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子产的廉政实践及当代启示
苏博
[摘要]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对当前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春秋后期郑国的执政子产是一位著名的廉吏，他的廉政实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见利思义，惩治贪暴；其二，放开言路、重视监督；其三，铸刑书于鼎、依法杜绝腐败。这些廉政实践对于今天的启示也包括相应的三个方面：其一，加强廉政教育建设；其二，树立人民权力观念；最后，要宽猛相济，加强惩治力度。
[关键词]子产；廉政实践；当代启示
自2005年1月，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增强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意识，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以来，廉政文化建设就已经成为我党及政府文化建设的重点。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不仅要吸取当代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借鉴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精华，也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一条必要途径。廉政文化包括廉政实践、廉政理论、廉政制度及廉政文艺作品。其中，廉政实践无疑是第一位的，后三者皆由它总结或派生。借鉴我国古代的廉政实践，对于反腐倡廉已成时代主题的今天尤其具有巨大意义。
我国的廉政实践源远流长，上可追溯到五帝时期，但由于文献缺乏，只留下只鳞片爪，难窥全貌。春秋以来，历史载录逐渐详实，大量的廉吏及廉政实践被记载下来，这些材料弥足珍贵。春秋时期，最著名的廉吏莫过于郑国执政子产，“子产治郑”已成为千古美谈，本文就通过分析子产的廉政实践来探讨它对于今天的重要启示。
子产（？—公元前522年），名侨，一字子美，春秋后期郑国人。因其父子国为郑穆公之子，故又被称为国侨或公孙侨。是春秋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与他同时稍后的孔子称他为“惠人”[1]“古之遗爱也”[2]。清人冯李骅在其《春秋左绣》中说：“《左传》大抵前半出色写一管仲，后半出色写一子产。”[3]王源《左传评》说：“《左传》载列国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在《左传》中子产是作者着墨最多、描写最详、表现最为光彩照人的形象。从襄公八年至昭公二十年，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作者用了万余言的篇幅记载了子产在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卓越功绩。同样，子产也被司马迁所看重，写入《史记·循吏列传》。子产不仅是循吏、能吏、干吏，更是一位难得的廉吏。他廉洁自律、铁面无私、一心奉公、为民谋利的品质在他执政期间的实践和言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一、见利思义，惩治贪暴
《说苑》曰：“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4]由此可见，所谓“廉”的对象是“财”，也可以扩展为“利”，它的对立面就是“贪”。因此，面对利益或财富，官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制诱惑，做到见利思义，廉洁自律，这是最基本的操守。只有这样才能刚正不阿，惩治贪暴。
子产认为，作为执政者，必须要节制自己的贪欲。他有一句名言：“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2]也就是说，执政者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民众，为满足个人私欲而去损害民众利益。相反，要与民同欲，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国家才能治理好。鲁襄公八年，郑国君臣为了自身的利益，求媚于晋国而对蔡国无端攻伐。当打了胜仗，得到了巨大的利益，郑国君臣沾沾自喜时，尚处于童年的子产就看出了“利益”背后潜藏的危害。认为“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2]，一定会受到蔡国庇护国楚国的讨伐。那时若顺从楚国，就一定又会受到晋国的责难，“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2]在利益面前子产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识见也在郑国君臣之上。很可惜，郑国君臣都没有听从“童子”的“无知之言”。但后来事态的发展正如子产所料，郑国陷入了“从楚”和“待晋”的两难境地，应付不暇，五年后方平。
