民众情绪、促进美西战争爆发、声称百姓都是由他决定怎么想的凯恩不只一次地表明,自己代表的是人们的利益,他要为穷人声张正义。在对凯恩各个侧面的描绘中,导演将一连串时至今日依然十分有价值的问题抛向了观众——不停地赚钱、努力是否就能获得幸福?政治家们在台上的演说辞究竟是真还是只是为了获取民众的选票,政治家们到底可信吗?人们经由报纸获取外界信息,那么报纸所塑造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又存在着多大的偏差呢?以及最为核心的问题,在现代主义的视角下,美国梦这一概念到底有几分真实,几分虚假?

    影片简直快要揭开这一神秘的面纱了,但导演却含蓄地以一股升天的浓烟回应了这一问题。穷人们依然是政客手中的筹码,而大资本家却在他的宫殿中做着遥远的、关于雪原木屋和“玫瑰花蕊”的梦,他们都难以同那个理想的生活发生联系。也许直到今天,事情仍是如此。

    二、元叙事与反浮士德式的个人史

    鲍曼认为,后现代主义意味着宏大叙事的消解,元叙事的失落。在现代主义的思潮下,元叙事通过预期实现,给予一个主体思想以社会合法性。[2]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元叙事——解放、自由、平等、民主等。在《公民凯恩》中,一种叙事可以概括影片的全部内容,即探寻然后获得结果。

    影片由一个杂志记者的探寻来进行推进。为了了解昔日的报业大亨凯恩的一生和“玫瑰花蕊”的谜底,记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寻访。在一部关于凯恩的纪录片结束后,记者开始了他的旅程。他首先翻阅了银行家撒切尔的回忆录手稿,这时,他知晓了凯恩一生的起源,凯恩办报的初衷——为穷人争取利益。接着,记者采访了凯恩的经理人伯恩斯坦,从伯恩斯坦的描述中,记者得知了办报初期的凯恩的形象、凯恩的种种手段以及谋略。随后,记者同凯恩的好友李兰谈话,李兰向他讲述了凯恩政治生涯的结束,凯恩的两段婚姻。记者又来到苏珊所在的夜总会,听她谈起了那些被凯恩逼着唱歌剧的年月。最后,记者来到了仙纳度,问管家什么是“玫瑰花蕊”。在整个寻访的过程中,采访对象的言论体现出凯恩的一生是探寻幸福的一生。一个明面上的寻找与一个暗面上的寻找相呼应,构成了影片的内容。有趣的是,记者的形象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被遮挡在阴影中,而他人叙事中的凯恩却让人看得清楚分明。这一对比,似乎颠转了影片的发生时间,更加耐人寻味。

    纵观凯恩的一生,他便是如同浮士德一般的存在。母亲留给他的金矿就如同魔鬼和上帝的赌约——凯恩拥有了无尽享乐或是开创大业的资本。将采访对象的回忆进行梳理,便能发现,凱恩不断地追求着某物,又主动或者被动地失去它。凯恩想要通过经营报纸,替人民撑腰,但他却促使了美国与西班牙开战,令无数穷苦人民和他们的儿子走上战场;凯恩出于爱情和两位妻子结婚,最后却都分道扬镳;凯恩想要成为总统,最后却因为一纸头条新闻不得不离开政坛。最终,凯恩孤独地在仙纳度中死去,留下“玫瑰花蕊”的遗言,仿佛他才明白,经历了这一切,他要追求与探寻的是什么。而此时,杂志记者在旁人的讲述中经历过凯恩的一生后,他的视域开始与凯恩重合。看着仙纳度等待清理的大理石雕像,记者对周围的人们说,凯恩曾经拥有一切,也许“玫瑰花蕊”是某样他永远也无法拥有的东西。

