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剧《都挺好》:新时代荧屏女性形象塑造

    鞠斐 王诚

    

    家庭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而家庭人伦关系一直以来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特殊地位,所以家庭伦理题材电视剧一直是中国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类型。其凭借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等优点,极易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家庭伦理剧即反映家庭伦理道德为题材的电视剧,往往以家庭为主要场所,视角对准家庭成员和亲属之间的情感纠葛。回顾中国电视剧发展史,每个年代都有优秀的家庭伦理剧,从20世纪90年代轰动一时的《渴望》《牵手》,到新世纪的《蜗居》《裸婚时代》《我的前半生》等,在当时都掀起了巨大的讨论。

    近些年中国电视剧领域迎来了一个潮流,即女性意识转向,许多文本开始以女性视角展开叙事,例如前些年热播的《欢乐颂》《甄嬛传》《北京女子图鉴》等,这些电视剧也被称为“大女主剧”。一般来说,大女主剧一定是以一位女性主人公为核心而展开的,其元素包含女主人公的成长、谋略、争斗、爱情、亲情等,且这位女主需要获得一定的权力、地位。[1]家庭伦理剧也响应了这个转向,近几年生产了《我的前半生》《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爆款女性家庭伦理剧。在这个潮流下,电视剧中涌现出一大批新时代女性形象。所谓新时代女性形象,一般来说,就是事业成功同时经济独立,拥有自己完整的世界观和明确的奋斗目标,感情观方面不纠结于传统思想中的“女大当嫁”而是追求爱情自由。这类女性往往有共同的外在特征:精明干练、高

    冷且自信。例如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唐晶和《欢乐颂》中的安迪。

    2019年初,电视剧《都挺好》引爆了国内荧屏,这部带有大女主色彩的电视剧呈现出与以往家庭伦理剧中截然不同的性别图像。主要男性角色苏大强、苏明哲和苏明成父子三人,成为冲动、无能和懦弱的代名词,剧中种种行为令人啼笑皆非。反观女性角色,理智、自信和独立成为她们的共同特征。其中苏明玉、吴非、朱丽是主要女性形象,她们一道在剧中建构起一个有统治力的性别团体,全面颠覆了传统观念中的性别形象。

    一、新时代女性的三重女性形象

    在《都挺好》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处理,已经摆脱了刻板、单一的僵化塑造,女性角色往往带有多重身份特征。剧中苏明玉和吴非、朱丽是重要的三个新时代女性形象,她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阶层,根据对她们身份元素进行审视,可以将她们分类为三种不同形象代表。

    (一)吴非——非典型家庭妇女

    吴非是剧中大哥苏明哲的妻子,与苏明哲一起定居在美国,二人共同育有一个女儿。她的身上可以明确标记出以下几个标签:1.母亲,2.留美华人,3.中产阶层女性。首先,母亲是吴非最独特的身份标签,它是妻子身份的升级,这个标签需要吴非负担起比“妻子”身份更多的家庭劳动。其次,留美华人是吴非在文化上的标签,作为华人她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吴非并不是美国长大的华人,而是新移民群体,面对陌生的文化环境,家庭对于吴非来说,是最具安全感的文化堡垒。这就是在剧中吴非极力反对苏明哲的“愚孝”行为,一直在强调自己“小家”的深层原因。最后,中产阶层是吴非在社会上的标签。“吴非-苏明哲”的家庭是一个标准的美国中产阶层家庭,这个经济定位来源于二人共同的经济收入。在苏明哲失业危机发生之后,中产阶层生活水准失去保证,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吴非重新审视自己的家庭定位和社会定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吴非展现出新时代非典型家庭妇女的形象,与传统家庭妇女的艺术形象有所不同,她的主体性更明确并且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但是,她仍被父权社会规定的女性责任禁锢,所以是处于新旧时代交界处的女性。但是她已经比传统女性更进一步,在寻找女性主体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二)朱丽——非典型妻子形象

