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场会议的价值开发研究
周术槐
[摘要]猴场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境内召开的系列会议的组成部分，它既是对黎平会议精神的继承，又对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大铺垫作用。在中国革命史的发展进程中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样一场历史盛会，我们应深入研究，努力开发其价值，以增强人们的历史观念，让其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猴场会议；价值内涵；开发
引言
贵州是中国革命的福地。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多彩贵州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其中，尤其是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境内召开的多次会议及其所形成的重要决议，不仅为红军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与组织保障。从目前的史书编写及革命史的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对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研究的成果颇为丰硕，但对发生在瓮安县境内的猴场会议的研究，却明显相对薄弱，成果不多。本论文从价值开发的角度对猴场会议展开研究，期望引起更多的人们关注八十年前的猴场会议，让猴场会议精神发扬光大，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一、概念的界定
在本论文的研究中，涉及到两个基本概念：一是“猴场会议”，一是“价值开发”。就“猴场会议”而言，顾名思义，是特指八十年之前，即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就“价值开发”来讲，涉及到两个层面：价值与开发。 猴场会议作为八十周年之前发生在贵州瓮安县境内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多重价值。譬如：历史方面的价值、精神文化上的价值、政治价值、旅游价值等。“猴场会议的价值开发研究”，当指如何分析研究、挖掘利用猴场会议在当代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让八十周年之前的猴场会议在当代社会建设中发挥出更为有效的精神力量。
二、猴场会议的价值内涵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史中，猴场会议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历史拐点。在它之前有举世闻名的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之后有富有转折盛名、正式确定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对于黎平会议，原贵州省委书记、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将其精神概括为“三敢精神”，即：“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1]对于遵义会议，《邓小平与遵义会议精神》的作者徐静、于凤鸣指出：“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党中央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要么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铺垫，要么为遵义会议成果的实现作了重大贡献，是遵义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广义的层面上，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同时，该文作者还引用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对遵义会议精神的概括。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可以初步表述为：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2]那么，对于承上启下的猴场会议，其精神内涵同样与黎平会议、遵义会议有着诸多相通之处。正如徐静、于凤鸣所认为的，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定位是科学而又到位的定位。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基本精神，即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个体因素的结果，而是由合力所决定的。从猴场会议的内容及其所通过的相关决议、以及对红军长征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来看，猴场会议决非一般意义上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它是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后召开的又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对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十分重要的铺垫，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政治、军事与文化方面的价值。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猴场会议的价值内涵应包括以下诸端：
（一）历史价值
通俗地来讲，历史是指过去的人与过去的事。今天是过去的历史发展而来的。明天则是以今天的发展为基础的。猴场镇的今天离不开猴场镇的昨天。猴场镇明天的发展，必须以猴场镇今天的成果为基础。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历史这面镜子。猴场会议，就其历史价值来讲，应包括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与地点、参加会议的相关人员、会议的主题及会议通过的相关决议、会议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等。其中，尤其是历史人物、历史资料、历史影响，是构成猴场会议历史价值的重要载体。这些载体，已经构成中共党史、红军长征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瓮安人民为中国革命史的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历史见证。它是瓮安历史发展长河中引以为荣的重大历史事件。
（二）政治价值
猴场会议，就其政治价值而言，主要体现在会议的形式及会议所研究讨论的内容上。
就会议的形式来看，它是我们党在早期通过民主集中制决定党内重大事件的重要典范，也是我们党积极开展集体领导的重要体现。在当时党内“左”的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情形下，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尚未完全确立的情形下，通过猴场会议的召开，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限制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十分必要。它不仅事关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问题，也事关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的问题。更主要的是，通过猴场会议的召开，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很好的前期准备工作。它表明，民主集中制是党内一项很好的政治制度。红军长征时期，凡属重大决策，都是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形式讨论制定出来的。而猴场会议在这方面无疑有着突出的表现。
