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的理论验证与实践启示
仓基武 王凡荣
[摘要]本文综合运用“阶级对立性”、“贫富分化必然性”、“创造性破坏”、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偏向型和通用型技术进步效应等多学科理论，系统阐释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的内在逻辑，并对相关例外情况进行分析说明，为验证效应提供多元的理论支撑。同时，基于经典理论分析，相关研究也形成实践启示，强调技术创新内生地偏向于高技能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来说并非是导致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真正能够消除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同时劳动者必须做好“干中学”，降低可替代性。
[关键词]技术创新 贫富分化 内在逻辑 理论验证 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F062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4245（2018）06-0022-06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18.06.005
一、引言
20世纪5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创立了索洛模型 [1 ]，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第一次用现代经济理论模型验证了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20世纪80年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兴起，技术进步被内生化，强调其对持续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贡献。而技术进步来源于技术创新，其正向经济效应逐渐被公认，创新能力日益成为经济发展和对外竞争的关键。但是，技术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2013年，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其全球畅销书《平均时代的终结》（《AVERAGE IS OVER》）中提出美国中产阶级正逐渐“消亡”的问题，并强调“技术和机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比国际竞争和全球贸易要大的多” [2 ]。技术创新能扩大贫富分化，技术进步成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源之一 [3 ]。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关于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的研究或相关研究不在少数，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采用单一化理论开展的研究较多，缺乏多学科理论分析的多元支撑，对技术创新扩大贫富分化的本质分析不足，且对实践的启示性不强;二是过度关注实证研究，以定量模型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对相关例外情况分析不够。基于此，本文力图从多学科理论角度去阐释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的内在逻辑，并对实践中的例外情况进行分析说明，以期梳理完善相关研究并能提供实践启示。
二、基于“阶级对立性”和“贫富分化必然性”理论的阐释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最早将技术创新与劳动分工相联系，并强调“许多机器的发明简化并且节省了劳动力” [4 ]，但是并没有进一步分析技术创新（机器的发明、改进与应用）在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也存在排挤部分工人并损害其利益的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则建立了以财富增长为核心的市场体制理论，系统研究了资产阶级财富的性质和来源，但是对财富分配问题的研究涉及较少，只强调投入的生产要素量决定了财富的分配，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政治经济学对前述理论进行了批判地吸收，将财富分配和贫富分化视为核心问题展开研究。
马克思主义“阶级对立”理论对机器应用和工人贫困之间的关系分析得更为透彻与犀利，第一次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马克思认为“对资本来说，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 [5 ]。机器的应用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机械化是资本权力压榨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机器的易操作性和连续运转等特性使得技能更高的男劳动力（包括高技能的女劳动力）可替代性更强，大量的妇女和儿童（低技能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大量的男劳动力（高技能劳动者）技能贬值或被排挤为不充分就业者和失业者，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剩余价值，就会开展技术创新（研发制造新机器）活动，但“在最好的情况下，制造新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挤的工人要少” [6 ]。被排挤（解雇）工人的工资实质上被转化为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研发制造机器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手中的剩余价值。[7 ]非连续的技术创新行为结束后，机器工人沦落为操作工人，从而进一步排挤原来的操作工人;持续的技术创新更会不断排挤操作工人，产生“机器吃人”现象。大量工人被机器排挤游离到劳动力市场，“增加了那里已有的供资本随意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 [8 ]。整个社会将进入不断出现高技能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被排挤从事中低技能劳动，中低技能劳动者被排挤失业的恶性循环。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强调“一个社会的分配方式是由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 [9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必然与技术创新下的社会化大生产存在内在矛盾，矛盾的加剧造就了社会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在“阶级对立”理论下，资产阶级占据了机器设备等工业资本，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国民收入份额，而无产阶级所占的比例会不断降低，进入长期贫困通道。