    朱丽是剧中二哥苏明成的妻子,审视她的身份特征,可以辨析出以下几个标签:1.妻子,2.女儿,3.职场女性。首先,妻子是她在家庭中的身份,这个身份令她在剧中经常做出维护家庭尊严的行动,例如她极力要求苏明成给苏大强还钱。其次,女儿的标签是她在原生家庭中的定位,朱丽是剧中唯一一个出现完整原生家庭的女性,父母的庇护让她始终处于一种被保护的状态,所以她在剧中很少去承担家务工作,这是女儿身份赋予她的特权。最后,职场女性是她在公共领域的标签,她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工作体面且收入高,她的经济能力保证了她在家庭中“不做饭”的特权。

    朱丽这个形象与传统影视作品当中的妻子形象截然不同,她不被家务禁锢,有强大的经济能力。但是,朱丽的身上因为其女儿的身份,使她深受中国传统家文化的影响。尽管拥有经济能力,却极其依赖于家庭。比如离婚之后的朱丽,凭借自身的收入也能够生活体面,但是,她仍然渴望恢复自己原有的家庭秩序。所以朱丽可以看作为一个非典型的妻子形象,既有新时代女性经济独立的特征,又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她也是一个生活在现代与传统交界处的女性,她的身上其实反倒暴露出当下女性解放中面对的尴尬与冲突。

    (三)苏明玉——非典型独立女性形象

    剧情为苏明玉的“大女主”形象设定了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首先,在主观条件上,苏明玉拥有极高的智商,剧中曾提到她的学习成绩是可以报考清华大学,证明她的智商足以可以匹敌大哥苏明哲。其次,苏明玉是剧中唯一一个没有婚姻关系的女性,同时也没有子女和亲密的原生家庭。这三点是苏明玉能够成为“大女主”的重要客观条件,没有婚姻关系和子女,保证了苏明玉能够掌握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远离原生家庭,令她受到家庭观念的桎梏较少。

    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保证了苏明玉完整的主体性,仔细审视她身上的标签:1.女儿,2.职场女性,3.富裕阶层。其中,女儿是她在家庭空间中的身份标签,这是自然赋予她的身份,从她在剧中的行动中可以看出她在极力排斥这个标签。但是这个身份她无法彻底摆脱,这也是导致在剧尾她的独立女性形象被解构的原因之一。职场女性是苏明玉在社会空间中的标签,也是她最明显的身份特征,这个标签表示苏明玉拥有自己的经济独立。第三个标签是富裕阶层,苏明玉是剧中收入最高的女性,金钱是她能够在公共空间和家庭空间获得权力的最大保障。综合三个标签,苏明玉的形象逐渐明晰:精明干练、有事业雄心并且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和超高的经济收入,在社会和家庭空间中都能拥有男性平等的权利或者说凌駕于男性的权力。这个角色接近这些年电视剧里最常见的“大女主”形象,但是由于强调伦理关系的家庭伦理剧自身特点,在剧尾亲情原因导致她又回归到传统与现代的交界处,所以说她是一个非典型的独立女性形象。

    新时代女性的最大特点,就是拥有经济的独立性和对精神的更加独立自主。剧中三个女性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她们各具特点。总体来说,吴非、朱丽和苏明玉三者的区别,就是在物质需求和精神依赖的程度上各不相同,导致了自身主体性的明确程度也各不相同。这三位女性角色联手掌握了全剧的最高权力,对剧中男性角色进行了全方位的压制,她们是如何实现对男性的统治,这源于她们对传统父权体制进行的双重颠覆。