在会议研究的诸多内容上，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军队应讲求政治原则。认为要“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同时，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3]实际上是重新规定将对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三）军事价值
从军事价值的角度来讲，猴场会议主要从两个方面解决了事关红军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一是重申黎平会议精神，要求强渡乌江，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一是关于军事指挥权的问题，要求坚持军委集体领导，避免李德的独断专权。会议决定明确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4]这一规定说明，红军的军事行动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批准，从而将军事指挥权从李德手中转移到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集体领导手中。
红军发展方向问题的解决及红军军事指挥权的新规定，避免了红军无谓的牺牲与体力的消耗，进一步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与影响力，从而为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左”的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党史专家石仲泉所分析的：“猴场会议作出的强渡乌江及其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使挺进黔北，攻占遵义的正确方针有了实际保障。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底线，就不过乌江。只要不过乌江，他们的错误主张就容易有机会死灰复燃。过了乌江，要实现其错误主张几乎不可能了。……这一决策可以说，完全绝了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后路。”[5]
（四）文化教育价值
猴场会议所体现出的猴场会议精神，具有四个方面的文化教育价值。
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实事求是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努力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或者从过去的经验出发。战争年代是如此，和平建设的年代同样如此。红军长征时期，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现状作恰如其分的分析与研究，才让红军通过万里长征，实现中国革命的大转折，推动党的革命事业不断走向成功的彼岸。
其次，要有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为了真理，我们应无所畏惧。为了真理，要有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的勇气。在长征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对所谓的权威，敢于同谬误作斗争，敢于坚持真理，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第三，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路不可能自动生成，而是人走出来的。要走前人所未曾走过的路，必须具备开拓创新的精神。从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它们召开的时间间隔虽然相距并不很长，但其所体现出来的开拓创新精神却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三次会议中，猴场会议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铺垫作用。其开拓之功，至为显著。
第四，要有自强自信的精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贵州，各方面条件并不居优势的情形之下，红军转战至贵州，并在贵州创建革命根据地，需要何等的勇气。其中，支撑红军官兵的，除了理想信念之外，离不开自强自信的精神。正是有了自强自信的精神，他们来到了黎平，来到了瓮安，来到了遵义，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作出了一系列的决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五）旅游价值
从旅游价值的角度来看，猴场会议所体现的主要是红色文化旅游上的价值。可以列入红色文化旅游范畴的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的文化，一是非物质层面的文化。就其物质层面而言，有：猴场会议会址、猴场会议文物、猴场会议陈列馆。就其非物质层面而言，有：猴场会议讨论的内容、猴场会议通过的相关决议、猴场会议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参加猴场会议的人物事迹及其思想文化、猴场地方民众与红军的关系及其对猴场会议的召开所给予的支持、当年红军在猴场所存留的故事与传说等。
三、努力开发猴场会议的价值
猴场会议在中共党史九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政治军事价值。它已成为当年红军在贵州境内召开的系列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遵义会议的前奏，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了重要铺垫。正如万纪耀所分析的：“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6]对于这样一场重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许多公共出版的党史人物、党史资料或党史著作中均作了或详或略的记录。譬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1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第1卷、蒋建农主编的《世纪伟人毛泽东》（1893-1976）中卷、张树军、齐生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党史读物中，并没有将猴场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纳入研究的范畴。譬如：新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80年历程80件大事》中，将遵义会议作为重大事件加以宣传，内容中虽然提及黎平会议，但没有将猴场会议纳入研究内容。又如：曾繁正主编的《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中，虽然涉及到与王明路线斗争的问题，但遵义会议并没有纳入研究内容，更谈不上对猴场会议的研究了。其他，如：李海文主编的《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郭德宏主编的《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柯延主编的《毛泽东生平全纪录》等均缺猴场会议的研究内容。出现这种情况，或是由于篇幅所限，或是由于编者忽略，或由于主题的相关性所致。这种情况表明，猴场会议的研究还存有很大的空间，其价值有待我们大力开发。对此，我们应从以下诸端予以开发：