公元前543年，子产执政以后，从不谋求个人的私利，一心为公，并且还敢于得罪权贵，惩治贪暴，狠刹上层的奢侈、贿赂之风。“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奢侈者，因而毙之。”[2]公孙黑是郑国势力强大而又违法乱纪、骄横作乱的贵族。子产对他严厉打击，绝不手软。昭公二年秋天，公孙黑作乱被擒，子产亲往数罪赐死。至此，郑国的吏治得到了刷新，政局得到了稳定，郑国的发展逐步走向了正轨。紧接着，子产推行了整顿封洫、作丘赋、铸刑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虽然顺应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意愿，然而却遭到旧贵族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在子产从政的第二年，就有人作歌谣诅咒他“父死于路”。更有甚者，对他进行人身威胁：“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2但困难和恐吓并没有使子产动摇改革的决心，他抱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2]的大无畏精神迎难而进、百折不挠。三年之后，终于大见成效。子产也得到了郑国民众的拥护。
正因为子产一身正气，从不偏私，在发现任用人才上，才能任人唯贤、人尽其才。子产用人的根本原则有二，其一是“择能而使”。子产长期执政，对不同官员之所长了如指掌。他在担任执政次年，就把具备不同才能的人妥善安置在恰当的工作岗位上。冯简子善断，子太叔长相秀美且文才横溢，公孙挥（子羽）熟悉列国政治情事又长于辞令，裨谌长于谋略。因此，每遇国家内政外交大事，子产就向子羽询问，并让他草拟外事方面的相关辞令，和裨谌一起赴“野”策划，然后交冯简子决断。计划完成后，再由子太叔执行。如此运作，各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因此，内政、外交，鲜有失败之虞。对此，孔子由衷地赞美道：“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子太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1其二是“学而后入政”。若某人没有政治才能，无论他的背景有多大，靠山有多硬，子产都敢于反驳。襄公三十一年，郑国前任执政子皮向子产推荐自己年少的儿子尹何任邑大夫，并提出“仕而学焉”的观点，即边从政边学习从政。子皮对子产虽有举荐之恩，但子产断然拒绝了子皮的请求，认为应当“学而后入政”。并打了个比方，比如人有一匹华丽的锦缎，自己绝然不会交给一个从来没有做过衣服的人去裁剪。而国家的都邑要比锦缎珍贵、重要多了，怎能交给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人去治理呢？这使得子皮心悦诚服，放心地把郑国执政之位传给了他。
二、放开言路、重视监督
《国语·周语上》曰：“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5]认为民众的言论对于执政者具有非常大的导向和监督作用，是一切善政的根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只是一味壅堵，不让说话，则必“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廉政建设离不开民众的监督，监督的缺失或不到位是一切腐败产生的根源。子产对此心领神会并奉行不疑。
开放言路，允许乡校议政，是子产执政的一项重大特色。“子产不毁乡校”一事成为千古美谈。这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详细的记载。当时郑国的都邑市民有茶余饭后在乡校闲游聊天的风俗。即所谓“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其内容不免有对国事的说短论长，执政官员自然也就成为评论的焦点人物。因此，然明以为乡校议政对执政官员不利。遂向子产建议取缔乡校。子产认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2]关于乡校，吕思勉先生认为“此即古之学校”。“郑人游于乡校……”即“惟仅冬日教学，余时皆如议会公所，亦如俱乐部，故人得朝夕游其间也。”春秋时期的“乡校”不仅是学校，还是国人的公共建筑，是他们公共集会和活动的场所，兼有会议室、学校、礼堂、俱乐部的性质。因此，“国人”才能经常在这里议论国家大事，甚至评判执政所推行的各种政策的好坏。
子产不毁乡校，体现的是一种开明的民主政治，也是原始民主制在郑国的遗存。他认为用“作威”的方式来“防怨”，就像筑堤坝来防水患，“大决所犯，伤人必多”。毁了乡校反而会使舆论不畅而危害更大，让人们在乡校里议论执政的得失善否，进而对执政者进行监督，这对于执政者是有利无害的。子产的这一做法，正是其推行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虽然，子产的这一做法只普及到“国人”的层面，即社会的中上层，但在特定的时期也是难能可贵了。它使得政府的行为都处在舆论监督之下，对于吸收不同意见，防范腐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孔子得知子产这番宏论后，兴致勃勃地赞誉道：“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2]孔子赞美子产“仁”，其实就是赞美子产不毁乡校的贵族民主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今天仍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三、铸刑书于鼎、依法杜绝腐败
