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原突围期间李先念关于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

    石梦益

    摘要: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进行蚕食和围困。为达成牵制国民党军的战略目的,李先念率领中原解放区军民进行了长达十个月的战略坚持,并在国民党军即将发动总攻之前突出重围。在整个中原突围过程中,李先念以身作则,巧妙运用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鼓舞士气、凝聚集体战斗力,为胜利突围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中原突围;李先念;思想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8-0008-02

    抗战胜利后,中原解放区所处战略位置十分关键,极大牵制了国民党军向东北、华东、华北进军。为此,蒋介石调集26个师加紧包围、蚕食中原解放区。至1946年6月,中原解放区主力部队被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到百公里,人口仅四十万的狭小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一面边打边谈据理力争,一面积极部署准备突围。6月26日晚至7月31日,在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下,中原军区部队展开了突围行动,史称“中原突围”。在此过程中,李先念率领突围北路军穿越平汉路、强渡丹江、血战南华塘,最终突出重围,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整个突围准备至结束的进程中,李先念高度重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以身作则,举重若轻,表现出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崇高情操,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凝聚了集体战斗力,为确保部队成功突围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 服从大局,统一认识,树立一盘棋观念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为适应战略转变的局势要求,郑位三、李先念等新四军第五师领导人致电中央,建议在不等严重情况到来时,与其他几支部队合力一战,以确立中原大局。中央随即复电中原局:“为着长期坚持中原局面,配合华北、华东斗争,同意郑李意见,集结王戴、王王等主力,打几次歼灭战,稳住和展开中原局势,大量牵制顽蒋,援助华北、华东的斗争。”1945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和河南军区部队三大主力会师组成中原解放军后,中共中央在嘉勉中原部队会师的电文中重申:“配合华北、华东、东北的斗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至此,中原解放区坚持斗争,在战略上牵制国民党军,支援其他军区作战的方针已经确定。

    王震在1992年所写的《李先念与中原突围》一文中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先念同志若率部向东进入华东解放区,或向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那都是较顺利的事,但他从我党我军对付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全局出发,冒着巨大危险,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先后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军区部队,在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顽强进行战略坚持达十个月之久,为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赢得宝贵时间。”[1](P.506)

    李先念带领中原军区将士,从全国战略大局出发,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精神,对广大指战员及地方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提高解放区军民的政治思想觉悟。教育大家对认清美蒋集团的真面目,更要克服急躁冲动的情绪,他多次提到:“不是走不了,而是还不到走的时候。”耐心的说服教育让部队上下认识到中原部队的战略转移行动,绝不单纯是中原部队自身的问题,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局问题。部队在中原地区多坚持一天,就能为兄弟解放区军民做好反内战准备多赢得一天时间。在他的教导下,中原军区部队上下同心,秉承一盘棋思想,顽强地在中原地区坚持斗争,同时为突围进行着周密的准备。

    二、 以身作则,团结同志,凝聚集体战斗力

    1946年10月下旬,王震、王首道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王树声、戴季英率领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以及晋冀鲁豫军区第八团与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随即批准了中原军区的组建方案。在新的中原军区创建初期,几支部队间的协同配合还不太适应,李先念作为整个军区的军事指挥员,以身作则,坚持搞五湖四海,促进部队团结。王首道在回忆北返中原的情景时写道:十月上旬,南下支队到大悟县与五师部队会合,大悟山区的十月份天气已凉,南下支队指挥员还穿着破烂的单衣。见此情景,五师司令部各部队一律暂停发棉衣,把已做好的新棉衣和被子先发给北返的部队。当南下支队到达五师部队驻地时,路上耸立着松柏扎成的凯旋门,张灯结彩,两旁用遒劲的大字写着对联:“南下抗日,日伪悲泣陌路至;北上重聚,军民欢庆凯旋归”,横批是“胜利归来”。一路上,锣鼓声,乐曲声和鞭炮声不绝于耳,欢迎的人群连绵不断。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五师首长都前来迎接。[2](P.450)正因为如此,八路军、新四军兄弟部队之间在生活上相互帮助体谅,在打仗时抢着困难上,发扬了高尚的革命风格。在会师后的桐柏战役中,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伤亡颇多,加上之前的一些减员,部队的建制就不太完整,李先念见此情况,提出把原新四军五师的一部分兵力补充到河南军区部队中。这个决定反映了他作为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和博大胸怀。