不改变既有生产方式或不做相应的政策供给，技术创新将会持续扩大贫富分化，最终“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终将不可调和，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10 ]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则否定了库兹涅茨倒U曲线①假设，认为经济发展能够自发收敛和消除两极分化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固有发展趋势是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11 ]。在其“贫富分化必然性”理论下，财富增长来源于资本（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但是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关键原因则在于资本及资本性收入的不平等分配[12 ]。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资本收益率=资本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 [13 ]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所以现代政治经济学不再把关注点放在机器设备等工业资本上，而是更多地聚焦于金融资本去研究贫富分化问题。现实中，技术创新从源头带来了工业资本的累积，产生技能劳动分工的情况，形成工资性收入的差异。依据皮凯蒂的理论，工资性收入差异对贫富分化的影响要弱于资本和资本性收入的差异，但他也强调“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迟早会通过储蓄和承袭转化为资本及资本性收入的不平等” [14 ]。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工资性收入不平等使得高工资收入的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能够拥有更多将工资性收入转化为资本和资本性收入的机会和实力，资本将进入不断复制和加速累积的状态，社会财富终将过度集中，对贫富分化产生了持续且深远的影响。自此，自由市场竞争规律将促使创新创业者和高技能劳动者演化为资本食利阶层②。而金融资本的国际化、网络化运用，即使短期收益期望无法实现，在考虑快速占领市场或获取长期收益的目标导向下，也能推动创新资源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配置使用，由此产生更大范围的工资性收入差异，更会形成“技术创新—工资性收入差异扩大—工资性收入转化为金融资本—资本性收入差异扩大”的贫富分化循环扩大的格局。实践中，如果不强制合理使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整个社会将演变为“部分人可以凭借高工資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持续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食利阶层和承袭阶层” [15 ]，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将会受到严重抑制。
三、基于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的阐释
创新经济学鼻祖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于20世纪初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颠覆了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经济均衡和资源最佳配置的思想，认为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形成健康经济的动态平衡，从而不断创造产生超额利润的机会。依据熊彼特的观点，经济增长和结构再造依靠技术创新形成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等方面的竞争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价格竞争来实现，创新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机会。一般情况下，能够获取更多机会的微观个体包括两类：一是熊彼特眼中的创新主体——企业家;二是具备排他性技能的劳动者。前者具备异乎常人的特性或品质，处于技术创新的关键节点，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创造者” [16 ]，他们不断破坏并淘汰旧的技术和市场体系，占有绝大部分创新利润，甚至处于垄断地位;后者依靠排他性的劳动技能，能够降低自身的可替代性，成为创新产品或技术的稀缺生产者，在供需失衡的新人力资源市场中变得“抢手”，其较高的劳动报酬可以得到保障。而获得较少机会或被剥夺机会的微观个体也包括两类：一是处于社会分工最底层的个体——低技能劳动者;二是在下一轮技术创新浪潮中被淘汰的“企业家”和高技能劳动者。前者由于劳动技能较低，规模庞大，可替代性强，劳动报酬往往处于较低的水平且持续获得收入的能力不足，在每次技术迭代或市场变迁过程中都是首当其冲的对象，收入受到排挤甚至失业;后者中的“企业家”被熊彼特认定为“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和“一种稍纵即逝的状态”，除非他们不断“实现新的组合” [17 ]，一旦其创新中断或创新力不足，就会被排挤淘汰，而原来的高技能劳动者在新的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下会丧失竞争优势，不得不从事低技能劳动甚至失业，社会分工重新洗牌，呈现“企业家—高技能劳动者—低技能劳动者—失业者”的循环格局。
在“创造性破坏”理论下，技术创新引发技术进步，通过“创造”超额收益，“破坏”原有格局，不断变更社会阶层和收入分配。而“创造性破坏”频率越快，强度越高，各个社会阶层的变更速度也会越快且收入差距越大，但在每次创新间隙，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维持短暂的平衡和稳定。
四、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
“斯密定理”①和“斯密—扬格定理”②都认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和凯文·墨菲（Kevin M.Murphy）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模型则认为“劳动分工不仅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且主要受协调成本以及全社会知识存量（技术）的限制” [18 ]，内生经济增长的开放化研究由此展开。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于20世纪80年代率先将知识（技术）内生化，基于收益递增规律这一基本前提，强调知识积累带来的技术进步推动了经济持续增长，但单个创新主体难以内部化全部的创新收益，在开放条件下形成技术扩散和外溢 [19 ]。罗默也认同国际贸易促使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积累，技术进步的外溢推动了世界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但在开放经济模型中国家间或地区间知识积累能力的高低造成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强弱，形成要素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水平的差异，最终产生区域间的贫富分化。同时，在知识积累的增长模型中，罗默引入开放条件下中间品生产部门产品品种增加的情况，即扩大了最终产品生产者的上游供给以及创新产品的国际市场贸易规模，在提高本部门工人收入的同时，同比例提高上游研究部门和下游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工人收入。在此情况下，创新产品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工人收入整体提高，并且与非创新部门及其关联部门的工人收入形成巨大的差异。
