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之道：中国电影教育学徒制探微
王法严
学徒制，或称师徒制，“是一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以口传身授为主要形式的技能传授方式，其特点是寓技能学习于实际生产劳动之中，通过完成工作任务获得技能经验，因而它是一种内部技能形成方式。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师徒制不但是一种职业技能形成的方式，还是一种劳动雇佣制度”[1]。学徒制作为中国电影职业教育的一种方式，经历了早期的自发形成，逐渐发展到现在高等院校中的类学徒制、职业院校中的现代学徒制与市场化的学徒制并存的状态。可以说学徒制不但为中国早期电影工业奠定了人才基础，而且参与建构了我们今天的电影教育体系，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通过多种形式影响着今天的电影人才的培养。在众多高等院校纷纷开设影视类专业，学院式培养越来越盛行的今天，梳理学徒制的发展，总结其历史与现实经验，也许会为电影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电影教育中学徒制的雏形
学徒制不仅是家庭手工业、工厂大工业的制度形式，也是艺术行业中一项历史悠久的人才培养方式，例如在京剧行业中，其学徒制就有着公认的行业规矩和形式[2]，因此，在中国电影工业逐步形成的早期，采用学徒制的方式提供职业教育，为产业输送劳动力，成为早期电影人的一种自然的选择。同时，由于中国电影产业是在20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现代产业，没有其他行业具有的那种历史负担，因此其学徒制出现伊始，便与公司制这一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与其他传统行业不同的面貌。
处于摸索期的中国电影人，一方面自身没有体系化的电影知识，也没有完善的学院式教学经验，另一方面电影作为新兴行业，在其社会定位尚不清晰的情况下，也无力依托于近现代教育体系。因此，在经历了早期电影人自发的引进学习电影技艺之后，专业的电影人培训机构逐渐发展起来。例如明星影戏学校，中华影戏学校等，这些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影戏学校，多以演员培养为主，而导演、编剧、摄影等工种的培养，更多的是通过片场的实践来挖掘，所以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方式成为一种合适的选择。以明星公司为例，其在演员培养方面，主要以明星影戏学校为依托，而在编导人才方面则“更主要的还是靠学徒制训练和外聘收揽，这与好莱坞电影早期制片机制走的是同样的路……在导演方面多半还是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3]。可见，类似的学徒制不仅符合中国传统艺术人才培养方式，也迎合了世界电影发展初期的潮流，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在技术工种方面，例如摄影、洗印等，更是体现出接近于工厂学徒制的特点。在1913年至1937年上海的主要电影企业中，国内技师通过自学、向外方技师学习及海外学习等方式习得技艺，并通过实践中的传授，培养了大批的国内技师，并“逐步取代了国外技师”[4]。例如著名摄影师吴蔚云，就曾在“1927年入天一影片公司当摄影和洗印学徒，后在‘天一、‘电通、‘艺华等多家制片公司担任摄影师”[5]。早期的技术性工种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由学徒到从业再到开枝散叶传播技艺的方式，获得了發展。
这样一种依托于影戏学校和制片厂的学徒制教育方式，虽然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安排或行业规矩，但是从总体上看，既符合一个新生行业的发展要求，也兼顾了电影技艺传承中技术与艺术的平衡，全方位地培养了电影人才。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剔除了传统学徒制中的伦理关系，有利于提高从业人员在行业中的流动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方式，形成了中国电影人的代际培养传统，不仅将电影技术传承下去，也为中国电影的美学流变提供了支撑，同时也储备了一定的师资力量，为下一阶段电影教育进入国家教育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类学徒制与现代学徒制
随着电影教育功能逐渐被认知，电影教育开始进入高等教育序列。“1936年9月，教育部电化教育人员培训班在金陵大学的东大楼开班，标志着中国电影高等教育正式诞生。”[6]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北京电影学院建立，中国现代教育体系有了自己专门的电影高等教育机构，学徒制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也逐步融入到体制内教学之中，分化为一种“类学徒制”的培养方式。
以北京电影学院为例，在建校之初，从电影教育传统和实际出发，采取了主任教员制，“主任教员在所长的领导下，其工作相当于之后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主讲教师工作的统一，以主持专业教学工作为主……主任教员无特殊情况者都是从该班学生报考、录取、入学开始负责到学生毕业为止”[7]。由此可见，主任教员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原学徒制中类似于“师傅”的角色，不仅要进行专业上的教学，而且在生活上也会承担相关的责任。在具体的实践中，正如王心语教授所说：“四年的一贯负责制……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有点像师傅带徒弟，感情融洽与艺术和专业的传承都有关。”[8]
