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分析及当代启示
郑爱花
[摘要]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原因复杂，教训沉痛。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因而客观的分析其原因，理性地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仍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阶级斗争扩大化；制度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1957年初，党中央为了改善党的领导，纠正党内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更好的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然而“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的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1]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那时候，确实有人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2]为了“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3]中央决定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然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4]
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分析
关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原因是很复杂的，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高层决策者在思想上和决策上的失误，又有基层干部执行中宁“左”勿右的错误做法；既有党对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又与党和党的领导人长期从事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经历有关；既与当时社会主义理论准备严重不足有关，又与党自身机制和法律不健全有关。但这些原因又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党对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恰当判断是其重要原因。由于“党长期在农村从事革命斗争工作，对现代化的生产不是很熟悉，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往往容易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是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5]当时，在国际上，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迭起，发生了波匈事件。在国内，“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有多起共约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在农村中，夏收以来不少地区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6]。而且，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改造，进展神速，成就巨大，导致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后来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轮流坐庄”“海德公园”“党天下”等说法时，就其性质、范围和程度方面“对阶级斗争形势做出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是‘惊涛骇浪、‘十级台风、‘黑云压城”，在对运动的实际掌握、指导和方法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从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当时的制度建设，尤其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相对不足是其客观原因。“我们党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7]“当时党和国家权力结构不是很合理，对于毛泽东，对于各级领导中的第一把手过大的权威，并没有一个加以监督和制约的有效机制，这不仅是造成建国时期一些失误之所在，而且也是造成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的重大原因。”新中国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高峰，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了起来，发展了主观主义，违背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党内民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受到了损害。”[8]但是如果客观的分析，“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9]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单单讲毛泽东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10]同时法治的不健全也是扩大化发生的重要因素，“把一大批人在政治上定性为‘反动派、‘阶级敌人，行政上给予劳动教养等处理，且牵连家属子女，均没有确切的法律依据和依法办理”。
再次，对知识分子的错误定位是其直接原因。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宣布：“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个多月后，中央做出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指出：“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然而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波，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波兰、匈牙利事件中的影响，1957年3月，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其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1]。在世界观上把知识分子定位为“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直接影响到毛泽东对阶级力量的对比估计的不正确，从而导致反右斗争扩大化。
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当代启示
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造成了严重后果，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沉痛的教训。但是邓小平同志说得好，“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要以史为鉴，从这个深刻的教训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指导我们今后更好的工作。
第一，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当今的时代主题和基本国情。“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12]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正如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尽管面对诸多风险考验，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厚植发展优势，破解发展难题，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二，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民主的正常步骤。”[13]但是这种正常的社会主义民主现象在反右派斗争中却遭到了破坏。“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在组织处理问题上，对许多所谓‘右派言论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反复的核实，不允许本人申辩。在定性时既没有经过严格的手续，更没有经过正式的法律手续，有的甚至没有经过正式会议的讨论、正式的批准和上级机关的审查。这些做法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违反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其后果是当时全国有54万余人被错划为右派，正如邓小平所说：“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曲，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14]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因此，我们应汲取这一教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逐步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5]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第三，要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八大虽然正确地宣布了剥削阶级的消灭，但是受前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当极少数右派分子进攻时，我们党又过分夸大敌情，动摇了原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正确估计和分析，”从而影响到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运动方法的出现和‘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失误策略的产生，逐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最终从政策方面导致了反右扩大化。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16]因此，我们党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尤其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才能使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客观的分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原因，理性地总结其经验，认真汲取其历史教训，必将使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更加成熟，必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发达，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注释]
[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人民出版社，1982：496.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805.
[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人民出版社，1982：496.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380.
[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N].人民日报，1981-7-1（1）.
[6]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6）：381.
[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N].人民日报，1981-7-1（1）.
[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4）：844.
[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N].人民日报，1981-7-1（1）.
[10]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人民出版社，1983（6）：81.
[1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73.
[1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11-4.
[1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N]，人民日报（第1版），1981-7-1.
[14]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295.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295.
[16]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人民出版社，2012-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