郑国是有史以来，最早铸刑书于鼎的国家。也就是把法律条文铸于鼎之上，所有民众，不分贵贱，共同遵守，以为国之常法。开历史先河者，仍是子产。在此之前，我国虽也有法典，然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奴隶制社会人们的共识。但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强大以及国人力量的壮大，这种不平等的规定其弊端逐渐显露。贵族犯法得不到严惩，腐败堕落之风得不到控制，这极容易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于国家的稳定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把郑国所有民众，不分贵贱，一体纳入法律的范畴，并且公之于众，已经是历史的潮流与必然了。然而《刑书》包含着大量“法”的要素，必然或多或少地冲破“礼”的体系，也就是说，子产铸刑书就是把“法”的因素和精神引入旧的礼制。这样，《刑书》必然要涉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利益之间的重新调整，这些利益的调整必然要触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权益，自然就引起了上层贵族的坚决反对。同时，也受到守旧人士的反对，其中还不乏叔向、孔子等历史文化名人。因此，子产铸刑书于鼎，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左传·昭公六年》载“三月，郑人铸刑书。”为此，子产的好友晋国的叔向特地写信表示反对质疑，“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2]认为铸刑书于鼎会使下层百姓失去对上层贵族的敬畏之心，失去尊卑有序的固有等级制度，并断言“终子之世，郑其败乎！”更有甚者，鲁国的士文伯认为：“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为？”[2]把郑国的火灾也归咎于此事，但子产并未动摇。然而历史前进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二十三年后，晋国也开始铸刑书，此后，成为各国之通例。历史事实证明，子产的这一做法不仅没有使郑国败亡，反而使郑国更加稳定。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公布成文法为后来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为实行法治必须以公布成文法为前提。《刑书》不仅对普通民众有约束力，对执政官员的行为也有规范力度。至此，最起码从法律上对惩治滥用职权、贪污腐化有了依据和保障。
四、当代启示
子产的廉政实践及理论出发点虽然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对于数千年之后的今天仍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加强廉政教育建设
“苟利社稷，生死以之”是子产的名言，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谚云“打铁先得自身硬。”子产之所以能做到铁面无私、刚正不阿，首先是由于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自律素质。在当今社会，我们要加强廉政教育建设，规范各级执政人员的品德、行为，引导政府官员树立廉政的文化理念，从而实现对广大官员的党风党纪、廉洁自律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古至今，我国对官员的选拔任用都是“以德为先”。虽然道德因素具有不稳定的性质，它可能随时会因为外界其他因素的变化而改变。但正因为此，我们才更应该对此常抓不懈、警钟长鸣。若干部廉洁自律的品德出现了问题，再先进的高科技工具也会瞬间瓦解失灵，再完备的法规、监督机制也会被他们找到破绽、漏洞而加以钻营利用。因此，注重道德素养是廉政工作的首要任务。
其二，树立人民权力观念
早在数千年前的子产都已经具有一种开明的民主政治思想，时至今天，广大干部更要认识到“以民为本”的从政理念。要自觉转变观念，树立“公仆”意识，要认识到我们的权力和地位是人民赋予的。如同子产不毁乡校，要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与批评，要度量宽大，容得下不同的意见和批评的声音。因此要完善各种监督机制，将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吸纳到廉洁政府的建设中来。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是政府是否能继续执政的决定条件，这种信任，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建立，但要毁坏它，却是极其容易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千辛万苦，用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所换来的全国人民的信任，决不能由于贪污腐败现象而轻而易举地失去。只要我们坚持“一切为民”的执政理念，全心全意我为民众谋福利，我们就能永远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长久保持其执政党的地位。
最后，要宽猛相济，加强惩治力度
子产主张治国要“宽猛相济”，认为“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2]他对于贪污腐败的打击是极为严厉的。与之相比，我们现在的法规对此则失之过宽，再加上法外还有宥恕，这使得腐败成本过低，导致惩治腐败的法规威慑力减少。即便贪污数千万元，也很难判死刑，近年来，废止死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虽然“刑辟不用、宽松和谐”是我们向往的理想政治环境，但这需要全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我们离此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还是要吸收古代对于贪赃枉法的惩罚措施。对于贪污腐败的违法行为要用重典，从重处理。虽然，再严厉的法规都不可能彻底根除腐败，但却可以使执政者如临烈火、望而生畏，有效地减少腐败现象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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