北京电影学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以及不断的调整，包括研究生阶段的导师制等，形成了一套带有学徒制特点的现代电影人才培养机制，或称类学徒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北京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中的影视系，始终没有进行现代学徒制①的实践。更多的现代学徒制实践开展在职业学校中，而且正是在此类学校中，学徒制真正实现了完善的制度安排。究其原因，一方面，高等院校通过课程作业、拍摄联合作业以及老师在业界的实习渠道等丰富的实践体系，使得学生可以获得充分的实践学习机会；另一方面，在人才培养的层级方面，职业学院更多的注重于技能的熟练性以及明确的职业前景方面，以求向产业输送技术工人，而以北京电影学院为代表的高校电影教育，已经通过前述的实践体系事实上提供了职业教育的功能，因此，与之相比，现代学徒制在职业院校中有着更为广泛的开展空间。
以浙江横店影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就“开展‘工学交替或不规律的岗位实践，让学生在校期间作为一名‘准员工进企业学习生产过程和企业文化”[9]，并且通过与浙江横店影视城开展的校企合作，以及“订单班”人才培养模式，全方位地实现了现代学徒制的实践。同时，在结合“工作室制”的基础上，将“师傅带徒弟”的教学和职业培训方式进行了有益的融合和互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其为代表的职业院校开展的现代学徒制，将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了明确的制度安排，完善了工作本位的技能培养，同时，有着明确的学徒期与培养目标，校企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
三、市场化的学徒制实践
在学院式电影教育的类学徒制和职业院校的现代学徒制实践之外，各类制片厂仍然延续了中国电影教育中学徒制的传统，而且近年来，随着电影市场的发展，各类工作室和影视公司也开展了市场化的学徒制实践。此类市场化机构招收的学徒包括灯光、化妆、后期、编剧等各类工种。师傅通常是从业多年的业内人士，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业界资源。从相关招收要求和学徒自身选择来看，学徒来源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未有相关经验和学习经历，但是想要进入影视行业的人员，企业对其学历和专业技能要求均较低，在实际操作中，学徒通常作为廉价劳动力在企业工作室中成为雇员或准雇员，可谓有学徒之名，但无现代学徒制之实，甚至部分学徒无法获得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报酬。在实际招收中，既有面向社会招聘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同乡的内部推荐渠道。另一类学徒则是已经具有一定从业经验和专业技术者，其选择成为学徒，是为了获得进入影视行业的渠道和资源，在技能上更胜一筹，待遇方面也比前一类学徒相对更好。
市场化的学徒制为想要进入影视行业的各类人员，尤其是非专业院校出身的人员提供了渠道，同时也是企业解决劳动力来源的有益尝试。这种方式，一方面衔接了中国电影教育中“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另一方面适应了市场化环境下的要求。但是由于尚处在发展阶段，缺乏足够的行业监管，因此这种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首先，因为没有明确的行业标准，各类工作室和企业的学徒培养方案存在着不统一的情况，导致培养效果的参差不齐，因此也造成没有全行业通用的资质证明，影响了学徒职业的流动性。而且从部分受访学徒的反馈来看，学徒期与工作期的界限不够分明，无明确规定的出徒时间。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过于强调实践教学，虽然学徒上手较快，但在人文素养，理论基础等方面着力不够，与正规的现代学徒制相比，缺乏校企之间的结合，工与学界限不分。此外，在部分带学徒的师傅中存在打骂现象，在传統学徒制中存在的人身依附性有回潮的趋势，不符合现代教育伦理。
四、反思与建议
学徒制在当代电影教育实践中虽然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服务于行业需求的不同侧面，但是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学徒制的特性和优点，诸如重视实践，贴近行业实际，以及传承有序等。但是针对目前学徒制芜杂的实践情况，尚存在着广阔的改进空间。
首先，从学徒制在电影教育中的发展分化的历史演变来看，一条是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的线索，一条是市场化发展的线索。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学徒制相当于逐步地将学徒制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体现出国家意志和权力逐渐介入到职业教育中的一个过程，纳入现代教育体系的学徒制有着更为规范化、学院化的一面。而市场化的学徒制在建国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出现了中断，在改革开放之后又逐渐复苏，虽然蓬勃发展，但是在近些年则逐渐有着游离于监管体系的趋势，依靠有限的行业自律与个人自律很难避免上文提到的弊端。因此，急需制定明确的监管条例，以保证学徒的基本权利，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在这方面，欧洲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例如在《欧洲工作本位学习：实践与政策要点》中，就提到：“现代学徒制规章制度需要明确以下内容：（1）雇主不能以学徒身份来代替正式工人工作。雇主因招募学徒工而享有的激励政策，可能会产生替代效应的风险，即招募学徒工从事原来由雇员从事的工作。（2）按照规章制度，强加给企业的行政管理负担不宜过重，否则就有可能起到抑制作用。”[10]从企业和政府两个方面提出了要求，既明确了学徒工的权利，又划定了严格的政府监管界限，在充分支持学徒制发展的基础上，给与了企业足够的自主权。从我国学徒制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在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开展的基础上，应该将现代教育体系的经验和监管权力向市场化机构延伸，将更多的电影学徒纳入到正规的学徒体制之中。