    二、性别形象的颠覆

    麦克道威尔认为,女性主义学者一直在致力于证明二元假设的错误性质,但是二元性别划分的概念,仍然是当代社会实践的关键要素。因此,女人及其女性气质的相关特征,被界定为非理性、情绪化、依赖且私人,和男人相较之下,接近自然而非文化,男性特质则被描绘成理性、科学、独立、公共且有教养的。一般认为,女人受到身体和情绪的摆布,男人则代表对于这些较卑劣特质的超越,是相对于女人身体的心灵。[2]女性形象在东西方文化中都被建构成为一种“他者”,这种建构往往认为女性是应当依附于男性的存在,不需要拥有主体性,更不要提拥有理性思考的权力。在《都挺好》中,传统性别形象呈现出惊人的倒置,以苏明玉为代表的女性统治团体以绝对的理性形象占据了传统家庭伦理剧作品中男性的位置,撒泼打滚、无理取闹、胆小懦弱这些特征赋予给了以苏大强为代表的男性群体。这种反转,使传统性别形象划分在这部剧中已经不再成立,崭新的、充满女权色彩的性别形象树立了起来。

    关于剧中性别形象的颠覆,首先简单分析一下剧中男性形象的表现。在剧中,苏家父子三人是主要的男性形象。首先是父亲苏大强,他是一个最典型的“女性化”男性角色,在妻子去世之前,处处受到妻子压制,在家中没有话语权,懦弱不堪,他对家中的每一笔花销都记得清清楚楚,细化到一根雪糕的钱也没漏掉,而在传统家庭伦理剧中记账这种“细心”的事情往往都是由女性角色来承担。在妻子死后,苏大强重获新生,被压制的本性得以释放,但有趣的是,这种本性仍然是“女性化”的。比如苏大强为了去美国与苏明哲居住,三番两次无理取闹,威迫苏明哲把他接到美国,自私自利和非理性成了丧妻后苏大强的形象特点。大哥苏明哲最大的形象特点是“愚孝”,这种“愚孝”已经上升到了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作为兄长的自我认知让他把“面子”看得非常重,正如剧中吴非对苏明哲的评价“打肿脸充胖子”。二哥苏明成的特点是“情绪化”和“非理性”,比如剧中他冲动殴打苏明玉和盲目投资,让他性格中的特点暴露无遗。

    反观剧中的女性角色的行动。首先是大嫂吴非在苏明哲失业之后,在家庭中承担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框架被打破,而苏明哲不愿意自降身份去做低一等级的工作,所以长时间在家待业照顾孩子和做饭,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家庭妇男”。随后,苏明哲为了自己的“愚孝”,做出一系列失去理性思考的行为,比如一时冲动接苏大强来美国,饭桌上顾及面子要求买三室一厅的房子等,远远超出了苏明哲自身的经济水平,这个时候吴非扮演起导师的角色,引导他理性思考去解决问题。在“吴非-苏明哲”的家庭里,吴非无疑是家中更理性的那个角色,这颠覆了传统家庭内部的男女形象。其次是朱丽,她相对于丈夫苏明成来说,责任心更强也更加理性。当朱丽得知自己和丈夫多年来收到父母的巨额补贴,非常羞愧,坚持要给苏大强还钱,但是苏明成对还钱的态度是非常抵制,最终在朱丽的劝说下,苏明成才同意给苏大强还钱。从这个桥段可以看出来朱丽在家庭责任感和家庭荣誉感上更胜于苏明成,“家庭责任”这个词是带有鲜明性别特征的,一般来形容家中男性居多。最后,苏明玉自身就是独立女性的完美形象,理性、独立并且非常有教养,与自家的父亲和哥哥们的愚昧幼稚相比,苏明玉全方位地占据了传统男性气概的所有优点,她比吴非和朱丽更加优秀,因为她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苏大强父子三人在剧中不断制造麻烦,全部都是由苏明玉来化解危机,她仿佛“无所不能”。