    在《浮士德》的结尾,浮士德得到了飞升的机会,在圣歌声中见证魔鬼被打倒,但凯恩所处的世界是信仰的绝对价值已不再牢固的世界。他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标准来衡量他的幸福,因为世界连同个人的心理结构已经永恒地转变了。浮士德所经历的书斋阶段、爱情阶段、政治阶段、古典美阶段以及社会现实阶段,直到最后的听闻圣歌,他的每一次追求都是逐渐上升的。而凯恩的追求却恰好相反,从渴望成为社会公义的捍卫者,到政坛上的政客,再到情人,最终是孤家寡人,他的每一次追求都未能弥补心中的空缺。

    《浮士德》的叙事背景是文艺复兴时期。彼时,理性的光芒在欧洲大陆上璀璨四射,资本主义朝气蓬勃,其前景是海上初生的旭日、光彩夺目。但《公民凯恩》的背景是经历了世界大战与经济大萧条的现代美国社会,资本主义并没有实现它所声称的自由、平等、公正、解放等宏大的宣言。凯恩最终要在仙纳度中握着玻璃雪球,思念儿时的风景,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资本主义的怀旧。最美好的事情已经结束了,那是无论如何探索都无法接近的事物,人们喝水必惊惶。就像杂志社的记者汤姆生,扣响一个又一个的门扉,却只能得到一个朦胧的结论。个人的历史,在时代的作用,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凄凉的结局。

    而假使凯恩握住了“玫瑰花蕊”又如何呢?他也许就会失去阶层上升的通道、失去建功立业的机会,迷失在美国梦的号召中,而在此时,“玫瑰花蕊”亦无足轻重,无法在他心中留下更深的烙印。他所渴求的将会是金矿,是一架登天的梯子。度过这样一生的凯恩将在临终呢喃:银勺子。在时代的洪流下,个人史总是无法避免地成为时代的注脚,以一种令人唏嘘的姿态长久地躺在历史的尘土中,探寻只能沦为武陵人的徒劳。

    三、异化之因:永恒的缺失

    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刻,记者汤姆生来到了凯恩尚待完工的宫殿仙纳度,进行了他的最后一次采访。管家一边处理着凯恩的身后事,一边向记者谈起“玫瑰花蕊”。从管家这里,记者汤姆生得知,从苏珊离开凯恩的那一刻起,他便开始念叨着“玫瑰花蕊”这个词。在肃穆的光线中,凯恩捏着一个玻璃雪球,走出了房间,仿佛一头迟暮的雄狮。

    回首凯恩的一生,他的所作所为与他的身份时常是分裂的。以凯恩和监护人撒切尔的争论为例,年轻的凯恩立志办报,但他抨击的对象却包括撒切尔的公司,也是他作为股东的公司。他说,我的乐趣就是看到这个社会里那些辛勤劳动、正直的人们没有被一帮抢钱抢疯了的海盗不明不白地抢个精光。凯恩的一只脚已经迈入资本家的门槛,他却对这个行列嗤之以鼻。产生这种分裂的根本原因也许就在于他的童年。

    凯恩所谓的办报为穷人伸张正义,不过是他对逝去的过往的一次努力的回溯。凯恩对穷人、对广大民众未必有一个真实、确切的概念与认知。他想象中的人民来自于他的母亲,在童年凯恩的世界中,存在着两位对立的角色,一个是开办旅馆、辛勤劳动的母亲,另一方则是将他从母亲身边带走的银行家撒切尔先生,于是,一种欲望的延宕出现了。童年的凯恩所需求的是母亲的陪伴和关爱,但母亲却将他转手托给他人抚养,他对于母爱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这成为他空虚的主要来源。并且,在儿时的凯恩眼中,他并不是被送走的,而是被夺走的。他几乎是愤怒地用雪橇捅了撒切尔先生一下。在他的意识中,是一个银行家、资本家使他离开了母亲,身份、立场以及敌我认知的划分开始成型。母亲发展成为美好、再也回不去的港湾,她的象征是数量众多的穷苦人民;养父撒切尔则发展为剥夺了他幸福的对立者,他的象征是财富众多的资本家。当凯恩以一个有自主行事能力的人步入社会时,他所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以某种方式对资本家这个整体予以报复。因此,他办报的初衷并非是他所言称的为民请命,而是一起已经酝酿了20多年的报复。他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养父,其后又转向整个资本家的群体。