    在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高层领导中,王树声是原西路军的副总指挥,曾是李先念的上级;王震率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是中央树立的典型,郑位三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大家都团结到一起,需要很高超的思想品格和领导艺术。也正因为身为司令员的李先念善于团结同志,凝聚集体战力,才深得广大官兵信任和爱戴,各部队帮衬互助,同仇敌忾。在他的带动和领导下,刚刚组建的中原军区各部队很快就相互适应形成合力,为中原突围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艰苦奋斗,严守纪律,生产自救坚持到底

    在国民党军30万部队的蚕食和围困下,中原军区根据地逐渐缩小,财政异常困难,部队的处境极其艰难,李先念一面与国民党谈判交涉,斗争解决购粮问题,一面发动部队生产自救,军民协力渡过难关。大家把在生产上流汗看成与战场上流血具有同等的意义,广泛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挖野菜,捕鱼虾,磨豆腐,生豆芽,开荒种菜,并每日改吃稀饭,以渡缺粮难关。军区后勤部门根据李先念的指示,在宣化店东郊开办了一个农具厂,把原来库存的一些破枪改制成铁锹、钉耙、犁铧等农具,供给农民和部队使用。进步画家司徒乔参观了农具厂,对化兵器做农具的事实大加赞扬,并在现场画了一幅题为《化干戈为玉帛》的油画,轰动一时。当时的中原军区军民虽然处境十分艰苦,但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显得生机勃勃,坚不可摧。

    经过中原突围中的连续几场血战,国民党的追兵暂时被甩在身后,但由于地理环境恶劣,李先念率领的北路军陷入了极度疲惫、饥饿的境地。在最艰难的时候,李先念身体力行,保持高度乐观的态度,宣传中共中央的指示,坚定大家胜利的信心。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这次突围行动,对我们每个同志都是一个很实际、很严格的考验。我们的干部战士经过这次锻炼,革命觉悟大大提高了,战斗作风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也培养出来了。”[1](P.579)针对当时有的干部和战士的悲观情绪,李先念还召集部分指挥员和机关人员讲话:“那么多的艰难险阻我们都闯过了,眼前的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现在,我们很快就要和陕南游击队会合了,只要与陕南人民融合了,困难就会迎刃而解,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创建根据地,实现党中央、毛主持的战略构想!”

    在李先念的感召和鼓舞下,部队再苦再累,也保持着高昂的士气,恪守纪律,顽强坚持,最终成功突围,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现了战略转移,担负起新的革命重任。

    四、不畏强敌,鼓舞士气,排除万难夺胜利

    为战胜困难,摆脱困境,李先念、郑位三于1946年3月15日主持召开了中原局高级干部会议。中原局个别领导干部情绪悲观,对战胜眼下面临的极端困难缺乏信心,甚至写在纸上铺到会场大门口的地上,纸上写着:“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走也走不了,打也打不赢!”在这种关键时刻,稳定军心是重中之重,如果悲观的情绪蔓延开来,会极大地削弱部队战斗力。李先念见此情景,当即予以反驳,他在大会上讲道:“我们有人、有枪,难道怕国民党就怕成这个样子?国民党部队再多,他包围我们,总不会像围城墙那样把人摞起来吧?即使把人摞起来,我们搭梯子也可以爬过去。他也不会手牵手把我们整个围圈,即或围个整圈,我们还可以从他的裤裆里钻出去。怎么会没有出路呢?”[1](P.528)李先念的恢弘气度,感染到了会场的每一个人,坚定了大家斗争和突围的决心,这在当时的环境下,需要非常崇高的党性和品格作支撑。

    1946年6月26日晚,国民党军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按之前拟定的突围计划,李先念率领北路军和军区机关向西突围。7月17日,当北路军主力一部进至南华塘时,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军”已占据玉皇顶及其西南一线山梁,并据险构筑了工事。强敌当前,李先念临危不乱,带着第三十七团团长夏世厚到前沿阵地观察敌情,并果断做出强攻部署。他走到即将发起冲锋的队伍前,激动地动员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坚决与敌人战斗到底。在兄弟部队的掩护下,三十七团从正面发起攻击,一步步接近敌人,当距离敌阵地前沿仅十多米时,战士们投出了一排排手榴弹,在一阵阵爆炸声、喊杀声中,敌人开始溃退。最终三十七团拿下了玉皇顶,大部队闯过了南化塘,敲开了入陕的大门。南化塘激战,标志着中原突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突围期间,李先念所在的北路军多次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这与李先念高超的指挥艺术是分不开的。在整个中原突围战役中,李先念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在极为艰险复杂的战争中,显示了灵活的指挥艺术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他在此期间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好地凝聚了军心士气,带出了一支打不垮、拖不烂、压不倒的过硬部队,是我军所有指战员的典范。

    参考文献:

    [1]朱玉.李先念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秦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