    分析完剧中性别形象的呈现,继续审视女性角色完成性别颠覆的导火索。这点可以从三位女性形象的共性说起。剧中三位女性形象的建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都经历了“灾难”的出现,“灾难”之后她们才开始踏上主体成型的道路。首先,苏明玉在成为剧中职场女性形象,源于大学时期与原生家庭的决裂,放弃了家庭的补助,从大学就开始自己赚取生活费。在生活压力下,苏明玉逐渐形成了独立自强的性格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灾难”,苏明玉才能够结识蒙总,从此走上职场道路。同样,剧中大嫂吴非的主体性显现也是源于自己家庭出现的“灾难”,即苏明哲失业,原先的中产阶层生活面临危机,所以她在不得不承担更多家庭责任,尤其是经济上也不得不用理性去规劝苏明哲的盲目行为,减缓家庭的经济压力。最后,朱丽面临的“灾难”是审阅完苏大强的账本之后,得知自己与丈夫一直以来啃老的事实,她开始对丈夫一家的关系重新审视。她也因为这件事更加努力工作,为家庭还债。

    剧中的女性团体通过自发性行动集体颠覆了麦克道威爾提到的社会实践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理性、独立、有教养是剧中女性群体的集体优点,虽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是这种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可贵的。女性群体对性别形象的颠覆自然会导致对性别体制的颠覆,传统的父权体制在这部剧中也面临了解构的危机。

    三、父权体制的颠覆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父权体制指的是父亲的法律,身为父亲的男人施加于妻女的社会控制。在女性主义学术研究较为特定的用法上,父权体制所指涉的系统将男人群体建构为优于女性群体,从而假定具有支配他们的权威。[3]父权体制或者说性别体制是从古至今形成的性别结构性关系,意味着男性拥有对女性统治的特权,这种特权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沃尔碧把性别体制分为私人父权关系的家务体制和公共父权关系的公共体制,她认为:“家务性别体制奠基于家户生产,这是女性工作活动,以及剥削女性劳动和性欲的主要位置,同时也以将女性排除在公共之外为基础。公共性别体制不是奠基于排除女性于公共之外,而是奠基于女人在受薪工作与国家结构,以及文化、性欲特质和暴力里的隔离和附属地位。”[4]根据沃尔碧对父权体制的分类,回视《都挺好》中的三位王牌女性,可以说是全方位地颠覆了沃尔碧关于双重父权的划分。

    首先,分别回顾剧中三位女主角对私人父权体制的颠覆,根据沃尔碧的说法,“家庭形式里的主要父权策略是排他性的,将女人排除于公共场所之外”[5],可以看出沃尔碧认为在私人父权体制中,女人被家务劳动禁锢在家庭空间之中,认为女性不应该介入公共场所,并且家务劳动被丈夫或者父亲无偿占用,比起年轻的女性,年龄大的女性似乎更容易进入私人父权体制。剧中大嫂吴非是年龄最长的女性形象,在“灾难”之前,她的戏份全部集中在家庭空间之内,但是在“灾难”发生之后,她开始从家庭空间走向公共空间,反而是她的丈夫苏明哲变成在家中做饭做家务照顾女儿的形象。苏明哲失业之后,吴非成为了那个从外部空间进入私人空间的那个人,苏明哲则成为了在家中等待“丈夫”归来的“家庭女性”。二嫂朱丽的情况与吴非类似,剧中苏明哲从看守所出来之后,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家照顾苏大强,做飯和做家务,等待朱丽下班回家向她抱怨苏大强和苏明玉,宛如一个“怨妇”。与此同时,朱丽恰好迎来升职,事业上顺风顺水。随后因为与苏明成吵架朱丽返回娘家居住,苏明成的家失去了“丈夫”朱丽,家中情况变得非常糟糕,苏大强被吓得离家出走住进了旅馆,最终住院。可见,苏明成才是传统意义上“家庭妇女”的形象,而朱丽更像是一个“丈夫”,在家中没有当权者“丈夫”朱丽时,整个家庭秩序是混乱不堪的。苏明玉的形像颠覆更为明确,她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空间,因为她并没有结婚,但是她有一个男朋友石天冬,有趣的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厨师,每日的工作就是做饭,而做饭和厨房,这在传统意义上是女性的专属名词。到电视剧后半段,石天冬就直接进入苏明玉的家中,担任起了照顾苏大强的责任,每日给苏明玉和苏大强做饭,仿佛一个“妻子”。苏明玉每日在职场中挥斥方遒,石天冬成为了苏明玉的“贤内助”。由此可见,三位女性从不同程度上颠覆了沃尔碧提到的私人父权体系,片中主要男性角色皆活跃在传统女性的地盘,而女性角色驰骋在传统男性的空间里,“妻子”与“丈夫”的角色在这部剧中完成互换。