其次，是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以及市场化机构等不同培养方式之间的割裂与冲突。虽然这些培养方式都有着学徒制的特点，甚至在职业院校中是非常规范化的现代学徒制，但各自培养的人才在具体的实践中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高等院校更多的是培养带有一定理论素养的电影人，职业院校更多的是偏向实操的职业技术人员，而片场的师傅带徒弟方式培养的是能够在片场干活的手艺人。三者虽然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但是在数量上、技能要求上，总体上来看是与行业要求存在着一定的错位。在从业者看来，这种矛盾也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例如张一白导演在谈及电影教育时，就认为：“院校似乎只培养艺术家，要么创造电影，要么欣赏电影。而剧组的技术型人才，基本就是靠师父带徒弟的模式进行，没有专业的技能训练，全凭个人悟性，懂审美的可以发挥自我想象，而不懂的就按照剧本来，确实没有那种专门的系统性训练。这是目前我国影视产业的基本状况，但在面临大制作，需要更加高精端团队的时候，这种电影人才的培养模式及其结构就会有力不胜任之感了。”[11]其中提到的高精端团队方面，高校教育在人才储备与资金方面的优势就显现出来，因为培养这类高精尖人才的成本是职业院校和片场学徒制所无力承担的。因此，在具体实践中，采用不同形式学徒制的不同机构，需要加强互动，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向产业输送劳动力的良性循环。
此外，在学徒制开展中还面临着职业技能的标准化问题。行业内部对于标准化的要求由来已久，尤其在当今影视行业大发展的阶段，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阻碍。虽然电影工业从宏观上看是需要大量资金和高技术含量的大工业，但从微观上看，也是强调“感觉”和“温度”的手工业，即便是在追求形式同一的类型片创作中，也需要不停地给予观众不同的东西，因此，标准与变化的冲突始终存在于电影工业的发展中。同时从电影技术发展的角度看，各类技术设备的迭代发展较快，如何在变动不居的趋势中将学徒的考核标准化，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学徒制是当代职业教育的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在美国，“学徒制几乎存在于任何职业领域，只要有一套验证过的行业标准并起到‘工作程序的作用，那么其对应职业就可以开展学徒制。”[12]整体来看，在电影业的分工中，偏向技术工种的考核有着更多的量化可能，利于实行有着明确行业标准的现代学徒制。因此在我国电影行业中应当建立由政府牵头的，行业联合体参与的全行业的学徒标准，为学徒的职业生涯发展建立明确的标杆和上升渠道。
结语
电影作为一项具有多种属性的现代艺术，在其周围聚集的不仅是以艺术为使命的电影家，以评鉴为核心的理论家，更有无数将其当作一项普通工作，以图养家糊口的技术工人。以工作本位为核心的学徒制，服务的正是这一广大群体。将学徒制进一步的完善化，不仅是电影职业教育的要求，也是电影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一项必然选择。促进其发展，需要的是政府、院校和业界共同的努力。正如每一个成功的电影人都经历过可称之为学徒期的磨练，在建设学徒制的过程中，也需要我们每个人保持学徒的心态，为下一代电影人的培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王星.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中国工厂师徒制度变迁历程的社会学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9.
[2]高勤.师徒相传与京剧艺术[ J ].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9，29（05）：42-44.
[3]艾青. 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明星影片公司研究[D].复旦大学，2010.
[4]周洁. 上海民营电影制片企业生产经营研究（1913-1937）[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8.
[5]陆弘石.中国电影史1905——1949.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第245页
[6]孙健三.中国早期电化教育探源（上）[ J ].中国教育信息化，2013（05）：5-8.
[7][8]籍之伟，钟大丰.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教育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85，109.
[9]劉建华.影视艺术职业院校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现代学徒制”与“工作室制”相结合[ 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6）：210-211.
[10]欧盟委员会，欧洲学徒联盟组织编著，孙玉直译. 欧洲现代学徒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6：19.
[11]张一白，康宁.学院式电影教育如何应对人才“匮乏”？——张一白导演访谈录[ J ].当代电影，2017（02）：12-15.
[12][美]杰弗里·A.康托（Jeffrey A. Canto），孙玉直译.美国21世纪学徒制——培养一流劳动力的奥秘[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