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绿党”的发展及其“红化”
黄翼兰 贾学军
摘要：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催生了“绿党”的兴起与相关理论的构建。从生态方面来说，绿党之“绿”代表了对生命、自然的尊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从政治方面来说，绿党之“绿”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中间道路。生态学原则、基层民主原则与社会责任感是“绿党”的三条基本政治原则，这也决定了“绿党”的发展方向必然是“红化”，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对生态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绿党”；生态原则；政治主张；红绿交融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10-0049-02
当前，生态环境恶化日益严重，生态灾难时有发生，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凸显，生态危机已经开始威胁全体人类的生存。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一系列 “绿色运动”，催生了“绿党”以及想关理论，这为解决当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一、“绿党”的兴起
作为新社会运动中发展最成熟，影响最大的一支理论传统，生态运动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1962年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她的重要著作《寂静的春天》，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描述了技术革命带来的破坏，以一片死寂的春天的设计向人们描绘了后工业社会的死亡图景。这部著作唤醒了人类的生态环境意识，拉开了生态运动的序幕。
“罗马俱乐部的诞生，则是人类生态意识从觉醒走向成熟的里程碑。”[1]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全球性的环境大会——“人类环境大会”上，罗马俱乐部在其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清醒地提出了“人类困境”问题：人类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必然会导致发展的极限，人口、粮食、不可再生的资源、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的爆发会导致这个星球在未来一百年内的某个时候达到极限。《增长的极限》的发表使“环境意识”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得以彰显，自此以后，绿色运动与生态保护运动在西方普遍展开，各种各样的民间生态组织不断成立，而且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运动又与民主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相汇合，发展成为欧美群众政治运动的主要力量，并很快演变为政府行为，并深化为国际性行动。在生态运动的推动下，各国政府与国际政治组织开始积极介入环境管理，到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时，有关生态危机与环境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热点议题。
生态运动的勃兴促使了生态政治学和绿色政治的发展，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绿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崛起。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绿党组织是1972年成立的新西兰价值党，但是对全球绿党政治的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则是1981年成立的德国绿党。1981年西德绿党在法兰克福正式成立，至1983年时其注册党员已达25 222人，在该年举行的大选中，西德绿党更是出人意料的以5.6%的选票获得了27个议席，成为西德的第四大政治力量，1987年则进一步获得了8.3%的选票，到1995年两德统一后的第一次大选中，德国绿党已成长为德国的第三大政治力量，获得了议席中的49个席位。西德绿党的成功刺激了西方绿党政治的发展，从80年代以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意大利、英国、法国、芬兰、希腊、爱尔兰、瑞典等相继建立了绿党，并通过大选在各国的议会中取得了一定的席位，它们积极寻求国际间的合作与联合，到90年代初期，绿党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在解决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方面都发生着重大的作用，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绿党”之绿
绿党之“绿”一般来说有两种含义，一是生态意义上的，另一是政治意义上的。从生态方面来说，绿党之“绿”代表了对生命、自然的尊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从政治方面来说，绿党之“绿”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中间道路，它自异于传统的“红党”（以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派为代表的左派组织），也不同于或“白”或“黑”的各类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宣称自己是“既不右，也不左，而是向前的”政党。[2]（P.7）绿党与其他政党的一个突出不同之处表现在它的基本价值上，德国绿党1980年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我们代表一种完整的理论，它与那种片面的、以要求更多生产为牌号的政治学是对立的。我们的政策以未来的长远观点为指导，以四个基本原则为基础：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以及非暴力。”[2]（P.58）这四项基本价值后来成为绿党政治理论的四大支柱，是绿党身份认同的标志，也是绿党忠实遵从的价值准则。生态学原则作为绿党的一项基本政治支柱，主张用生态理性取代目前的经济理性，以实现对目前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进行彻底改造；坚决反对工业社会制度，认为正是工业进步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因而主张限制工业的增长，或改变经济的发展方向。这一原则集中体现了生态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对其他政党所主张的物质增长原则优先的否定。基层民主原则做为绿党的第二大政治基础，强调的是按分散化、小型化原则规划生产单位、生活社区和行政单位以实现一种“分散化的直接民主”，这就是说，一方面要让公民直接参与决策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实行直接民主，另一方面，反对权力集中于处于等级结构上层的少数人手中，强调权力分散与政治轮换原则。