同时，20世纪90年代，基于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西格斯托姆·保罗（Segerstrom Paul）和伊莱亚斯·迪诺普洛斯（Elias Dinopoulos）等构建了新南北贸易模型 [20 ]，探讨了技术创新、国际贸易和区域收入差异等之间的关系。在该模型下，北方区域开展技术创新，更新延长了产品生命周期，创新产品在贸易中产生了更多收益，使得北方工人收入高于南方工人，而北方区域为进一步加大国际产品竞争力，会自发提高工人工资来刺激创新，形成区域收入差异。但是，如果在国际贸易视角下通过延长产品的专利期限来扩大夕阳产品的生命周期或对夕阳产品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将会弱化创新动力，虽能缩小南北区域收入差异，但有害于全球贸易和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
五、基于偏向型和通用型技术进步效应理论的阐释
技术创新引发偏向型和通用型技术进步，能够决定收入分配的格局。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是技术中性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①形式，但是在实践中，技术创新所引发的技术进步往往是非中性的，它偏向于某一生产要素而演进，从而有利于经济中的某些生产要素和个体 [21 ]。关于偏向型技术进步和收入分配差异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约翰·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的“诱导创新理论”。希克斯首次将技术创新划分为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和中性技术型三类[22 ]，并从生产要素间的交叉价格弹性②角度出发，强调创新主体开展技术创新的动力在于节约使用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和大量使用相对便宜的其他生产要素来获取更高的边际产出。而内生技术变迁理论的提出和演化进一步深化了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解决了诱导创新存在微观基础缺乏的问题。创新主体加大资本投入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对于劳动力的使用将不断节约，低技能劳动者的权益将无法保障，产生贫富分化。从已有文献看，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已经达成共识，学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影响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赞同永久性影响的代表观点如资本—技能互补假说 [23 ]，该假说强调物质资本和技能劳动之间存在负的需求交叉价格弹性，物质资本相对价格的下降与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增加是互补的。创新實践中，物质资本的相对价格是不断下降的，在投入增加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和报酬将持续提升。
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特例是通用型技术进步 [24 ]。通用型技术进步的发明和应用使较大市场范围内的行业受益。21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奥德·加洛（Oded Galor）构建了一种内生技术进步模型，认为相关行业创新或引进通用型新技术后，劳动者存在一定的消化吸收和适应期，相对于低技能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更少，在厂商快速占领市场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下，两类劳动者的需求和收入差距就体现了出来。而基于罗默模型和通用型技术，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艾金（Philippe Aghion）提出通用型技术应用“三阶段论” [25 ]，认为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引入通用型技术后，会按照技术消化应用的时间阶段来生产，不同阶段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尽相同。在初始阶段，高技能劳动者的供需相对均衡，收入分配也相对稳定;在中间阶段，通用型技术快速应用于生产，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量大增，收入分配的稳定格局被快速打破，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也被快速推高;在最后阶段，低技能劳动者能自发提升技能以增强竞争力，此时通用型技术的应用也被逐渐细分，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得到收敛。
六、相关例外情况分析说明
纵观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就业和贫富差距的发展历程，基本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3}，从18世纪末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夕，以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此时高技能劳动者不断被排挤，而低技能劳动者需求则不断提升，整个社会出现人力资源“劣币驱除良币”{4}的现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并达到历史最高点，技术创新的贫富分化效应凸显;第二阶段，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末期，以发电机和电动机发明和应用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推动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但是在此阶段社会总体就业量增加，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中产阶级诞生并逐渐形成庞大的群体，贫富差距呈现收敛态势并以低水平的状态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余年的时间里，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得到抑制，成为一种例外情况;第三阶段，20世纪末直至现在，在此期间以计算机和高端智能机器人的发明和应用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将社会带入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此时新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上一阶段中的中技能劳动者（中产阶级）不断受到排挤，之前大量就业的低技能劳动者不断失业，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再一次出现，中产阶级逐渐“消亡”。