    其次,继续审视剧中公共空间中的女性形象,沃尔碧认为:“因职业而位居较高的社会经济体的女人,比较可能涉入较为公共的形式当中。”[6]因为在剧中,占据较多戏份、有完整的职场关系的女性只有苏明玉一个人,所以对于公共父权体系的颠覆成为了苏明玉的特权。“公共形式的策略则是采取隔离主义和从属关系。”[7]公共形式的父权关系强调一种女性的附属地位和弱势地位,女性往往被隔离在高薪工作和高层之外,获取较差的报酬,同时强调男性统治制度,并且制定带有性别偏见的规则去规训女性。但是剧中,公共空间中的苏明玉是绝对的“男性化”存在,甚至反转了整个性别体制。苏明玉在剧情开始是众城集团分公司江南公司总经理,经历了与男性异己的搏杀,最终在剧尾成为众城集团的总经理。剧中她有一个事业伙伴柳青,是江北公司的经理,在级别上与苏明玉同级。作为分公司的负责人,他在面对公司重大问题上,没有独立解决危机的能力,经常需要求助于苏明玉。柳青这个人物形象带有鲜明的“女性气质”特征,冲动、非理性和依附性。比如剧末他造成的武汉账务危机,正是由于他的不理性和冲动导致了这场事故,最终也是由苏明玉出面化解了这个问题。所以柳青这个男性角色就像是苏明玉的忠实属下,依附于苏明玉而生存。另外一个关键角色是蒙总,他是苏明玉的师傅,帮助苏明玉解决很多棘手问题,是剧中少有的拥有男性主体意识的形象,但是在结尾,蒙总把自己众城集团的总经理位置让给了苏明玉,这个行为充满性别宣示意味,表明苏明玉已经是众城集团这个职场世界里的绝对统治者,没有任何男性角色可以凌驾于她之上。所以,剧中苏明玉颠覆了女性在公共父权体系当中附属和弱势的地位,取得了原属于男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地位。

    从以上的权体论述可以看出,这部电视剧中的女性角色对父权体制的颠覆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家庭空间还是公共空间。女性在剧中占据了传统父权体系中支配者的位置,相较之下剧中男性形象主体意识集体低迷,反而成为了传统男权视角中的“他者”。

    结语

    三位新时代女性角色在剧中完成了对男权体制的双重颠覆,但是必须认清,这种颠覆是存在理想化色彩的,电视剧内部呈现的只是一种拟态真实,尤其是苏明玉这个形象,可以看做是女权主义者的乌托邦想象。这种拟态真实让所有女人都认为自己已经具备成为“大女主”的能力,但是真实的社会和电视剧内的拟态真实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必须保持一种理智态度。换言之,不能因为“大女主”的艺术想象而忽略掉真实生活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都挺好》的热播表明了当下家庭伦理剧领域女性意识的觉醒,虽然带有理想色彩,但是对唤起全社会对传统性别观念的关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另外,正如电视剧结尾的剧情所暗示,极端独立的苏明玉最终还是回归到亲情伦理当中,这正是中国家庭伦理剧的最大法则,任何角色都无法逃脱,即使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参考文献:

    [1]李静.“大女主戏”的新走向及内在的性别焦虑[ J ].艺术广角,2018(05):60-64.

    [2][英]Linda Mcdowell.性别、认同与地方[ M ].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15.

    [3][英]Linda Mcdowell.性别、认同与地方[ M ].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21

    [4][5][6][7]Walby,S. Gender Transformations[ M ].London:Routledge,1997:6.