第三条原则：社会责任感，意味着某种保证，既不会由于按照生态学要求去重建经济和消费社会的纲领，而使穷人和工人阶级受到损害。 [2]（P.66）对于大多数绿党来说，“生态和社会领域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自然界的组织无论如何都是与人类的组织联系在一起的。”[2]（P.68）所以对生态的负责既是对社会的负责，绿党的责任就是要维护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共处。非暴力原则：按照生态和谐原则，绿党政治希望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尊重关系基础上消除社会中的一切暴力手段，把非暴力看作是生态社会的一种基本组成部分。非暴力原则是每个绿党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绿党的非暴力原则是反对一切个人及国家的暴力。绿党确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暴制暴只能造成更严重的暴力。
三、“绿党”的发展与“红绿交融”
在绿党建立之初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不但资本主义老牌政党对其政治理念进行歪曲和讽刺，而且西方的左派也普遍对其不够重视，在他们看来，绿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国家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但其社会理想具有消极的、倒退的性质，在激进的社会批判下掩盖着保守的实质，绿党的生态主义有根本上反制度的成分，同时又是一种消极的人道主义，具有“向后看”的浪漫主义特征。客观地说，绿党在建党和参与政治实践之初其主导思想确实是“深绿色”的激进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理论思维的出发点，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及其生态学意义，反对人类对自然界的任何干预和支配，强调自然界的地位高于一切，把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掠夺和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批判演绎为对技术中心主义的批判，否定任何形式的人类中心论。但是，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生态运动的迅猛发展，绿党开始出现“浅绿”的倾向，同意环境保护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自90年代以来，“浅绿”（或者称之为“红绿”）派逐渐取代“深绿”派成为生态政治运动的主导力量，它们开始回归人类中心主义，反对藐视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不要人类利益的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浅绿”派向人类中心主义的回归使“深绿”运动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因此生态运动开始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左派政党对绿色运动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不再一味地排斥，而是积极谋求与绿色政党的合作。1998年，在当年的德国大选中，由德国绿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的“红绿联盟”的获胜，终于使西方的“红”“绿”两种势力实现了“在政治、组织和国家层面上的结盟”[3]。
“红绿交融”是生态运动发展的历史必然，同时也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胜利。一方面，从绿色运动的政治基础来看，由于绿色运动的参与人员比较分散，再加上传统绿色运动倡导的无政府主义，因此本身组织结构松散、政治力量薄弱，这就导致绿色运动以及绿党在实践其绿色理念时，往往影响较小，更多地只能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现行体制的一种文化上的抗议，而无以触动其政治经济的根本。因此，生态运动如果不历史性的与“红色”运动结盟，“绿党”不借助“红色”政党在长期与资本主义抗争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不依靠欧洲社会主义政党所奠定的坚实政治与组织基础，想实现“纯粹”的绿色解放道路无疑是难以成功的。另一方面，对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与绿色生态运动结盟也有助于它们补充新的动力，加强自身实力。正如前面曾经分析过的，自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普遍富裕动摇了传统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基础，传统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不断削弱。再加上苏联的解体与东欧剧变，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走到了自身发展的最低谷。而此时与绿色生态运动的结盟无疑为其走出自身的危机提供了新的力量与斗争方向，同时也体现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在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时所进行的战略性转变与选择。“红绿交融”是绿色政治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从此开始，绿党开始远离“深绿”的生态原教旨主义，在舍弃“深绿”的无政府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政治追求的同时，开始逐渐向“浅绿”与“红绿”转变，它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对生态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开始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正是在这种“绿色”红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运动开始真正形成一种方法论共识，并逐渐完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
参考文献：
[1]周穗明.西方绿色思潮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J].岭南 学刊，2002，（5）.
[2]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 [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3]周穗明.“红绿联盟”：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进展[J]. 当代世界，1998，（12）.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