深究造成第二阶段例外情况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对冲”：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源于战争以及为应对战争冲击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 [26 ]的政治风险的出现;二是经济危机的席卷和冷战压力迫使西方政府放弃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相继实施以3R（救济、复兴和改革）经济政策为核心的罗斯福新政和以扩张性经济政策为关键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开始干预市场经济;三是电气化革命实现流水化生产，推动企业规模和就业劳动力数量的扩大，由此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工会组织和工人普选权。三种“对冲”力量的发挥极大程度地弱化了技术创新的贫富分化效应，创造了当时美国经济的“奇迹”，即“大创新+大萧条+世界大战=美国经济奇迹” [27 ]。社会贫富分化的缓和，使得当时以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乐观地认为“即使不存在战争的外部冲击和政府的强行干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也能让公众分享创新发展成果，减缓收入不平等” [28 ]。该观点被第三次工业革命至今的贫富差距扩大化的事实所否定，因此受到了皮凯蒂等经济学家的批判。
七、结语与启示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也首次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从官方角度强调要依靠无形技术进步的生产率的增长推动经济发展。而技术创新的贫富分化效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更是解决新时代下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问题以及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我国自1994年以来，基尼系数持续维持在国际通用的贫富差距警戒线{1}之上，贫富悬殊成为受各界关心的复杂系统问题。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不对持续增强的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进行抑制，势必会产生重大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基于前述阐释，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角度能够形成系列实践启示。
（一）真正能够消除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的不是凯恩斯的自由主义政策，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
二战后欧美国家劳动生产率出现了持续快速增长，贫富差距也得到显著改善，西方学者把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归功于凯恩斯的自由主义，但事实上更多的是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实施了广泛的社会改良，兼顾了公平分配和效率提升，使技术创新成果惠及广大中产阶级 [29 ]。但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对立思想揭露了技術创新贫富分化效应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强调“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30 ]。不改变落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马克思主义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突出矛盾和灭亡进程。因此，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技术创新和缓解贫富分化政策的供给侧改革，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技术创新只是贫富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并非根本原因
技术创新产生技能劳动的差异需求，形成工资性收入的高低，促使社会财富和资本进一步集中。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权力是最大的权力，能够衍生出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力等其他一切权力，同时当前社会高额资本收益率的存在，更产生了规模庞大的资本性收入和持续深远的贫富分化。因此，除了提高工资薪金收入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实行累进税率等来调节工资性收入的差距之外，应该把关注点更多地聚焦于资本和资本性收入。
（三）技术创新所引发的技术进步会内生地偏向于技能劳动者 [31 ]
当前高频的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迭代和市场变革的速度和程度持续加快加深，不断产生高技能劳动的供需矛盾，从而拉大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距。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就提出“干中学”模型 [32 ]，把劳动者获得知识的过程内生于模型，构建出劳动与资本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强调劳动者必须加强学习和实践总结以适应渐进的技术进步过程。因此，打铁必须自身硬，劳动者必须提升学习本领，提高劳动技能和快速适应能力，降低可替代性。
（四）开放下的技术创新不是零和博弈{1}
开放条件下，人力资本技能偏向型的集中确实造成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但是技术创新又存在相对“普惠”的成果外溢，而宏观的后发优势让中微观的贫富差距内化为自身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技术创新成果是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存在二重性，凝结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超越了“物”的本性，变成贸易保護的“武器”。人为地阻碍了技术创新的开放性发展，必然形成更大程度和范围的贫富分化。因此，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放，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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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陆春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