    但办报生涯并未给予凯恩安慰,他试图转向爱情与政治。在欧洲的游历结束后,他迎娶了第一任妻子——总统的侄女,但等待着他们的却是一场失败的婚姻。婚姻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对资本家、对权势的敌视不可忽视。凯恩的询问报不停抨击总统,这自然引起了他妻子的不满。当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时,凯恩邂逅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苏珊。也正是因为苏珊,凯恩不得不放弃他的政治事业。自此以后,凯恩身上的暴君倾向愈发明显。他一方面憎恶着资本家,另一方面为了弥补内心的空缺,又不得不成为大资本家。这种分裂使得他如伯恩斯坦所说,变成了一个失去了一切的人,除了财富,凯恩一无所有。

    于是,像注定般,凯恩陷入了怀旧的陷阱,不再谋求任何的改变,不再做出任何的追求。他握着玻璃雪球,躺在空旷的仙纳度中的摇椅上,怀念着儿时母亲所在的旅馆。凯恩遭遇了最深重的异化。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异化是人类的生产和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一种现象。在异化中,人的个性无法全面发展,只能畸形、片面地发展。[3]在影片的后半段,凯恩丧失了求变的能动性,丧失了同理心(逼迫苏珊唱歌,将她锁在仙纳度),成了孤家寡人,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怀旧往往意味着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怀旧指向的是一个美好的时期,并将它的缺陷剔除或忽略。当凯恩开始怀旧时,他仿佛象征着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无数遭受异化的人们的怀旧。他们怀念古典、传统的社会,一个礼法具备、温情脉脉的社会,就如茨威格笔下的“昨日的世界”。但时代永恒地向前,将一切都抛掷在幽深的悬崖。凯恩们的怀旧没有出路,凯恩们的异化也没有解决的方法。他们所渴求的同他人的紧密联系已然失落,内心欲望的缺失永远也无法填补。

    结语

    作为一部在影史上绕不开的影片,《公民凯恩》开创性地将电影的多角度叙事、视听语言以及故事内核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文学性的表现让人沉浸其中,打破了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电影流水线的叙事准则、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手法。电影的推进手法与叙事技巧在《公民凯恩》中得到了极大的突破,这对日后的诸多影片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像莱斯特所说,媒介所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玩具、模仿现实以及最后的改变现实。可以说,正是《公民凯恩》打响了电影转向更多元化的表达的第一枪。

    与此同时,《公民凯恩》像極了对早期资本主义所涌现的英雄亡魂们的一首挽歌。《白鲸》中亚哈们在宽阔遥远的大洋上猎杀鲸鱼已经成为了往事,现实逐渐成为《血色子午线》般的世界。对于资本的追求与人自身的追求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运用资本、组建报团、最终登上报业巨头地位的凯恩并没有英雄一般的结局。凯恩没有赢得幸福,而他的母亲,以及与他母亲类似的千千万万贫苦的百姓也未必可以。美国梦更像是一种宣传,而非实际。在世界转变之际,新的稳固的价值没有能够降临,但异化却实实在在地来到了每个人的身上,凯恩没有逃过、苏珊没有逃过、李兰也没有逃过。凯恩的“我决定人们怎么想”式的言论,渗透出他对媒介维护公义能力的怀疑。资本逐利的本性与报纸为民发声的宗旨相抵触。

    抛却那些宏大的社会命题,《公民凯恩》对于人生的思索亦极为深刻。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不断地寻找曾丢失的东西,而最后,无论是忽必烈还是凯恩,都要化作一股浓密的黑烟升向天空,只留下一个个无解的谜题。《公民凯恩》就像一只手,通过凯恩个人的兴衰史,揭开了资本主义下一桩桩神话的残酷真相。而这便是《公民凯恩》永垂不朽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吴美真,译.时报文化出版社,1998:37.

    [2][英]齐格蒙·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61.

    [3][德]卡尔·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72.

    【作者简介】 ?李丽辉,女,河北沧州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廊坊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医学英语教学中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研究”(编号:201806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