第一，切实增强保护意识，让猴场会议在物质层面得到永久保存。新中国成立以来，猴场会议会址在地方政府与党史学界的努力下一直得到有力保护，这是猴场会议价值开发的基础与前提。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在红色文化日益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形势下，我们更要保护好物质层面的猴场会议。
第二，切实增强开发意识。猴场会议会期虽然不长，但其影响与意义深远。如何开发，怎样开发，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的层面。还应从更深的层面、更宽广的领域来研究与开发猴场会议的价值。不仅要考虑文化层面的因素，还应考虑政治与经济层面的因素，应结合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考虑科学发展、持续发展、永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需优先考虑：
1.猴场会议的精神研究。猴场会议的精神内涵十分丰富。对此，我们应深入研究，扩大其影响。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猴场会议，还应与革命时期其他会议的精神内涵开展对比研究。通过对比研究，了解猴场会议的精神实质及其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与重要影响。
2.猴场会议的背景研究。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猴场会议的召开亦不例外。对此，我们应深入研究猴场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通过历史背景的研究，反映出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与前进性相统一的原理，反映出历史事件的背后动因，反映出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原理。
3.猴场会议的内容研究。猴场会议所作出的决定，既是对黎平会议精神的继承，也是对黎平会议决议的发展，同样为遵义会议决定的制定起重要铺垫作用。对此，同样要深加研究。会议决定制定之后，执行是关键。红军正是正确执行了猴场会议的正确决议，才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及遵义决议的制定奠定了良好基础，从而为中国革命史的发展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4.猴场会议人物的研究。当年参加猴场会议的人物大都是中国革命史上影响颇著的人物。就现有历史研究来讲，虽有大量研究成果面世，但从参加猴场会议的政治人物来讲，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他们的生平事迹、他们的教育与革命经历、他们的思想主张、他们的历史与社会影响、对他们的评价问题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纳入研究范畴。强化对猴场会议人物的研究，无疑是猴场会议宝贵的精神财富。
5.猴场会议的历史影响研究。猴场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贵州后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中的一次重要会议。猴场会议与黎平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在贵州境内召开的系列会议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其历史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对其历史影响作深入研究，同样是开发猴场会议价值的重要内容。
6.猴场会议与瓮安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80年以前召开的猴场会议虽然是一场历史盛会，但其与瓮安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永远离不开历史文化的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和剂。”[7]因此，开展猴场会议与瓮安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也是开发猴场会议价值的重要内容。
第三，切实增强宣传教育意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永恒主题。在我们开展的教育活动中，历史文化的教育是各类教育活动中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在猴场会议的价值开发中，我们应努力开发其宣传教育价值，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从猴场会议中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开拓创新的教育、不畏艰难的教育、勇于追求真理的教育、大局意识的教育等。对此，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进行：
1.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将猴场会议会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面向学校、面向社会、面向机关团体、面向武警、面向部队、面向企业等开放。通过专门的讲解员，广泛输送猴场会议的历史、猴场会议的文化、猴场会议的精神。
2.定期召开猴场会议研讨会。通过召开研讨会的方式，诚邀省内外史学专家对猴场会议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研究。通过研究，扩大猴场会议的影响，发挥猴场会议的历史价值。
3.发挥网络影视出版社等媒体的传播功能，扩大对猴场会议的宣传。猴场会议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既可以发挥网络的作用，通过网络扩大其宣传与影响，还可以通过文学创作、电影电视、研究专著的出版等手段，发挥猴场会议的党史教育功能。
[参考文献]
[1] 徐静：《三敢精神：历史与现实的交响》，《理论与当代》2012年第9期，第8页。
[2] 徐静、于凤鸣：《邓小平与遵义会议精神》，《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8期，第32页。
[3] 引自《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1935年1月1日），《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阳：贵州新华印制公司铅印厂1983年版，第13-14页。
[4] 同[3]，第14页。
[5] 石仲泉：《走走党史：猴场会议和强渡乌江——红军长征之五》，《百年潮》2003年第10期，第63页。
[6] 万纪耀：《长征在贵州留下的红色文化内涵和价值》，《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第123页。
[7] 习近平著：《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